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布特费了很多口水，有元老依然不服气的说道：“旧文人会看着自己的特权被取消、高居人上的地位被拉平，捞钱的路子被断绝，乡党亲族甚至自家的土地被剥夺免税特权还征收累进税，都无动于衷？要真这样的话当然是大好事，坚决支持。问题是，可能吗？”

布特说道：“下层文人，萧占风这种穷秀才有啥特权可言？上层文人，21 世纪的高级文人一样有特权，否则你对文人的憎恨是哪来的？还不是受旧时空的现实生活影响！实际上是否有特权跟是不是文人没关系，关键是看是否是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特权这种事也是一直存在的，不是封建社会独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豪门一样有特权，但因此妨碍生产力进步了吗？难道你真想建设没有任何特权的理想社会？元老们自己都在搞特权，就别装好人了。有特权不是问题，关键是哪些特权会妨碍生产力发展？只有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特权才需要被消灭，例如牙行和阳山三霸阻碍商品流通的特权。捞钱的路子我们给他们介绍，例如合资办工厂、经商；累进税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分地或卖地的办法解决，他们可以像刘大霖那样把挂靠在自己名下的土地退还给乡党亲族，以小家庭或个人为单位把地分了，地少了不就能减免税收了吗？”

对方反驳道：“特权当然任何时代都有，但特权在任何时代也都很珍贵。那么，旧文人有什么价值让我们继续承认他们的特权呢？你老觉得‘元老院治下有特权人士’等于‘旧文人就有权进入这个圈子’，逻辑很神奇。记住，在农业时代，文人跟占有生产资料就是硬币的两面，例外情况当然有，但不能以例外情况为基础制定政策。”

布特：“这方面，你应该想得是，那些文人的特权是哪来的？所有的文人都有特权吗？只有文人有那些特权吗？首先可以确定，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有特权，穷秀才、穷童生就没啥特权。然后你应该知道，古代不是只有文科举，还有武科举，有武举功名一样可以有那些特权。甚至有些人，就算没有任何科举功名，一样有那些特权。不知你记不记得，就在我们登陆临高的第二年，不仅有临高人想过向我们投献土地以获得免税待遇，临高县衙也给了我们跟临高士绅同样的税收特权？”¹

听到这里，有些元老感到有点思维当机，根本没想到当年穿越集团居然拥有过跟士绅一样的政治特权，却听布特继续说道：

“你觉得当初我们为何能跟刘大霖这种高级旧文人拥有同样的特权？答案是在临高县衙眼里，我们有钱、有兵，在临高是比黄守统这样的军事地主还要厉害得多的‘豪强大户’。同样，为何富裕文人和举人以上级别的文人有特权？因为他们大部分也有钱、有兵，实际统治了社会基层。就好像香港财阀的本来就有特权，北京通过‘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法律程序承认了那帮财阀特权的合法性。

至于科举考试，不过是给这个年代事实上的封建主本来就拥有的封建特权赋予合法性。依靠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这类人很容易让自己的子女获得教育优势，不管是考文科举还是武科举都很占便宜。就好像美国的选举，其实也是给财阀的统治赋予合法性，选举是非常花钱的，能够参选并被选上的人基本都是豪门子弟或其代理人。

这里面唯一的变数，是有少数‘中产’通过个人努力或豪门的支持也通过了科举或选举。不过这类人总体上是少数，对大局无碍。通过联姻，这类人也很快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从根源上说，特权文人的特权不是来源于任何政府的承认，而是他们依靠在基层的经济、军事、文化优势自己取得的，不是你想不承认，他们的特权就自动消失的。在我们登陆临高之前，临高本地的特权群体大部分既不是文人也没有科举功名。”

话说到这里，反对的几个元老也不再说啥了，转身默默走了。

看到那些元老走了，布特还感到有些失落，心里想：“我还有一大堆话没说完呢……”

其实布特想告诉那几个元老，想削弱甚至消灭那些高级文人的特权，其实还是有很多办法的，只是这些办法你们未必喜欢。

第一个办法就是“土地改革”。高级文人的特权，来源于他们对基层群众的动员力，而这个年代高级文人大多数是大地主，他们对基层群众动员力，有一大半来源于他们名下的耕地。耕地多，就意味着财富多，财富多又意味着私兵多，有钱有兵就意味着政治权力。但如果能通过“土改”将基层群众从文人地主那里争取过来，成为“光杆司令”的文人地主也就没了拥有特权的资本了。

“土地改革”又有“革命”路线和“殖民”路线两条道路可走，前者可以参考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 TG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者可以参考林肯的《宅地法》。²

当然，如果那些文人地主改行当资本家，然后通过金钱控制传媒、雇佣保镖（私兵）、操纵黑社会（现代版“乡勇”），一样可以有特权，但文人资本家的特权就未必会妨碍到元老院的事业了。

现在的形势是，“革命”土改的路线很多元老反对，“殖民”土改的路线原则上倒是没几个元老反对，但是一提到打下广西、湄公河三角洲作为“殖民区”，又是一堆元老反对，最后以微弱多数的形势勉强通过了提案。既然连尽在咫尺的广西和湄公河三角洲的“殖民”计划都有很多元老反对，更遥远的“殖民”计划短期内是不能指望了。

布特一向是支持土改的，本来还想趁这个机会好好跟这几个元老谈谈土改的必要性，至少得获得更多的“殖民”路线支持，现在他们走了，也就不用谈了。

第二个办法就是联合其他特权集团去打压文人的特权，明清两朝就是靠这个限制文人特权的。这些特权集团以军事地主和胥吏为主，明朝的军事地主以勋贵、锦衣卫（锦衣卫主要来源于勋贵子弟）为代表，清朝不仅团结了更广泛的军事地主集团（上层有八旗，中层有绿营，基层依靠地主团练），还重用胥吏，因此清朝有“与胥吏共天下”的说法。³

至于联合其他特权集团去打压文人地主的特权，短期内有能力压制文人地主势力的只有军事地主和胥吏。1628 年，海匪出身、跟临高士绅集团关系不太好的军事地主苟家庄就曾想过跟穿越集团“合伙”赚钱；1629 年秋赋一事，临高胥吏陈明刚就曾以穿越集团作为靠山打压过临高士绅集团。然而在现阶段，这些军事地主和胥吏的吃相总体上比文人地主还要难看些，在群众心目中形象更加差劲，元老们也普遍反对跟这些人合作。

从长远来说，元老院应该依靠新兴资产阶级与新知识分子取代地主阶级和旧文人。然而短期内，文人地主恐怕是吃相最好看、在明朝群众眼中政治形象最良好的旧统治阶级，底层旧文人也是现阶段数量最多、素质最靠谱的归化民干部来源。

布特甚至想过对那几个元老说：“如果你们坚持既不搞土改又不想联合土著军事地主、旧胥吏，也依然想消灭那些高级旧文人的特权，也不是没办法，我们就以当年的琼北治安战作为样本，计算一下削弱广东士绅特权所需的治安战成本吧。当年的琼北治安战，伏波军以 4000 多人的兵力扫荡琼北五县，从而为清丈田亩运动、累进税率制的推广奠定了基础。考虑到广东省士绅控制的土著人口与经济实力是琼北五县的 15 倍以上，预计陆军广东方面军需要扩军至 6 万以上，归化民干部也扩充到琼州府公务员的 15 倍以上，再准备相当于琼北治安战 15 倍以上的军费，其他的士绅特权能不能被消灭不好说，但在广东推广清丈田亩和累进税率制应该问题不大。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扩军计划和军费来源吧，不知目前元老院的经济收入，有没有达到 1631 年的 15 倍以上？或者，我们可以考虑学大顺军的‘追赃拷饷’、大西军的‘绑票收税’……”

话说到这里，其实又绕回了近期关于元老院财政危机的话题，即以元老院目前薄弱的工业基础、有限的农业资源、濒临破产的财政、缓慢的新人才培养速度、稀缺的人力资源和干部数量，究竟有什么资本可以忽视、敌视整个旧士绅群体？要知道哪怕是旧时空 1949 年的 TG，对旧统治阶级也不是全面的忽视、敌视，而是打一派、拉一派，将一部分可以联合的旧统治阶级“统战”过来，送进了“政协”。

其实当初执委会制定广东攻略时，就已经确定了在核心区、绥靖区“谨慎任用”旧官吏和缙绅、在治安区“充分任用”旧官吏和地方缙绅的策略了⁴，后来又通过公务员考试招募了不少底层旧文人，也就是说元老院早就在大量使用旧文人了，现在大家讨论的不过是如何适当放宽旧文人的招募标准和使用限制而已。但那几个元老不知是不是在工厂和芳草地的小圈子里宅得太厉害，也不知是不是在元老院会议上打瞌睡，以至于显得对元老院早就在使用旧文人的事实一无所知，直到现在才跑出来大声反对。

不过，随着那几个元老的离去，布特心中的这些“千言万语”暂时没有机会说出口了。

Footnotes

1. 详情参阅《临高启明》第三卷第 228 节至第 233 节。临高有功名的士绅不多，不缴、少缴赋税的大多是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的“豪强地主”，而当时“澳洲人算是临高县里一等一的豪强大户”。临高县衙担心会有一些中小地主、自耕农向穿越集团“带地投献”，导致税收减少，因此要求穿越集团带头缴纳秋粮。作为回报，临高县衙不仅给“百刃村”定的税收额很低，还把美台洋地区的“耗米”转送给穿越集团。邬徳算了下，按照这个条件，穿越集团征收到的“耗米”扣除象征性缴纳的赋税后，反而多了七八百石米的收入。 ↩

2. 关于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林肯的《宅地法》如何进行“土改”，为何要进行“土改”，详情参阅《浅谈儒家的政治组织本质与明末的斗争》第七节、第九节。“穿越科普馆”2019 年 5 月 13 日早晨 6 点刊登相关内容节选，目前已开通留言功能。 ↩

3. “与胥吏共天下”出自清末名臣郭嵩焘。他的原话是，“汉唐以来……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则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这段话客观上写明了，中国古代有能力打压或制衡文官文人集团的特权集团有哪些——外戚、太监、藩镇、“外国”、神棍、胥吏…… ↩

4. 详情参阅《临高启明》正文第 7 卷第 11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