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戴举人在牢里思考戴家未来命运的时候，张岱正与贾同在酒桌上边吃边聊。

酒过三巡之后，张岱问道：“贾大人，当年大宋光复琼州府之时，澄迈、琼山两县的百姓曾襄助大明何总兵对抗大宋天兵，大宋朝廷是否为此记恨澄迈、琼山两县的百姓？”

“为什么这么问？”贾同疑惑道，“我就是琼山人，我怎么不觉得大宋为这个迁怒过琼山人？”

张岱说道：“这些日子以来，余曾拜访临高、澄迈、琼山三县的多家大户。澄迈、琼山两县的很多大户抱怨‘土地累进税率制’不公，征税太重，而未襄助何总兵的临高大户却鲜有抱怨大宋征税太重的。此事令余记起，当年明太祖平定江南之时，当地的百姓曾支持张士诚对抗大明朝廷，遭明太祖记恨，被征重税。”¹

其实最早在跟白斯文谈话时，张岱就已经听说过澳宋“征重税”和“累进税率”的事了。但白斯文对“累进税率”的事没有多说，只是随口一提，更没提“累进税率”跟土地产权挂钩的细节，同时重点谈论临高的生意好做，税费虽然多，却比当初在广州做生意时赚得更多。所以张岱没把“征重税”和“累进税率”放在心上，很快就忘了。

后来跟刘大霖等临高政协委员谈话时，也有政协委员说过自己上提案，“要求废除累进税率制，以鼓励勤俭持家”。但同样没提“累进税率制”跟土地产权的关系，这句话也被淹没在其他政协委员对自己提案的议论声中，没有引起张岱的注意。

参观南海农庄时，农技员刘学笙说过，因为“累进税率”，他家曾试图走后门让首长们能高抬贵手，并愿意投献一部分良田。但当时张岱正在为绝大多数澳洲首长没有土地、不知该如何确定吴南海以外的“澳洲大户”而烦恼，依然没注意到“累进税率”的问题。

一直到游历澄迈、琼山时，除了“严刑峻法、动辄得咎、没有人情味”的司法问题，“劫富济贫”的土地累进税率制是澄迈、琼山两县的地主抱怨最多的事，在张岱面前反复提起，张岱才对“土地累进税率制”的印象深刻起来并了解到相关的细节。

张岱心想，同样有土地累进税率制，为何临高的大户没有像澄迈、琼山两县的大户那样大吐苦水？考虑到刘大霖等人是临高的政协委员，而吐苦水的澄迈、琼山两县地主大多不是政协委员，也没其他官身，张岱推测，要么是征税额有地域差别，就好像大明那边江浙地区的税率是其它地方的好几倍，要么是“政协委员”之类的“官绅”有优待。

却听贾同说道：“大宋对各县人民一视同仁，土地累进税率制的税率各县都是一致的。”

张岱又问：“不知大宋官府在优免官绅赋役方面又是如何做的？贾大人能否指点一二？”

既然贾同否定澳宋在税率方面有地域歧视，张岱觉得那就是“优待官绅”的缘故。

贾同正色道：“依法纳税，利国利民！你当在大宋当官是伪明那一套吗？大宋讲究官绅一体纳粮，我家也一样按照土地累进税率制交税！”

张岱“呵呵”笑了几声，说道：“大明的官绅原本也是要纳粮的，律法无情人有情，不知贾大人家里每年为朝廷纳了多少粮？”

与很多元老的“历史常识”不同，明朝理论上没有官绅“免税”的政策，官绅主要是免徭役，而不是免田赋等税收。后来徭役变成了交钱（给官府）雇人代服役，成了事实上的“人丁税”，所以给人以“免税”的感觉。这也是为何后来雍正搞“官绅一体纳粮”，是通过推广“摊丁入亩”的模式进行。由于一部分官员滥用特权，庇护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不服徭役，所以明朝制定了优免的规则，你是哪个品级，能免多少，都给你定下来，不能超。

田赋方面，明初能免税的仅限一小撮京官，目的是为了对冲京官微薄的俸禄，也有限额，免不了多少税。后来优免的限额逐渐扩大，到了正德年间一品官的优免额度是四百亩，万历年间达到了一万亩，但始终是有限额的，大部分官绅理论上多少都要交点税。

当然，条文是一套，实际运行又是一套。无论是徭役还是田赋，后来“优免”范围越来越大，限额基本上就是个摆设。再加上“拖欠”税收和诡寄、飞洒、花分、欺隐等种种钻空子的方法，明朝的官绅事实上不怎么交税了。

但依照法律，大多数明朝缙绅的“免税”不是合法的，性质其实是利用权势“逃税漏税”。不仅有官职和科举功名的人能“免税”，哪怕是没有任何官职和科举功名的地方实力派一样可以“免税”。1629 年，临高县衙就主动提出让穿越集团享受税收特权——表面上少交税，实际上不仅“免税”，还能倒过来赚七八百石的“耗米”。²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张岱并不对“官绅一体纳粮”的政策感到惊奇，只是怀疑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就算能执行，能坚持执行多少年依然是疑问。

张岱心想，贾同难道从不为家里考虑、从不在纳税方面找点空子钻？

谁知，贾同的回答大大出乎张岱的预料：“我家从不偷税漏税，每年收获的粮食要上缴三成！”

张岱又是“呵呵”笑了几声，抱拳作揖后说道：“贾大人这是要当海青天啊？请受在下一拜，不知贾大人的家人，是否以‘贾青天’为荣？”

贾同将酒杯往桌子上重重一放，盯着张岱的眼睛严肃的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都像伪明那样有太多的贵族、官绅、有钱人不纳税，政府就没钱赈灾和发工资，就会有很多灾民饿死或造反，失业或被拖欠工资的官吏、士兵也会造反，国家就乱了。到头来天下大乱，受苦的还是天下的百姓！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家里田多、粮多，就应该多纳粮，以确保政府有钱粮赈灾和发放俸禄、军饷。做征粮工作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回复那些粮户的！哪怕我爹为此抱怨，我也是这么说的！”

说到这里，贾同不禁回忆起去年自己刚刚出任“县主任助理”时的情景。当时贾同的父亲高兴的说，贾同有了官身，今后家里就不用纳粮啦。得知“官绅一体纳粮”后，父亲还哀叹——“什么？你没当官的时候，大宋的衙门就要我交粮，现在你当官了，大宋的衙门还要我交粮，那这官不是白当了嘛？……”

贾同毕竟是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并不把旧社会官绅不纳税的潜规则当成理所当然。同时正处于“叛逆期”年龄的贾同，也习惯性要跟父辈的思想反着来，于是就有了违反家庭利益、鼓吹“多纳税”的情况。张岱则早已过了“中二”的年龄了，比较重视家族的利益，“家天下”的思维浓厚，对贾同的那通说辞有点不以为然。

张岱心想：“官绅多出点钱粮赈灾确实是应有之义，但不该指望多纳粮给官府啊，也不怕那些多交的钱粮被贪官污吏给漂没了。就算那些多纳的粮食没被挪用或贪污，那也是大户出钱粮，官府冒功白得了名声，对多纳钱粮的大户颇为不公。这件事就该地方上的乡贤、大户自己办，或者先官府提出倡议，大户再响应号召捐钱粮，让灾民知道自己能活命，这里面也有乡贤、大户的一份仁义。”

对于让大户多纳税以确保政府发工资、发军饷，张岱倒是没啥意见，就是觉得贾同的态度太积极主动了，有当沈万三第二的作死倾向。

张岱心想：“贾大人的那通说辞虽大义凛然，却不通人情世故，也不知是谁教的。”

想到这里，张岱说道：“好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不知这番豪言，出自哪位大儒？”

贾同再次翘起二郎腿，得意的说道：“是首长教我的。”

张岱听后一愣，心想：“原来是大宋元老院为了多征粮搞出来的大义名号，还真是治国有方啊。可惜这番说辞只能鼓动得了贾同这种热血少年，劝解不了那些大户的家主，以至于他们多有怨言。”

想到这里，张岱问道：“不知贾大人当初对令尊说过这番豪言之后，令尊是否答应了多纳粮？”

听到张岱问自己父亲对纳税问题的态度，贾同叹了口气候说道：“唉……，当时我爹不听我劝，还是要我想办法让家里少纳点粮。我研究过政策后，劝爹把地卖了，弃农从商，这样就能少纳粮了。不过我爹舍不得卖地，所以就一直多纳粮。好在从商一事，父亲听了我的劝告，目前赚了点银子，弥补了多纳粮的损失，也就不再唠叨多纳粮的事了。”

张岱笑道：“还能这么办？贾大人果然机敏。”

贾同道：“其实这也是首长教我的，首长的意思是，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与其守着那些有限的佃租，执着于少缴税省钱，不如积极发展生产力，提高土地产出，或者把地卖了转行投资工商业，赚更多的钱。”

张岱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张某佩服！”

明朝历史上江南地区之所以能缴纳完明朝的重税后依然保持富裕，主要就是靠种植高利润经济作物和经营工商业，再加上之前张岱在临高参观博物馆时跟多位澳宋首长有过关于“先进生产力”的思想交流，所以张岱马上就明白了贾同所说的话。

同时，张岱也终于理解了为何刘大霖等临高大户很少抱怨“土地累进税率制”。多半就是因为得了首长的关照，发了大财，因此不再介意秋粮的那点损失了。或者土地不多，以工商为本，没有被多征粮。

张岱还想到：“大宋的首长大多不愿买地，莫非也是因为这个？”

一想到那些大宋首长，张岱觉得将来自己的家族无需为土地累进税率制而烦恼了。因为已经有不少首长主动表示愿意“关照”自己赚钱，自己又何必斤斤计较那点田赋？而且张岱本人的信念是“工商皆本”，家里的田地有不少正在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对于“舍本逐末”（放弃种粮改种经济作物，或者放弃农业改行工商业）毫无心理压力。

正如张岱猜想的那样，刘大霖没提这件事，是因为他把大部分田地退还给亲友，恢复自己小地主的原有资产规模，从而避免了被征重税。李孝朋等几个见过张岱的政协委员没提这件事，则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发财门路，让自己的“资产增长率”超过了“税收增长率”，也就没有对土地累进税率制带来的损失感到肉痛。不像某些澄迈、琼山的地主，因为只会收地租、放高利贷，遭到了土地累进税率制、隆德银行低息贷款竞争以及限制高利贷的三重打击后，收入大减。

例如李孝朋家族的选择，一是把靠近东门市的土地盖上房子出售，不仅减少了土地税，还大赚了一笔；二是将偏远地区的土地卖给佃户，并让那些佃户向李家“贷款买地”，将地租剥削转变成了高利贷剥削。这也是他当初向元老院提交“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提案的主要动机——按照目前“年利率不得超过 20％”的法律规定，加上很多佃户有农闲时去东门市打工的收入，李孝朋估计那些佃户最多十年左右就能还清“贷款”了。李孝朋觉得这样卖地很亏，想从那些佃户身上多压榨点油水，所以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

刘友仁在请教了“首长女婿”后，选择在自家土地上建设鸡蛋孵化厂和养鸡场；黄守统请教过刘友仁后，在自家土地上建了蚯蚓饲料加工厂。他们俩由此赚取的利润大大超过了上缴的土地税。

Footnotes

1. 现代人认为，江南地区的粮食亩产比北方高很多，所以实际税率不算高；朱元璋是想从富裕安定的江南抽血补贴落后、残破的省份，最终实现全国均衡发展。但在明代，江浙人普遍认为老朱家是因为历史旧怨而对江南横征暴敛。

   ↩

2.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资料，请参阅《张岱临高见闻录》第七十三节，以及知乎的讨论《如果明朝一开始就不养宗室，不免士大夫的税，会不会远迈汉唐？》。知乎的提供的资料里，最有意思的一段是——“对于士大夫优免问题，明末的时候东林党人在亲东林党的首辅叶向高的支持下（是的，就是那一群天天被骂不交税的人）试图通过均田均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可惜一来前相国钱龙锡等在野高官奋起反对，二来一部分阉党也奋起反对，除了在江浙一小部分地区得到了推广之外，宣告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