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把士绅阶层和“儒家”搞混，某些元老还有很多其他荒诞的批儒言论。 一是用儒家的逻辑“反儒”。¹ 甚至很多元老可以一边从正面的角度背诵、引用四书五经里的段子和概念，一边批判四书五经；一边从正面的角度背诵、引用孔子的言论，一边批判孔子。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是，虽然中国近代和现代多次发生批判儒家的思潮，但儒家文化从未真正远离中国的教育、文化、政治。现代中国的语文教育、政治教育、中考、高考、公务员考试以及政治宣言，依然涉及一部分儒家文化的内容，只不过多数人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这些“古文”和汉语概念来自儒家。

例如现代中国人大多知道“申论”考试，却不知道“申论”的概念来自孔子的“申而论之”；提到“横渠四句”，多数中国人只会想到 21 世纪的中国某领导人，不会知道“横渠四句”出自北宋大儒张载。

甚至某些人明明知道某些言论来自儒家，也说不出这些言论有啥不对，依然把儒家文化骂得一文不值。例如《学习强国》开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其出处是记载孔子言论的《论语》，有过义务教育经历的中国人都学过，也没人说这句话有啥不对，但还是有元老觉得儒家文化一无是处。

至于为何中国的教育、文化、政治一直存在儒家文化的残留，一是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相比外来文化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容易引发现代中国人的心理共鸣；二是因为“路径依赖”——旧知识分子和近代汉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新知识分子和现代汉族又深受旧知识分子和近代汉族的文化影响，新旧两代人之间不断以师生、父子、母女之类的关系间接而持续的传承儒家思想。虽然在传承过程中，每一代中国人都会摒弃不合时宜的儒家旧思想，但同时也会继承能够继续在新时代生存的儒家“旧思想”。例如“以德报怨”的腐儒思想被批判，而孔子“以直报怨”的本意没人会反对。 “路径依赖”方面，最有意思的案例是现代汉语词汇的来源。“政治”、“经济”、“宪法”、“共和”、“法律”、“封建”、“社会”、“科学”、“细胞”等现代汉语词汇大部分来自近代日本，而近代日本的汉语词汇，大部分又是明治维新时日本的儒家学者引用自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因为这些日本儒家学者利用儒家典籍翻译的现代词汇相比“德律风”（英语“电话”的汉语音译）等西方词汇更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所以迅速在中国普及。

儒家文化，实际上在东亚文化中起到了西方文化中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作用——现代西方各国的很多专业词汇，大多起源于古希腊文、拉丁文。例如“电话”的英文拼写是“telephone”，这个词的前半部分“tele”来自希腊文前缀“远处”，后半部分“phone”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说”。

简而言之，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东亚人和西方人不约而同的选择“翻故纸堆”，用旧时代的“语文”解释新时代的新概念。²

如果中国人真的彻底抛弃儒家文化，恐怕连说话都可能成问题，最后只能像“假洋鬼子”一样，用英语等外语词汇取代汉语词汇，说着不中不洋、类似“协和语”的奇怪语言。 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老一代的逝去，很多概念的释义都会跟着发生变化。就算没有发生变化，新一代的人也大多不了解自己思想的原始出处，这就是近代中国文化“去儒化”的社会基础。例如“昭和”这个词，大多数现代中国人都不知道其原始出处是儒家典籍《尚书》，不知道其本意是“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只会想到“军国主义”、“招核”的新概念。

然而问题是，目前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而是十七世纪的中国。很多段子和概念元老不知道出处，但那些儒生出身的归化民知道。

眼看首长们一边偶尔说着“圣贤名言”，一边把“圣贤”批判得一文不值，他们不禁觉得某些首长的脑子有问题，或者觉得某些首长喜欢“欺师灭祖”。就好像在 21 世纪，中国深圳以南某地的中二青年一边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边又大肆咒骂这句话的作者及作者所在的组织，让广大中国人民非常鄙夷，觉得对方又蠢又坏。

这也是为何布特对其他元老强调，在对归化民进行引导、教育时，要“以儒释教”，用儒家的概念解释现代概念。因为现代中国文化，本身就跟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

与其用儒家的逻辑“反儒”，引发归化民干部的诧异与不解，不如遵循人文科学的客观规律，用归化民可以理解的“儒家语言”让归化民加快理解元老院的新思想，既省力效果又好。 二是将儒家文化与封建主义、孔子、孔家挂钩。³

这些元老不知道，早在明代中期，儒家泰山学派的一代宗师李贽，就已经在以“正儒”的名义批判孔子、反封建。

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也不是真正“批儒”运动，而是类似李贽的“正儒”，以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形态批判以“孔教运动”为代表的封建复辟，指出孔教运动是“阳祖孔子阴祖耶稣”，是披着儒皮的中国版基督教，并提出“打到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

至于孔子本人被批判，要到新中国成立后，批判孔子是为了映射批判当时国内的某些人。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中国人大多只知道“打到孔家店”的前半句，不知道“救出孔夫子”的后半句。

三是因为历史上有很多自称“儒家”的地主士大夫投靠了蒙元、满清，近代自称“儒家”的满清官僚没能挡住西方列强的入侵，就认为“儒家不行”。⁴

这些元老不知道，满清和蒙元的“异族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少数”，在西方国家则是“家常便饭”。

欧洲国家，除了北欧三国和中世纪的苏格兰，其他国家都是类似蒙元的“异族统治”并延续至今。英国查尔斯王子至今拥有合法的“初夜权”，只不过从未实际行使过。

这方面最想让布特吐槽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三年，英国的年轻贵族差不多被德国人杀光了，英国人才意识到自己的国王是德国姓氏有点不对劲。然后在 1917 年，英国王室改姓温莎，英国进入温莎王朝时代。

中国在近代遭遇的屈辱，近代大部分西方国家和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也都经历过，谁也没比谁强到哪里去，而儒家文化圈中也有日本这种快速工业化的典范。 四是有元老说儒家都是“文瘸”，甚至说孔子是“文瘸”，把儒家等同于不懂科技、军事的文人书呆子。⁵

这种言论已经荒诞到连部分元老都看不下去了，因为与张岱的谈话，现在很多元老已经发现明代的很多儒生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文弱”。

五是很多元老将儒家和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划等号⁶，并且幻想通过废除科举制度和“批儒”使士绅失去免税特权和对基层的统治。

这种元老实际上不是想真的“批儒”，而是想“反封建”，却选错了路线。

他们往往一边批判儒家，一边反对土改，想要拉拢地主阶级。幻想不进行“土改”，仅靠“废除科举”和“批儒”来达到反封建的目的。

但事实刚好相反，封建势力统治的根基根本不是儒家文化，而是以土地为主的私有财产。有足够的土地和财富，才能收买足够的文人和武装人员，为封建统治提供思想和暴力两方面的保障。

封建性的儒家文化仅仅是依托于封建经济的“思想武器”之一，而非封建制度本身，如果儒家思想不好用，封建统治者还有道教、佛教、一神教等多种思想武器可用。就好像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统治根基，是庞大的私有财产，而非“自由民主”思想，如果“自由民主”思想不能麻痹工人阶级，他们还可以选择“法西斯”、基督教等思想武器。仅仅反对“自由民主”，并不能起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反而会引发大多数西方群众的反感。

至于科举制度，类似于西方的“民主选举”，仅仅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合法掌权的政治游戏规则而已——依靠经济优势，富人很容易让自己的子女获得教育优势和“明星”优势，不管是考科举还是参加选举都很占便宜。唯一的变数，是有一部分“中产”通过个人努力和豪门的支持也通过了科举或选举。不过这类人总体上是少数，而且大多是豪门的代理人，对大局无碍。通过联姻，这类人也很快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在 17 世纪，有很多像萧占风这样无权无势、几乎一无所有的“穷秀才”；同时，连秀才功名都没有的富“员外”、军事地主，却有权有势，能控制社会基层，拥有不交税等各种封建特权。这充分证明了科举功名和财富，到底哪一样才是士绅统治社会基层的关键。 另一个明显证据是：在旧时空的民国时代，没有科举制度，儒家文化也在五四运动前后饱受批判，但民国乡绅的各种特权不仅没有受损，反而扩大了，出现了“县长可以杀，乡贤可绝对惹不起”的情况。⁷

某些元老的批儒反封建路线，其实是“白左”的路线——幻想在不改造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改造社会。然而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白左”是无法动摇资产阶级统治的。同样，不进行土改，幻想通过废除科举和“反儒”来反封建，纯属意淫。

至于某些元老对“地主”的幻想，则是搞不清“封建地主阶级”、“农业资产阶级”、“自耕农”三者的区别。受旧时空现代西方农业生产模式的影响，他们误会西方式“大农场”是先进的生产方式，误会西方“农场主”是“地主”兼“农业资产阶级”的性质。

实际上，西方“农场主”既不是“封建地主”，也不是“农业资产阶级”，而是“自耕农”。西方式“大农场”与中国的小农一样，是“分田到户”的“家庭农场”，只不过人均耕地面积比较大，但盈利并不多，实际收入未必高于雇佣的季节性短工，而且像中国的很多“夫妻老婆店”一样经常破产关张，因此属于自耕农阶层或小资产阶级。

而真正的“封建地主”的性质是“诸侯”、“领主”，不仅控制大量佃农作为劳动力，并且有私营武装，相当于现代“黑社会”的实力，黄守统这种军事地主就是典型。最起码也得像刘大霖那样，当“海贼”登陆的时候，可以间接指挥多个村的“团练”去“围剿海贼”。

至于“农业资产阶级”，主业也不是种田，而是提供农业贷款，向农民销售良种、化肥、农药等农业资材，收购和销售农产品。通过贷款利息和工农业剪刀差剥削“农场主”和农产品消费者，甚至可以通过控制“农会”等行业协会控制农民的经济自由。在临高，真正的“农业资产阶级”只有“天地会”一家。

布特感觉，很多元老之所以幻想通过废除科举制度和“批儒”来废除“士绅特权”，其实是“以己度人”，错用旧时空现代的经验。

因为很多元老在旧时空是社会底层出身，对于“往上爬”的理解和可行性通道仅限于读书、考试，所以就以为那些士绅也是这么爬上来的，误会那些士绅是单纯凭借科举考试拥有一切。 实际情况是，明清时期真正的社会底层大多没机会读书，与科举无缘。想要考科举，最低限度也得是富农、小工商业者等“中产”家庭出身，或者依靠宗族或豪门大户的资助，而且大多数“中产”家庭出身的读书人只能成为“穷秀才”，想像范进那样中举成为人上人，其成功的概率类似买彩票中大奖，根本不是主流。而对于真正有钱人家的子弟，不仅考上科举的概率比“中产”高很多，就算考不上科举也可以通过“捐官”或办“团练”实现特权合法化。

民国的历史也证明，废除科举和批儒对真正的世家大族毫发无损。

布特感觉，很多元老其实根本不想认真分析儒家的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是想发泄自己在旧时空积累的不满——他们对孔家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不满，对文化汉奸、卖国买办势力的不满，对富人为富不仁、偷税漏税的不满! ……

“布先生，李先生已经讲完课了，请布先生上台赐教！”谢弘诲的声音打断了布特的回忆与沉思。 布特起身，看向谢弘诲，说道：“在讲课之前，我想先让粟泉书院的诸位学子，见识一下大宋儒生楷模的风范！”

Footnotes

1. 详情参阅《家天下、师门、乡党——浅谈儒家的政治组织本质与明末的斗争》第四节第一部分。 ↩

2. 详情参阅知乎问答《如何评价“日文里有汉字，没学过也能大概看得懂”这类说法？》中“安森垚”的回答。 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769704/answer/750162935 ↩

3. 详情参阅《家天下、师门、乡党——浅谈儒家的政治组织本质与明末的斗争》第四节第二部分。 ↩

4. 详情参阅《家天下、师门、乡党——浅谈儒家的政治组织本质与明末的斗争》第四节第三部分。 ↩

5. 详情参阅《家天下、师门、乡党——浅谈儒家的政治组织本质与明末的斗争》第四节第四部分和第五节。 ↩

6. 详情参阅《家天下、师门、乡党——浅谈儒家的政治组织本质与明末的斗争》第五节第二部分。 ↩

7. 详情参阅“党人碑”的文章《民国豫西土匪就业指南：县长可以杀，“乡贤”可绝对惹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