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骑在课堂上大谈“军国主义儒学”之际，布特正坐在书院的庭院中，一边扫视着自己带来的“大宋儒生楷模”，一边回忆着几年来自己与其他元老争论儒家是非的点点滴滴。

批儒，布特原则上是不反对的，布特原本也是非常热衷于批儒的。但某些元老的批儒言论，荒诞到让布特大跌眼镜；某些元老的批儒动机，天真到可笑。

首先，很多元老把士绅阶层和“儒家”搞混了，以至于每次布特给儒家辩护，他们总是怀疑布特要站到士绅一边，就算是支持布特的元老，也误会布特想“统战”士绅。

实际上布特醉心于“土改”，比绝大多数“反儒”的元老更急迫的希望旧士绅阶层“消失”，他之所以替儒家说话，目的之一是不希望某些元老的“反儒”言论影响归化民干部的“军心”，不希望归化民干部因为某些“误会”而去“天诛”某些元老甚至整个元老院。

很多元老压根没意识到，此时贫困、无权无势的底层“读书人”，占到了“儒家文人”这个群体的一半以上，同时这个群体也是目前元老院归化民干部与归化民教师的“主力”，张兴教、萧占风、李子玉、曾卷、袁述之等人就是元老院干部中儒生的代表。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归化民干部需要识字和懂普通话，而原本就识字和懂明代“官话”的土著“读书人”，相比其他归化民更容易达到这一要求，更容易脱颖而出被提拔。明代的繁体字、“官话”（发音参考现代中国的|“西南官话”）虽然跟简体字、普通话有一定区别，但转变起来比只懂方言的文盲要快很多、容易很多。

在明代，跟“读书人”同样符合干部资格要求的汉人世俗群体，只有文化水平较高的旧军官、工匠、商人，问题是这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同样自认为“儒”，以“儒将”、“儒匠”、“儒商”自居¹。骂孔子的李贽，传播天主教信仰的利玛窦，都自称“儒”，也都被这个时代的人承认是“儒”。甚至某些原先是文盲的归化民，在“扫盲认字”之后也自认为是“儒”，或者被土著称为“儒”。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明代群众眼里的“儒”，跟现代完全是两码事。从汉代至清代，中国文化处于“泛儒化”的状态，跟旧时空“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去儒化”的时代完全不同。

某些元老提到儒，想到的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废柴，尊孔的旧文人，将儒视为“文科生”、“文瘸”、“反动”、“腐朽”、“落后”、“古老”的代名词，将“儒”的概念与科举考试、文官、缙绅、封建社会、农业社会等概念挂钩的。

而明代的人提到“儒”，想到的是有文化、有见识的世俗知识分子（明代不“世俗”的知识分子是和尚、道士，儒、释、道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跟有没有科举功名、是不是文官或缙绅，全都没有必然关系。

明代广义上的“儒家”是类似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而狭义的“儒家”是指教师，“儒业”是指教育行业。布特有个“妾室”叫杨映雪，自称“儒家贫女子”、“寒儒女”、“贫儒之女”，对布特说自己“不忘儒业”，因为她父亲是一个私塾教师。布特还记得，她给自己写的情书中写道：“……奴也是，寒儒门第身清白，不比寻常以下人。叹息微身年十五，寒儒门第未联姻……”²

至于目前统治明代基层的缙绅阶层，明代底层群众的第一印象反而不是“儒家”，而是“官家”、“老爷”、“员外”。因为在明清时期，在底层群众面前最喜欢强调自己“儒家”身份的人，往往是像孔乙己这样无权无势的底层读书人，还有杨映雪这样的底层读书人子女，给底层群众以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除了“儒家”的身份，一无所有，不像缙绅阶层可以吹嘘自己的爵位、官位、科举功名。

就像明代底层群众忽视缙绅阶层的儒家身份一样，很多元老对非缙绅阶层的儒生是直接忽略的，以至于当布特提醒他们像张兴教、萧占风、李子玉这样的归化民干部也是儒生时，居然有元老说只有举人以上才算“儒家”，秀才、童生和没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不算儒家，并且把李子玉的身份定性为“军户”。

呃……，依照这种逻辑，孔子恐怕就不算“儒家”了，因为孔子也没有科举功名，而且他父亲当年是鲁国著名的猛将，孔子本人也可以算是非常能打的“军户”。明代的进士，恐怕也有超过三分之一不算“儒家”，因为这些人是“军户”或|“匠户”出身。实际上以人口比例论，“军户”、“匠户”家庭的子弟考中科举的比例是超过“民户”的。例如明代“军户”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而“军户”进士的比例却达到明代进士总数的三分之一。

最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统治明代基层的缙绅阶层，大部分并没有举人以上的科举功名。例如临高县有举人以上的科举功名的缙绅只有刘大霖一人，其余有科举功名的人是几十个秀才，而且那几十个秀才有一半是类似黄炳坤、李孝朋这样的缙绅二代，真正掌权的秀才缙绅才十几人。临高的缙绅，大部分是类似黄守统、苟大这样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的军事地主。

在“文风鼎盛”的江南，虽然缙绅大多是“读书人”，但最庞大的缙绅群体则是“员外”。

什么是“员外”？在明代本意是指未通过科举考试的有钱人，花钱捐一个“员外”的闲职，算是有了“官身”，也就是“捐官”的概念。

不过布特觉得，“员外”更合适的定义是“生员以外”、比生员（秀才）的学历还低的豪绅。

换而言之，依照某些元老的“定义”，目前统治明朝基层的缙绅大部分并不是“儒家”。

布特心想：“很多元老对儒的概念，真的是严重脱离实际。不知他们何时才能明白，这年头自认为是‘儒家’的人，被广大群众认为是‘儒家’的人，大部分根本不是士绅阶级，而是与文盲群众同样深受士绅阶级压迫的底层知识分子，是元老院目前归化民干部的主要来源？”

总而言之，某些元老的“反儒”言论，如果放到现代，是类似没有前缀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臭老九”的舆论传播效果。提“反儒”不仅不会得到归化民支持，反而会引发某些土著的误解和归化民的迷茫。

因此，某些元老胡乱批儒的只言片语传出去后，很多土著和归化民都懵了。

不熟悉|“澳洲人”的土著，误会“髡贼是一帮对读书人有成见的大老粗”，熟悉澳洲人的归化民则会感到不解——“首长自己也是识文断字的读书人，为何这么恨读书人？”

有文化的归化民，尤其是归化民干部和归化民教师，纷纷在想自己或自己所在的群体哪里得罪首长了。认为自己不是儒的文盲、半文盲群众，纷纷议论那些“读书人”哪里得罪首长了？

布特“儒学大师”的名声一传出来，马上引起了很多归化民和土著的注意。而且穿越后很长一段时间，布特都在兼职培训归化民干部——跟杜雯的区别是，杜雯主要培训农村基层干部，布特早期主要培训成人扫盲教师和海警干部，近期重点培训城市干部，可谓“桃李满天下”。³

于是一些归化民，偷偷跑来找有“亲儒”名声的布特探口风。

“布先生，张（兴教）先生是不是犯了啥错，在文相那里失宠了？……”

“布将军，是不是有很多澳洲首长妒忌萧（占风）大人升任知府？……”

“布首长，我们这些‘公务员’刚被大宋朝廷录取不久，很多规矩都不懂，也不知哪里得罪了那些首长，请您指教！……”

甚至有归化民怀疑元老院要内讧，跑来问布特：“布将军，是不是因为芳草地里的‘儒家’首长（元老教师）整天发牢骚咒骂马相国，所以马相国一党的人怒了，想要清洗芳草地的‘儒家’首长？……”

……

对此，布特只得告诉这些土著归化民：“不要误会，那些首长只是对不忠不义的读书人不满，不是对你们有啥意见。在很多澳洲人眼里，只有不忠不义的读书人才是‘儒家’，对于忠于朝廷的忠义‘儒家’，我们澳洲人一般称为‘知识分子’。只要你们对大宋朝廷忠义，就不用担心……”

“为何会这样？”

“此事说来话长，还得从 100 多年前说起。当初在澳洲有很多读书人，打着孔夫子和‘尊儒’的旗号，满口仁义道德，却尽干些丧尽天良的事，不是窃国谋逆，就是通藩卖国。因此现在很多首长对孔夫子没啥好感，视‘儒家’二字为‘大恶人’之意。当时有点良心的读书人，都改口称自己为‘知识分子’……”

然后布特只能将中国的近代史，改编为简略的“澳洲往事”版本后，向归化民进行科普。

当然，布特并未告诉归化民，后来“知识分子”的名声也臭掉了，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既然其他元老暂时没有公开批判“知识分子”，布特也懒得跟归化民讲这个。

好在那些“批儒”元老大多是嘴炮，在海南岛并未实际搞过针对旧文人的政治清洗，那些归化民干部和归化民教师也未直接受到啥伤害，所以这场嘴炮风波暂时没闹出啥幺蛾子。

不过继续这么下去，天晓得将来会不会闹出“辛亥革命”——目前元老院的军警干部，和旧时空清末的新军一样，充斥着大量“落魄秀才”出身、受过元老院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一帮处于半旧半新之间、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旧文人。⁴

这类人不光要军饷，还想要“尊严”和“前途”。某些元老胡乱批儒，多多少少伤到了他们的感情，并使他们对自己在元老院体系内的“前途”产生了疑虑。尤其是个别元老，为了批儒或反对宗族，故意给自己戴“蛮夷”的帽子并沾沾自喜，连“我不是中国人”这种话都说出来了，真是嫌元老院不够“满清”！

Footnotes

1. 关于明代“儒將”、“儒匠”、“儒商”的情况，详情参阅《中国古代社会对儒将认识的演变》《不务本业：明代社会群体之角色转换与业余精神之勃盛》《晚明江南地区文化消费与儒匠的身份认同》《明代江南造物设计中士匠互动的再估计——兼述工匠精神》等相关论文。

   具体而言，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很多文人士大夫积极发展军事、商业、手工业等方面的业余爱好，有的人甚至把业务爱好发展为特长或主业。二是很多军人、商人、工匠积极读书学文化，努力给自己披上一层“儒”的外衣。 ↩

2. 原型为清代弹词《再生缘》里的苏映雪，苏映雪自称“儒家贫女子”、“寒儒女”、“贫儒之女”，“寒儒门第未联姻”等词句也是摘抄自《再生缘》。 ↩

3. 本人最早写临高同人的《海岸警备队的崛起》里，布特的职务设定除了海警部门二把手，还负责成人扫盲工作，并且在北朝临高论坛写过关于成人扫盲的规划。 ↩

4. 详情参阅《秀才造反与民国创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