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鼠疫才平息不久，不少人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即便是到了现代，鼠疫仍然被列为“一号病”。

“第二次大流行什么时候结束？”葛欣馨很想知道一个确切的答案。

“根据旧时空的资料，要到 1665 年，还有近 30 年的时间。”虽然张枭并不想过分渲染鼠疫的可怕，但事实就在那里。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澳宋繁荣的经济活动使得人员与物资的流通比原时空的这个年代更为活跃，世界各地的货物都在临高、广州等城市吞吐，而不远处就是自然疫源地——云南、缅甸、印度，还有北方的蒙古，谁也不知道蝴蝶扇一下翅膀，鼠疫的第二次世界大流行会不会提前结束，或者来得更加猛烈？清代乾隆年间，师道南在云南省赵州目睹当时鼠疫流行的惨酷状况，曾作《死鼠行》，其所绘之惨状，令人触目惊心：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

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

三人行，未十步，忽死两人横截路。

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

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

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

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

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

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

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想到这里，张枭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好在这次会议没有任何归化民参与，很多事情也可以敞开来说。

“那第三次呢？”曾坤想起张枭只说了前两次，还有一次没人提。

“第三次大流行，我倒是希望本时空不会发生，不过好像情况不太乐观，”张枭露出一丝苦涩的表情，“原时空的第三次大流行始于十九世纪末，时间是 1894 年，流行持续到二十世纪中叶。许多鼠疫专家认为，这次流行是从广东和香港开始，经海路向世界传播，但最初起源于中国的云南和缅甸交接处。史书上记载那里早就有人和家鼠鼠疫流行。1855 年，回民起义军由云南的西部东下，将鼠疫传至北海、广州和香港。由于当时蒸汽轮船问世，国际间远航贸易和殖民侵略迅猛发展，使鼠疫有条件传到远隔大洋的彼岸。”

一听说蒸汽轮船的出现和黑死病的传播之间有关联，还 TM 是从广东和香港开始的，会场又显得不那么安静了，澳宋这是药丸啊。

“这次大流行是突然爆发的，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到最高峰，以后陆续下降，到五十年代基本停息，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六十多个国家。传播速度之快和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疫区几乎遍及当时全世界沿海各港埠城市及其附近内陆居民区。这次流行的特点是疫区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家栖及半家栖啮齿动物也有猛烈流行。传播媒介是印鼠客蚤和人蚤。”

郑明姜叹了口气，“哎，林默天肩上的重任又重了几分。”

“何止是几分，我看是一座大山，”宁静海也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看来要提前开展‘全民除四害’卫生运动灭鼠灭蚤才行了，不光是林默天，整个医疗口都不轻松。”

“这次家鼠型鼠疫流行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传播蔓延快，但是控制流行却比前两次迅速而彻底。一方面是因为北里和耶尔森先后从病人及家鼠尸体、跳蚤体内发现了鼠疫菌，从而初步弄清了鼠疫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这也是鼠疫菌被命名为耶尔森菌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由于家鼠鼠疫动物病与野鼠鼠疫动物病不同。家鼠及其媒介集中于城市、港口和乡村的居民区，在小范围内灭鼠灭蚤就能控制传染源，当时又加强了国际检疫措施，因此流行约半个世纪就得到控制。”张枭不由得感觉自己给林大夫又捅了个大马蜂窝，也罢也罢，就算他姓张的不说，问题迟早也要暴露的，早发现早准备，早做打算才是正道。

“wocao，流行半个世纪也算迅速被控制下来？这 TM 也太扯淡了吧。”有人表示抗议。

“那是跟第二次的 300 年相比的。”旁边的人揶揄道。

一直以来元老院里就有江南抢劫、北方难民绿色通道计划、攻打满清的各种提案，自从牛痘疫苗量产之后，天花对军队的威胁全面消除，不少人开始膨胀，以为元老院天下无敌，其实澳宋这点工业能力根本不够看的。

明末崇祯一朝，可谓是多灾多难，整个北方战乱频繁，是疫病的天然温床。早在 1633 年，山西很多地方就已经出现零星的鼠疫，之后的两年内，山西兴县“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从其快速死亡和强烈的传染性两方面看，必是肺鼠疫无疑。由于当地人对万历年间发生的鼠疫已经有了了解，所以没感染病菌的人全部外逃，结果是将病菌带向了异地。

崇祯十年（1637 年）以后，山西自北到南鼠疫大流行，是年大同瘟疫流行，“右卫牛也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问绝迹，岁大饥”。南部的稷山县也出现大疫“死者相枕籍”，崇祯十六、十七两年是山西流行鼠疫的高峰。

河北、河南、京津地区，崇祯十三年后也是大疫流行，史书上诸如“甚有死灭门者”“瘟疫又作”“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问，有阖家死绝不敢葬者”“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之类的描写数不甚数。

崇祯十六年（1643）二月，疫病蔓延至京师。《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根据官方计数，九扇城门抬出的死者有 20 余万人，以至于后世有人认为，李自成能轻易攻入北京，与这场鼠疫不无关系。

不仅北方，江南地区也深受其害，吴有性在《瘟疫论》中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于春季起即有传染病流行，传染性很大，常常全家传染。病人症状有咳血，或淋巴腺肿，疫情十分凶险，“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死”，到了五六月期间疫势更为猖狂，《吴江县志》称：“阖门相枕籍，死无遗类者。”1644 年，距上次鼠疫流行仅隔三年，吴江再次鼠疫大流行，得病者最主要的症状时口中不时喷血，喷血后不久就毙命不起，是典型的肺鼠疫症状。

张枭又拿出三张硕大的地图挂起来向与会人员展示，分别是“明代后期县域疫灾频度差异图”“明代后期疫灾空间分布热点图”以及“崇祯朝长江中下游地区疫灾分布图”，这是他费了老多口水才求到大图书馆馆长于鄂水的帮忙制作的，当然，最主要还是向于馆长贡献了不少 82 号商店的“生活秘书特供品提货券”。

张枭继续讲解：“大家从图上可以看到，明末的疫灾热点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一是北直隶东北部万全都司、延庆州、保安州、保定府北部和顺天府西部各县；二是由山西西南部太原府、潞安府等 6 府州辖县、河南除南阳府外各府辖县、南直隶除徐州、淮安、徽州等三府州外各府辖县、浙江北部湖州、杭州、嘉兴、绍兴、宁波等 5 府辖县、江西北部九江、南康、饶州等 3 府辖县相连而成的广大区域；三是湖广长沙府所辖益阳、宁乡、湘乡、湘潭、长沙、善化、湘阴等相邻 7 县。

“而明后期疫灾冷点也较为集中，主要也分布在三个区域：一是四川中部成都府、潼川州、顺庆府、重庆府等多个府州辖县；二是云南中部云南府、广西府、楚雄府等多个府州辖县；三是广东、广西相邻二省绝大部分辖县。”

“看来我们当初选临高登陆还真是选对了地方，”曾坤不禁赞叹元老院当年的英明决定，“打下两广，把五岭关口一卡，澳宋自是一片人间乐土。”

“天真！”何平不屑地说，“广州鼠疫是从哪里来的？”

“说起五岭关口，大家可能都没注意到一个蝴蝶效应，离广东不远处就有一个潜在的威胁。”张枭用一根细竹竿指着江西地区说，“历史上江西是南北货物流通的一个重要通道，经济十分繁荣，江西大樟树就是明代的四大药市之一。自从我们剿灭郑芝龙，肃清闽粤洋面，各种山货不用走江西下五岭，而是直接走海路来广东，价钱下降了一半多，这意味着江西的提前衰落，贫困人口增加。周围元老曾多次向我提起，从 1636 年起，江西将持续多年大旱，恐怕江西向广东会涌入大量的流民。”

“这 TM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曾坤愤愤地骂道，虽然已经是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是一副年轻人的臭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