第四章
张彪在船舱中拿着一本周易，支起了船舱边的帘子，靠在窗边做出研习道义的样子。可惜他虽一直装模作样的坚持了半天，宋应星却也没有进来找他。倒是宋应晶好像要推门进来，但最后只是隔着门偷偷的看了看他，见他似乎在看书便退走了。
他今天心里极是得意又暗呼侥幸：在他的魔术箱里其实也是准备有石蕊和酚酞的，带着两种试剂目的都是为了玩些液体变色的把戏。一开始的时候，他还真没想到一个明朝的香主居然也会玩这套，不过他转念一想，石蕊广泛存在于各种地衣类植物中，而且早在 1300 年就已经被西班牙炼金术士提取出来了，十七世纪时有几个明代人会倒也不算离谱。
只可惜这样的话估计酚酞用处就不大了：廖耀湘供认说这个招式是白莲教的一个香主传他的，也就是说液体变色的把戏恐怕都是糊弄不了白莲教的中上层人物的。廖耀湘自己也承认说，他只是以为他的秘传招式被看穿了而已，真正令他不解的，还是水中火和水凝冰。
张彪听了暗暗发笑：金属钠直到 1807 年才由电解氢氧化钠制取出，明人当然不可能见过。至于制冰的硝酸铵虽然出现得更早一点，但也是二十多年后的 1659 年才首次被合成出来，更不用说放置硝酸铵的那几根透明玻璃试管是原装现代货。
只可惜这些东西都是用一点少一点，到时候回去了一定要让企划院开个口子合成一些常用试剂并且仿制一些现代的魔术道具。
之后宋应星又回到了他原本的坐船上，张彪从童贯那里得知宋应星对他有些兴趣，但看到张彪似乎在自己读书不想多话，便没有主动拜访。张彪心里暗呼遗憾，早知道就不装这个逼了。
但这样也不是全无好处：宋应星没有多话，那个衙差自然也不敢进来冲撞了高人，因此廖耀湘的处置也就悬在了那里。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收尾工作需要张彪来干：虽然廖耀湘被擒后，他手底下的难民们很快四散而逃，但还是有几个渔民执意跟着“仙人”，一路尾随在武昌站船后。张彪不得不出面装神弄鬼了一番，告诉他们日后还有“机缘”再见，几个渔民方才毕恭毕敬的离开。
到达南昌时已经是秋季，宋应星几天前便已和众人分手，临走前没有忘记邀请童贯和吉谏章前往奉新一叙。为了避免他们被小吏刁难，宋应星还给了他们一张自己的名刺。
下船前众人围坐在船舱里，徐天琦翻译了外事局通过起威镖局递送过来的最新加密信件，信件中透露穿越者和广东官府的战事已经完全结束，郭逸重返广州，暴露澳洲人身份带来的危害要小了一些。赵引弓、张应宸和鹿文渊也都分别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随信而来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四名已经完成了“伪装”训练的特侦队员以及一名情报员助理已经从广东出发，几天后将达到南昌，这几人还携带了电台及临高产电池、少量现代武器和贴身防弹/防刺衣，这将大大的加强武昌站众人在难民遍地的长江中游活动的安全性。大昌米行也开始筹备在九江开设分店的事宜，不过目前情报部还在广东寻找一个合适的“仲介人”，这个人既要与临高或大昌米行有生意往来，又要在江西能说得上话。童贯听到这里说：“没必要局限在广东找人，我看宋应星就不错；他在江西有较强的发言力，我们只需要把大昌米行介绍给他就行了。”
信件的最后还不忘提醒众人，起威在九江和南昌的分站都有一些资金库存，必要的时候武昌站可以动用，但一定要办好相应的手续。
此时的南昌已经有了一丝寒意，从袁州府顺袁江和渝水沿岸而下的难民漫山遍野，乡间的气氛异常紧张：现在已是接近秋收的季节，饥饿的难民试图从田地和仓库里夺取粮食，乡民们自然要保护自己辛苦一年的收成。因此路上所见是关防严密，各个村寨都已结寨自守，野外的田地里还有人放哨巡逻以防难民偷粮。一些县城的门前也设起了粥铺，施舍一些稀得可以照见人影的稀粥：这是为了给难民一些糊口的希望，避免他们在绝望的情况下打家劫舍。
南昌城就建在章江旁边，依靠着宋应星的片子和护卫的力量，童贯一行人很快就越过码头上的流民，进入了城中，找到了起威镖局设在城内的客栈安歇了下来。接下来几日童贯和吉谏章在李小刚的陪同下在城中进货卖货，不过因为外面的局势紧张，城内的生意很是萧条。连起威镖局都考虑暂停一段时间的业务——毕竟与这些到处流动的难民团伙“交朋友”不太可能，不理的话他们又随时有暴起的可能。想保证安全的话，每次护镖都需要带上大量的人手，还要承受伤亡抚恤，从成本上来说太不划算。
至于如何处理廖耀湘，大家起了一番争执：张彪认为可以趁机收服廖耀湘，借机在白莲教里钉下一颗钉子；吉谏章却认为此人有反叛朝廷的底子，是个标准的野心家，使用起来危险过大。但最后还是张彪取得了胜利，一方面是童贯觉得有个内奸在白莲教对自己一行会很有帮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补偿在九江时没有答应张彪去忽悠掌计的那件事。
得到许可后，张彪先是用改造的大号电台电池让廖耀湘享受了一下“掌心雷”的厉害。生平第一次坐上电椅的廖老头吓得心跳都要停止了。之后张彪又让廖耀湘服下了一颗神秘药丸，第一次服用时让廖耀湘腹痛难忍、上吐下泻不止，排泄物中还带有丝丝血痕。张彪见红色素加硫酸镁的功效不错，便一本正经的警告他说这是为了惩罚他的不敬之罪，本想直接把他交给官府，但“上天有好生之德”，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服用的“豹胎易筋丸”须得每半年服用一次解药，而解药的获取自然取决于他的表现了。廖耀湘早已被折磨得胆战心惊，听说居然还有活路赶紧是“甘愿做牛做马”，反正他之前给香主打工，现在也不过是换了一个主子罢了，何况新主子无论是法力还是背景都看起来还要更加强大一些。
收服了廖耀湘后，张彪便离开小队，自己一路冒险去了，为了安全起见，两个新来的特侦队员扮作被“神迹”折服的渔民跟着他。廖耀湘刚开始时倒是没有起疑心——他那天已经见过渔民呼喊张彪水神显灵——只是觉得这两个渔民略微有些过于孔武有力了，但想必也正是因为他们天赋异禀，才被这新上司收做随从的吧。
新来的另两个特侦队员和情报员助理则是装作一伙广东行商，在客栈与童贯他们“偶遇”，为了相互照应便相约一起出行。由于南昌离广东不远，广东商人并不少见，这个时节又是难民当道，大多数中小商人都是结伙外出，童贯他们自然也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虽说奉新县属于南昌府管辖，但从南昌府城到奉新县城仍有一百多里的距离。奉新属于江西的修水水系，并不与南昌所在的赣江水系相通，因此乘船的话须得通过鄱阳湖中转，距离较远。宋应星当时也是在进入修水水系前与众人分手的。好在这一带虽有小规模的丘陵起伏，但地面尚属平整，因此只花了两天的时间，众人便沿陆路来到了奉新县城。
奉新县城坐落于冯水与华林水交汇处之北，城南设有码头，可以直接通过泾水进入鄱阳湖。整个奉新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姿态：西面的米山、华林山、百丈山、毛竹山、桃源山等大型丘陵呈环形将奉新所在的一片平原包围起来。被包围的这片平原则是奉新县的精华所在，绝大部分的农田都坐落于此处。
童贯经过的时候看了一下，发现明代中期修建的一些水利工程的痕迹还在，但大多已明显年久失修，农田里稻子种的稀稀落落，年景看起来非常一般。但即使如此，路边还不时可见虎视眈眈的流民欲夺这尚未完全成熟的稻子充饥，护稻心切的乡民们则是拿着锄头在田边监视着。童贯等人和新来的归化民情报员也是看得唏嘘不已。
及进了城，乱世的感觉方才减轻了一些：奉新的县城是万历元年（1573 年）才由当时的知县陈雋动用公款修建，距今尚不到六十年，因此破败的感觉并不严重。由于有宋应星的名刺，加上路面不靖，奉新知县王倬然不仅提前告知了宋家童贯已经到达奉新的消息，稍后还派了一名下差替童贯他们做向导。
宋应星所住的位置在奉新东南的北乡，乡里只有两姓：宋氏和熊氏。听闻童贯应宋氏的邀请前来拜访，那名下差表现得极其恭敬，一路上还向童贯他们介绍起乡土人情。
还没进北乡，几座高大的牌坊便映入眼帘。“这便是‘三代尚书第’和‘方伯第’。”见到童贯似乎有点好奇，下差赶紧介绍起来。这“三代尚书第”是为了表彰宋应星的曾祖父宋景而设，宋景本人及他的父亲、祖父都被追赠为吏部尚书，故称为“三代尚书第”。小一点的“方伯第”牌坊是为宋应星的族叔宋国华所建，宋国华字霁山、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进士，累官至贵州左布政使，赠通奉大夫（从二品）。查布政使司是省一级最高民政机构，而以布政使为其主官，古时亦称方伯或藩伯，这就是“方伯第”一名的由来。
“这宋应星的家世如此之高，我们此行要打动他恐怕很难啊。”徐天琦私下对童贯说。
“并非如此，”童贯慢悠悠的说道，“宋应星正好经历的是宋氏最为衰落的两代——他的祖父本身很有才名，可惜 26 岁就去世了，留下个遗腹子，也就是宋应星的爹宋国霖。宋国霖一生科举不成，到了晚年才靠着家声补了个秀才。他们这两代，不仅人丁不旺，而且因为曾祖父宋景和奸臣严嵩有仇，因此在宋景死后被严党整得很惨。比如宋应星的启蒙老师兼叔祖宋和庆，中了殿试第六名，却不能留京，最后还被分配到广西柳州去当通判——当时那里正值壮族叛乱，于是当了没半年的官就辞官回乡了。”
“本来如果宋国霖这一生就这样平平稳稳的，倒也还能做个土财主富家翁什么的。”童贯接着说，他出发前往宋应星家之前便做好了功课，通过大图书馆获得了许多相关资料，“宋国霖的父亲死得早，又不是长子，所以分家时宋国霖分到的家产大概算个中等地主的水平。按记载宋国霖家本来雇有长工十余人，田地一、两百亩，还有水车和牲口等。“
“但是在宋应星的长兄宋应昇出生之前的两年，家里遭了很大的一场火宅，这场火灾使宋国霖继承的较豪华的大院房屋、家中浮财及万卷图书全部化为灰烬，以至于他们一家不得不暂时寄居在族叔宋和庆的宅内，再破资在废址上重新营造新宅，添置家俱、购置生产工具等等。这样便把平日积蓄的银两耗尽，甚且还要举债或变卖田产。不仅如此，他们还依然要按时向官府交纳越来越多的税银和各种“饷银”，因为他家现在是平民地主阶层，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因此从这以后，宋家的家境便象宋应昇在《方玉堂全集》说的“渐以萧条”。”
”到了宋应星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一个佣人也没有了，人人都要下田种地或是织布才能养活自己。“童贯最后说，”再加上宋应昇和宋应星的生母是小妾魏氏——一个农民的女儿，所以宋应星从小就对这类生产活动非常熟悉。“
宋应星一家对童贯等人的到来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使得自从伪装成商人起就一直饱受士人冷眼的徐天琦大为感动——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千万不要觉得知恩图报是天经地义的常理，在许多显要看来，你救他们只是“本分”、理所应当，没什么值得感谢的，更不会放下身段来和你交往。
宋应星对虚礼方面并没有太过于注意：他也是吃过苦的人，家境虽然在他和哥哥双双中举之后得到了好转，不过兄弟俩决意效仿曾祖父宋景考取进士，恢复宋家的辉煌，因此中举之后一直没有做官，现在在本地只能算是个中等地主。
为了提起宋应星的兴趣，这次童贯也是有备而来，提前准备了一下话题：即不虞暴露澳洲人的身份，又要显得对澳洲人的种种举动有所了解，还要恰到好处的在关键部分“搞不清楚”细节，吊起宋应星的胃口。
“承蒙大人抬举，待我等商贾之人尚且如此仁厚，童某行商多年，也算是见过一些人情世故，先生饱学谦虚，又仁义厚道至此，实乃我大明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只恨这无眼的考官…”这句话算是恭维和试探的开始，实际也是小组的共同看法：若大明都是如宋应星这般务实的儒生，也不至于搞得眼前这饿殍遍野、奸佞当权，徐天琦尤其感同身受，频频点头。
“不敢当不敢当。“宋应星只道是客套，也就推让几句并不往下说，想来他屡试不中也不快意。童贯于是打住了这话题，奉上准备好的一份礼单接着说，“童某此来，感念先生肯屈尊相见，又不吝赐教，童某一介商人，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但勉强也备了些澳洲小物件，想来先生可能感兴趣。”
童贯观察宋应星的神色，见他微微有点动容，“实不相瞒，行商之人，自是利字当头，但这几年游遍四方，只有这澳洲货，上可赠达官贵人，下可解百姓日用之需，于是在下也认识了一些贩卖澳洲货的行商，走些买卖，甚至在临高略略有过些奇异见闻。”
“本来若只是奇技淫巧，童某就不在这里耽搁先生时间了，只是这是有关农务耕作，柴米油盐的事，”童贯故意停顿了一下，见宋应星眉毛扬了一下，童贯故意卖了个关子，“童某虽读书不成，但是也知道，太平天下生意更好做，民以食为天，柴米油盐若不缺，百姓方可安居乐业，所以采买时也略有打听，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是却觉得澳洲贵农善耕，极善百工，想来这些消息先生也已知道，比我等有用。”
宋应星这下来了兴致，他最早是在书市见到这童贯的，起先交谈中觉得此人虽是商人，却不是那么市侩，还懂得来书坊“心向教化”，因此本身倒也算有些好感，后来感念相救之情，也就还了一礼，但是没想到，对方小小行商，尚还有些悯农贵耕的善念，也不枉相识一场，若是澳洲真有一技之长，他日能推广，岂不是农人之幸？“但讲无妨。”
童贯于是便拣了些现代农工方向的话题来谈。他知道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里就专门有农具、制盐、制糖的章节，恰巧这几样临高都有拳头产品，比起明代的货色有极大的进步，因此只需照实讲就能给宋应星以强烈的印象。他讲到临高的盐“白如雪，细如沙”的时候还特意偷偷观察了一下宋应星的表情——盐一直都是朝廷专卖，澳洲人制盐贩盐其实是严重的“不遵王法”的行为，因此他从中可以窥得一星半点宋应星对朝廷的忠诚度——或许是因为明末时法度松弛，贩卖私盐的小盐贩多如牛毛，宋应星看起来对澳洲人贩卖私盐并没有表现出敌视的态度。
宋应星果然是听得神往，尤其是对于澳洲人“极善百工”的部分，问得非常深入，连童贯都有些招架不住：虽然他对古代和现代的工业建设细节都有所涉猎，但他毕竟不是一线工人，大部分知识都来自书本，对一些具体的实现方法了解得不多，宋应星恰巧又专门研究过这些方面。还好童贯扮演的身份就是一个商人，因此基本都能用“见识浅陋”敷衍过去。
末了，宋应星感叹的说：“士子埋首四书五经，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如何而来；身着丝衣，却不知蚕丝如何饲育制造。澳洲人贵五谷而轻文章，岂非得了上古先贤的智慧？”
童贯见到时机成熟，便也附和了一声，开始按设计好的话题开口道：“小弟这一路行来，见到路边饥民无数；国家当以农事为本，惜流民却是衣食无着。”
这话正说到了宋应星的心坎上。一方面，这些难民勾起了他小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忆，也正是那样的环境使他认识到了功名的重要性，由此发奋读书，终于在乡试上一鸣惊人；另一方面，五次赴京赶考的经历又让他目睹了王朝的日渐崩坏，发现那些饱读诗书的士子们只会做些锦绣文章，根本不知道如何解天下于倒悬之苦，由此他才转而研究“实学”。
宋应星叹了口气，“愚兄也是知晓这地动的厉害，前些日子吾便已致信本地的父母官王汉章，请求开仓放粮，”——王汉章就是奉新知县王倬然，南直隶鄞县人，和宋应星同为举人，又和宋家交好，因此宋应星直呼他的字。“但前些年县里遭了灾，这几年朝廷又催得紧，不肯免粮，县里存粮却也不多。”
童贯装作不明白的奉承说：“大人高义！即便不成，心意已足矣——在下不才，却有一愚见：即便放粮也只救得一时之需，救不得万世；我观这奉新西部多山，多未开垦，何不让流民自去开垦荒地？若是如此，县里可得新粮，饥民亦可得存。”
这句话正挠到了宋应星的痒处——动用“实学”救国救民。他对水稻种植颇有研究，摇了摇头说：“贤弟是做商人的，却是有所不知：凡稻，土脉焦枯则穗实萧索，且其防旱借水，独甚五谷。奉新西北地瘠乏水，纵然‘救公饥’六十日长成，其穗皆虚。”
宋应星虽奇于澳洲的种种见闻，但在他眼里，童贯毕竟只是一个行商，不懂得国计民生之艰也不足为奇。他本想叫童贯看一看他所制的拔车（一种从平原往山地输水的小水车），顺便也讲一讲山区缺水之憾。却听得童贯答道：“…在下曾在广州一家米行见到过几种澳洲粮食，一曰土豆、一曰红薯，不仅产量多、不怕旱，而且用地少、劳力省，可于山地种植…”
宋应星一听就严肃起来：“以贤弟所言，此薯此豆真乃救荒一善物也！”童贯也赶紧添油加醋：“听闻海外贫瘠，临高亦一苦地，澳洲人多种土豆红薯，故灾荒年间亦可活万万人。”
“无怪乎南海边陲小地，澳洲人竟以为据。”宋应星深以为然。
童贯只是装得不懂，他何尝不知江西山区在明代时是无法种植水稻的！而且他还知道宋应星对土壤肥力犯了一个错误：水稻是耗水耗肥大户不假，山区缺水也确实会导致水稻严重减产，但江西山区的紫土其实十分肥沃，水稻长势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积温不足。单纯的改善水土条件，最多也就能种一季稻而已。相对来说，土豆和红薯在山区种植上则有绝佳的优势，童贯对此十分有信心，因为原本的时空里红薯自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引入江西后，立刻风靡全省，轻而易举的以此养活了三倍于明代的人口。
其实徐光启这些年来已经试图在中国推广红薯，他在上海的老家就曾试种红薯并取得了成功。可惜时值王朝末期，纵有好的事物也难以推广，徐光启死后他的工作也一度被埋没，因此江西直到清朝海禁后，随着福建的大批船民内迁才开始了解红薯这种作物。
沙船又一次航行在鄱阳湖上，不过和上一次相比，这一次的人员中缺少了张彪；比起离开九江时的遗憾和不满，众人的表情也明显兴奋了许多。
放在童贯手中的正是宋应星和宋应和的名刺。宋应星希望童贯能够联系上广东商号甚至是澳洲人，带来一些“红薯”和“土豆”在江西试种，如果速度够快的话，说不定成熟的土豆还能帮助难民们熬过春荒；即使赶不上，能够在山区种植的高产作物也绝对是“国家根本”。为此，宋应星还修书两封，分别叫人送给了他的两位老师舒日敬和邓良知，向他们阐述了自己心向“实学”救国救难的打算、以及引入“南洋济荒粮”的种种好处。于公于私，这两个在江西有较大影响力的缙绅都不会对此事过于刁难。
另外，由于古代的诈骗不比今日少，宋应星等人自然也知道商家自古是无利不起早，商行不会千里迢迢跑来干慈善工作。因此为了表现诚意，宋应星和奉新知县王倬然还联络了几家交好的南昌缙绅，写了一封私信，由王倬然和邓良知打头，说明将有一家粮行来江西种植‘济荒粮’，请求沿途诸地方予以关照，允许其“便宜行事”。信后盖有众人的私印。
“所以我们的下一步就是叫临高派大昌米行的人来喽？”吉谏章压抑不住兴奋之情，“不过我们能凭这封信插手进米行公会么？这只是封私信，不是公文。”
“我已经让起威用加急密电通知了外事局，”童贯答道，“宋应星是亲自耕种过的人，自然知道粮种引入不是简单的带几个种子就行的——怎么种、怎么耘、怎样进行田间管理、何时收获等都需要通过长期的经验才能见效，所以要想快速出成果救济灾民的话，直接引入一家有这方面经验的粮行是必须的。这信虽然是私信，但有时候私信比公文还管用——要知道即使在我们的旧时空，领导批个条子也经常比走法规程序要快得多。引入济荒粮是越早越好，因此靠着这信里的态度，在官面上我们会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
“不过这次在南昌还是太顺利了啊，”徐天琦感慨说“这次的这些大户都还挺配合的。”
“那当然了，”童贯说，“一件事办不办得成，看得就是发起的人和要做的内容。宋应星功名家世都有，大家又都知道他是个‘知农’的人，一般的乡绅不会不给这个面子。更重要的是，这件事符合大家的利益——救济灾民、稳定地方是所有缙绅都不会拒绝的；对于地方官来说也一样，要真是办成了这事，不说青史留名，最差也得有个上等的考评。”
“而且，”童贯这次却换了慢悠悠的语调，“说到底这帮子大大小小的官和绅们还不是一根毛都不用拔？跑腿的全是我们，他们只用动动嘴皮子就行了。不用掏钱就能解决饥荒，末了说不定还能把以前当做废地的那些山区都利用起来增加收入，如此惠而不费的事情，换谁都会愿意尝试一下吧？”
“靠！”徐天琦一拍桌子，“那最后我们还是被当棋子使！我觉得我们不用这么跑东跑西吧！我们不是已经把广东商帮的那些商号老板的信息交给外事局了么？直接按原来的计划，叫外事局或者贸易部找到中介人，然后让大昌米行开到九江来、加入广东商帮不就行了嘛？”
“要是没有宋应星的话，你说的那个早先的计划也是可行的，就是要周折得多。”童贯回答说，“你要知道这九江是两大商帮互相角力，我们先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广东商帮这一块。但就算我们得到了广东商帮的认可，还要过江西商帮这一关。江西商帮势力虽然要小于广东帮，但他们是地头蛇，有很多明的暗的来得方法来恶心我们：比如广东的米行来江西经商属于跨省经营，需要办理商籍才行——江西商帮只要走通县里的路子，有一百种合法的借口拖上个三年五载不给办好，直到我们的分店因为等不下去走人。我们当然也可以去走县里的路子，但如果我们在江西官场缺乏熟人的话，就只能像目前北京站那样靠洒银子来疏通关系，分店的运转成本势必要提高许多。”
“那有了宋应星他们的信也没用啊？信里的这几个人都是南昌的地主，管不到九江去…”徐天琦还是抱有怀疑态度。
“你忘了江西帮里有一派就是南昌派了？我敢肯定那些南昌商人的背后就有南昌本地大佬的影子。更何况‘救济灾民’这顶大帽子可厉害得很，一般的商行不会不长眼的来阻拦我们的，否则就是同时和灾民和本地缙绅作对，我们光是煽动下灾民都能把他们的店给拆了。“
”再说九江有 70 多家米行，多我们一家不会分走太多他们的蛋糕，再考虑到招惹我们的代价，估计大部分商家权衡之后都是捏着鼻子认了，“童贯说道，但接着他又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不过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确保所有人都会忍气吞声，这种情况下还敢出头为难我们的，恐怕都是后台极硬的商行头目。我们现在的靠山压根压不住他们，军队又不能过来对付他们。因此还是要做好预案，免得大昌米行来了以后陷入困境，进退不得。“
”那有什么怕的？特侦队过来突突突呗….“徐天琦一直是碾压流的拥护者。
“特侦队在小规模冲突中确实强大，但他们不是万能的，更不能滥用，”童贯觉得有必要制止这种神化特侦队的倾向，“长江一带的情形和雷州杭州、甚至登州辽东都完全不同。缺乏海军支援的情况下，特侦队在内陆的机动性比起在沿海区域有天壤之别。奔袭千里来对付这些王爷大佬手下的马前卒可没那么容易——“
说道这里，童贯喝了一口水润润嗓子，”即使到了现代，美军也要有完备的侦查和牢固的支点才敢千里奔袭搞斩首行动，我们可没有卫星地图，在波斯湾也没有航母编队；再说即使办到了，又怎么千里撤退？——大明朝廷对海权一无所知，海军也弱，但长江和大运河他们却是重视得很，朱元璋就是在鄱阳湖战胜陈友谅起家的。他们要被惹急了，直接在南京的江面上用火攻船或是铁索拦江也不难。最后还有一点：办米行的目的是在这里收米和搜集情报，杀了王爷的小弟惹得王爷震怒，这些工作还能做得下去？”
吉谏章赶紧出来替徐天琦辩解，“特侦队只是不得已的选择啦。我们可不会傻到明着和那些大佬对抗——一旦打入行会，就是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了：用澳洲货作为诱饵，要么煽动小商会一起对抗大头目，要么我们也顺着商帮的路子独自去勾搭那些王爷大佬，到时候随机应变就是。最后等我们势力强大了，再把那些敢和我们作对的米行全部傀儡化或是一口吞下，尤其是那个什么孙立人的铺子！”吉谏章觉得有雷州糖厂的先例和澳洲货的吸引力，经营个米店的难度并不大，最后更是露出了一直以来的“野心”。
似乎还不满足于之前的想法，吉谏章又兴奋的对童贯说，”其实不止是和我们作对的要吞下，到最后所有的米行都要‘联营’或者公有化，哈哈——另外，张彪说如果需要煽动灾民的话，就放心的交给他吧，而且关于你说的特侦队的支点问题，他还有个好消息：陈家寨已经完全落入了我们的掌控之中，现在急需临高培训过的人员来掌握局面，下次写汇报时得叫临高那边赶快送些人过来才是正理。“
也难怪吉谏章如此兴奋：张彪在南昌这一个多月的活动可以说是卓有成效。与武昌站众人分手后，他带着廖耀湘和特侦队员几个人直奔廖耀湘之前的驻地：廖耀湘只带了难民里比较精壮的男子出来打劫，老弱病残都留在临时的驻地，更不用说为了看管那些人，他还留下了三个老香主那里跟随他出来的教门力士。
不出意料，到达驻地时他发现驻地早已换了主人：之前逃散的难民头领以为廖耀湘必难幸免，于是先后回到了驻地开始抢夺不多的物资，不同难民团体之间还为此发生了争斗，最终来自醴陵的一伙难民首领蒋光头获得了胜利，堂而皇之的开始在这个小小的驻地做起首领来。
廖耀湘和张彪的共同到来很显然吓到了驻地里的人；那三个教门力士当即反水，蒋光头一伙见到大事不妙，只好仓皇逃走，把这些日子夺来的物资又重新拱手让给了张彪。
张彪现在的新身份是一位江湖高人，对白莲教是“仰慕已久”，因此和廖耀湘是不打不相识，愿意加入教中成为客卿。白莲教内部派系众多，教派之间虽有统一精神领袖，但其实并不相互统属。在江西主要流行的是其中的一支弥勒教，因此相对弱势的金禅教在江西的最高职位就是香主。而这为数不多的几个香主则统一受湖广黄州府的一个坛主指挥。当然由于距离过远、道路不通，坛主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因此香主实际上就是个独立的土皇帝，批准个客卿属于分内之职。
不过这个“土皇帝”目前的日子可不好过：金禅教在江西的根基很浅，没什么乡绅愿意出钱供奉，更不会允许他们入寨歇脚，因此廖耀湘之前才不得不打起小村子和流民的主意，即便如此，威逼利诱之下的微薄所得也只能勉强糊口罢了。
看见难民们渴求的眼神，张彪心里有些难受：按他原定的想法，说服难民前往临高是到了湖广才开始的事情：汉口、长沙都可以沿湘水通过灵渠直达珠江流域，明朝对湖广西南和广西的控制力很弱，这一路上也没什么水关税卡，官面上需要摆平的地方只有灵渠一处；就是大大小小的湖泊巡检司多了一些。
但从南昌到广东走水路则需要通过鄱阳湖、长江和东海，路途遥远、沿途又多兵痞水匪，摆平各地官府之前，临高的船只也不可能大摇大摆的载着难民进出长江沿岸关口码头；走陆路则需翻越赣南粤北的山区，还要堤防强盗作祟；因此两条路都不能考虑。叫难民去投靠宋应星或许是一个办法，但宋应星不是富豪之家，没有那么多土地财产，也无力养活这许多人。
还好不久后童贯传来了好消息：宋应星已按计划被成功说服，决定在山区试种红薯。这些难民可以被安排成为第一批试种红薯的对象，这样的话就不用转运难民了——只需要能让难民熬到第一批红薯收获的时节就行。
经过之前的几场混战后，驻地里剩下的难民数量还有大约一百人，以生存所需的最低标准来供应粮食的话，消耗倒不算太大，如果能组织他们捕鱼的话，自给程度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于是张彪秘密的派人从南昌镖局提取了少量粮食和物资，暂时满足了难民所需。至于“变出”粮食的过程中自然再度彰显了大师的“高深法力”，连三个力士都被洗脑成功，这些不必多说。
廖耀湘也在这个过程中又一次被张彪所折服。他早先其实怀着看笑话的想法，本想看看这个上司是如何被他也解决不好的粮食问题所困扰的，却没想到这个上司竟然真有本事能搞到粮食！廖耀湘作为教门中层，是不太相信粮食会凭空出现的：——否则“天下大同”早就实现了——想必是什么人早就准备好了放在那里的？
但他又突然一个激灵：不管是谁准备的，能在这乱世中搞到粮食，绝不是区区一个云游方士就能办到的，其背后必有一个势力的支撑；那天在船上见到的其他人肯定就是这个势力的人！虽然还不知道这张大师背后的势力是谁，但如果自己好好干的话，或许还有出头之日，能再混上个香主什么的也就够了。罢了，既然自己的生死已经被操纵在他人手中，不如来点真材实料投靠。
当然，虽然廖耀湘脑中百转千回，但就算他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张彪的真正来头，他只是从张彪向他学习赣南方言时吐露的福建口音中判断出，眼前的这个张大师恐怕是哪个福建道门派来的探子。福建毗邻江西，又是白莲社的发源地，对江西有所图也是理所当然。因此，在咬了咬牙下定决心后，廖耀湘透露了他以前一直隐瞒的一个消息：他既然敢来江西，自然有所安排——而他原本的目标，正是南昌府东部进贤县附近、位于鄱阳湖南麓的陈家寨中的一个土财主陈明仁。
陈明仁从父辈起就是乡间恶霸，后来做了弥勒教的一个香主，但由于和弥勒教逐渐产生了裂痕，又看中了金禅教企图打入江西设立据点、却力不能及的特点，倒向了金禅教，还曾邀请过金禅教教众前去助拳。廖耀湘在湖广的那个原上司手下干活时曾经拜访过这个陈财主，与他颇有些合作关系。按他的原定计划，他会隐瞒自己已经反出老香主旗下的事实，假意前往陈明仁处相助，再排挤甚至杀掉陈明仁，一举吞并他的庄子，并以此为据，招兵买马，如此“大事可期也”。唯一忧虑的只是他缺乏班底，因此他一路上搜罗难民想收为己用，不料难民走得慢，几个头领又暗中掣肘，因此还没等难民见过血、收过心，他就已经被张彪抓了起来。
张彪听了不由得觉得好笑，虽然明朝目前已经病入膏肓，但凭借着“香主”的名头和一个土财主的庄子就想干出什么事业完全是痴人说梦。不过他知道，这种在现代人看起来滑稽无比的念头却是民间会道门孜孜不倦的追求了几百年的梦想。即使在王朝兴盛的时期，类似的起义活动也是不绝于耳，更不提现在正处的王朝衰落期了。何况这些人也不可能知道这个世界原本的历史：这些趁机起事的大小势力即使不死于南明和农民军之手，最终也会亡于满清的绞杀之下。
不过这个思路倒是一个好思路：反正那个陈明仁是个装神弄鬼的香主，又是乡间一霸，灭了他也算是为民除害，对张彪而言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更为绝妙的是：陈明仁的庄子夹于鄱阳湖和军山湖之间，两湖的水位枯荣消长，地形复杂，因此陈家寨不仅不通陆路，即使是水路，掌握不好航道的话也很容易搁浅。但这个寨子的位置又并不偏僻：只要把握清航道，陈家寨的船只可以通过鄱阳湖进入江西省内的绝大部分地点，甚至还可以通过九江口进入长江。因此陈家寨非常适合被建设为广州和武昌之间的一个中转据点，连电台这样贵重的管控物资也可以设在其中。
廖耀湘当年合作时就已经起了贪念想要夺取这个庄子，因此他这些年一直没有忘记暗中打探拉拢，又在与陈明仁合作的过程中默默记下了航道。但即便如此，由于庄子内外防御严密，河道险要之处颇多，可谓易守难攻，所以他才想到了“智取”。
张彪虽然对廖耀湘不切实际的“大志”嗤之以鼻，但毕竟廖耀湘对夺取陈家寨已经做过了相当程度的准备，如果按他所说的进入陈家寨，说不定还真能排斥掉陈明仁的势力。武昌站众人讨论后认为可以一试：在乱世到来的前夕，这样一个易守难攻的隐蔽据点可以作为武昌站的一个分基地存在。狡兔尚且三窟，作为一个在相对危险地区活动的小组来说，一旦武昌发生战事或者急需撤退，众人不必千里转进，而是可以将这个据点作为一个安全屋，坚守至穿越众救援的到来。不仅如此，从临高方面来看，这个据点位于武昌与广州之间，一些只能暗中使用的器材、物资、甚至特侦小队，都通过起威运送到南昌后再隐藏在这里，武昌站想要调度使用也较为容易——起威镖局只运送不藏匿是因为镖局毕竟过于明面，而且经营的主项都位于城市，不仅空间不够，人员出入的隐蔽性也比不上乡下。
张彪于是决定亲自前往陈家寨，为保证安全，他不仅带上了两名特侦队员和廖耀湘，又让三名洗脑成功的力士和二十多个难民里体质较好的人跟随。除此之外，李小刚、李大刚以及剩下的两名特侦队员中的一人还离开了童贯那边（童贯此时住宋应星家中，安全较有保障），潜伏在庄外的不远处，既可以随时冲入救人也可以接应撤离。
到了陈家寨附近，他派出廖耀湘前去知会陈明仁，一名特战队员扮作力士陪同监视。不一会廖耀湘就回报说，陈明仁已派出船只邀请大家前往寨中，随他而来的是庄子里的一个管事，他是廖耀湘的熟人，并且在廖耀湘拉拢下早已暗中投靠了金禅教。
前往寨中的水路曲折难行，水岸边一人多高的草丛更是暗藏冷枪冷炮的好地方，因此张彪不仅穿上了内置型防刺衣，还一路小心戒备。有心投靠的廖耀湘看出了张彪的谨慎：“张大师，我看这寨子外围的防卫似松实紧，管事说陈明仁这次的邀请也特别心切，必然是有求于我们。”
进了寨中，张彪才发现这陈家寨是一个典型的江西土围子：外围土墙坚实封闭，遍布射孔，没有开窗，四周的楼房合围中心内院天井，天井里有井水可供饮用，不虞断水之愁。在四角还设有碉楼，碉楼有望楼，高出围屋一层，构成了防御的制高点。整个陈家寨由两层这样的土围子构成，陈明仁就住在内层。
张彪看得暗暗心惊：这外围修建得只算一般，墙面凸凹不平，以伏波军的水准，即使不用大炮也能攻下；但内围却又比外围高出了一截，墙体也明显更加完整结实，最上层还有包砖，不易攀爬，不动用大炮或者炸药恐怕会很难突破。而寨子外面水路崎岖，又有几处水特别的浅，大炮很难运得进来——难怪陈明仁竟敢以此为据在弥勒教和金禅教之间游走，也难怪廖耀湘见过这里后便一直念念不忘。但他却是不明白：以这样的地势，除非使用炸药炸开大门，否则就算是几百人的攻击也绝不可能造成什么威胁，陈明仁为什么还会有求于自己一行人呢？要知道高爆炸药是临高独有的，江西可不存在什么可以强攻下陈家寨的民间势力。
带着这样的疑问，张彪又沿着中轴线穿过了重重叠叠的三层围屋，进入正堂见到了陈明仁。陈明仁有着在南方较为罕见的高大身材，皮肤黝黑，脸上肌肉蛮横，典型的恶霸地主形象。见到陈明仁后，张彪才有所领悟：陈明仁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邀请他们赴晚宴洗尘，陈明仁身后却有一人对他这一行人不冷不热、隐含敌意，张彪后来才得知此人是陈明仁之弟陈明义——陈明仁甚至都没有将陈明义介绍给他们。
询问廖耀湘后才知道，原来这陈家父辈当年发迹以后，又与弥勒教勾结起来贿赂邬子寨的军头，霸占了鄱阳湖南麓的渔场，从中分润了诸多好处。虽然陈家并不信什么教，但为了拉拢陈明仁的父亲，弥勒教还是分给了他们一个香主的头衔。
勾结中的双方自然是各怀鬼胎，随着合作时间渐长，弥勒教开始渗透进了陈家寨，陈家的上一辈死后，在弥勒教的暗中攻势下，陈明仁的弟弟陈明义受到了蛊惑，渐渐的在他们的支持下开始挑战陈明仁的地位。陈明仁于是转投金禅教，并借助了金禅教的势力压制陈明义，还找借口清洗掉了弥勒教安插的若干棋子，而廖耀湘便是在这段时间里和陈明仁联系上的。
“看起来，陈明义不甘心失败，想必最近得到了弥勒教的助力，又要蠢蠢欲动了。”吃完晚宴，安歇下来后，张彪若有所思的说。“外敌易御而内鬼难防，陈家中想必还有些人属于中立派，所以争取我们的帮助对陈明仁而言十分必要。”
“大致如此，”廖耀湘回到，他觉得这位张大师私底下讲话的措辞都十分奇特，或许是练习某种特殊的法术口诀所致？他小心的看了张彪一眼：“请大师示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原本的打算是什么样的？”张彪反问道
“打算？在下本想得就是挑拨兄弟互斗…”
张彪不禁为之绝倒，反正按廖耀湘的想法，时间多得是，只要挑拨起兄弟相争，双方就都不得不争取他的立场，而他居于中间，带的手下又多，再慢慢的收买寨中人心，过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找个机会夺权了——至于那个机会在哪，他还没来得及思考。
“不过寨子里已经有些人——包括前面见过的管事和寨子的弓术教习——都已信了我金禅佛。”廖耀湘补充道，末了他顿了一下，又赶紧说：“但是叫他们改投大师的宗派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倒是可以利用的地方，张彪想到，可叹这陈明仁前门驱狼后门进虎，虽然弥勒教在寨中的势力被削弱，金禅教徒却又多了起来，一旦我们夺取了这个寨子，还得下大力气好好整治这里的教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