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岱的买牛要求，刘学笙表示自己需要上报吴首长才能定夺，此事也不必急于一时，不现在先去农庄茶社（南海咖啡馆）歇息一会儿，品尝一下“澳洲茶点”。

此时他们已经在南海农庄里走过了四五里路，都有些累了，加上张岱自认是“茶淫”，精于鉴茶辨水，深谙茶道，听后马上来了兴趣，于是就跟着刘学笙走向农庄茶社。

进入农庄茶社后，张岱马上就被里面清纯的女服务员与充满制服诱惑的女仆装吸引住了，心下疑惑：“这到底是澳洲的茶馆还是青楼？”不禁多打量了几眼那些“澳洲丫环”，琢磨着离开临高前是否买几套女仆装回去给家里的侍寝丫环穿上，增加点闺房乐趣。

“张公子，喜欢喝点啥，这里的一般只招待首长和农庄里的自己人，外面的人很少有机会来这里吃喝，卖得茶点是外面看不大到的上等货色。”刘学笙的话打断了张岱的意淫，于是张岱坐下来看起了刘学笙递过来的点茶单，迷烟站在张岱身后伺候，眼光却不时瞄向咖啡馆里的女服务员。

看着点茶单，张岱发觉大部分茶饮品种在杭州时已经去赵引弓那里喝过了。这样高度雷同的茶室装修、茶具样式与茶饮品种，在刘大霖的家里是不存在的，看起来凤凰山庄里的赵秀才跟澳洲人的关系不一般哪，可能是真澳洲人。不过此时不是想这些事的时候，还是先看看这里有啥自己没品尝过的好东西吧。

随后，张岱先是点了一杯“澳洲奶茶”。喝过几口之后，张带的想法是，这奶似乎放久了，气味已失，茶叶也非上等，这杯“奶茶”远不如自己发明的“兰雪奶茶”好喝，看起来这澳洲人也不像那些临时士绅们所吹嘘的那样无所不能。于是，张岱随手将喝剩下的大半杯奶茶赏给了身后的迷烟。

“兰雪茶”是张岱个人研发的茶，《陶庵梦忆》上对制法有记载，但不甚明确，今已失传。兰雪茶对当时的茶叶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到四五年就占领了市场，风靡一时。张岱将刚捞得的新鲜奶油与兰雪茶放在铜壶中煮，这样制作出来的“高级奶茶”，据他自己说，味道很好。因此，张岱有可能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喝奶茶的家伙。

在对“澳洲奶茶”大失所望后，张岱又点了一杯之前没喝过的“咖啡”。随着穿越集团的到来，咖啡的饮用和种植也提前 200 多年出现在了中国，由于产量稀少，至今只有南海咖啡馆等极少数地方有供应，因此之前张岱对“咖啡”闻所未闻。

女服务员送上一杯“黑茶”，却用一个小瓷盘托着，瓷盘里还有一把茶匙和两块雪白东西，方方儿的，比骰子大好些，看了也不懂。张岱拿起“黑茶”来呷了一口，皱眉道：“太酽了，涩了。”

女服务员问道：“要糖么？”张岱点点头。女服务员又递过一个小瓷瓶儿，又问道：“吃牛奶么？”张岱也点点头。只见那女服务员把那两块白方的东西丢在茶里，拿茶匙调了几下，便都化了，张岱才知道那个是糖。女服务员调罢了，又搀上牛奶。张岱再呷一口，便觉不涩了，慢慢的呷完。在喝咖啡的同时，张岱也开始跟坐在对面刘学笙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

“吴首长这庄子有多大？”

“大约五六千亩吧，听庄里的王叔说，这里以前大多是荒地，首长们来之前只有一些福佬在这里开过荒，但因为收成太差总是种了一两年就抛弃土地走了。首长本事大啊，来这里第一年光种红薯就一亩收了 8000 多斤。”

“你说的王叔是？”

“是这庄子里的大管家，听说他是最早跟了首长的本地土著之一。”

“吴首长就这一个庄子？”

“不是，这只是吴首长在这里的开荒的第一块地，后来通过开荒和买地又增加了几个庄子，现在琼州府挂‘南海农庄’牌匾的庄子全加起来良田在两万亩之上。”（实际上这些土地是农委会的直属实验农场）

“吴首长的田地还真是多，他是澳洲首富吧？澳洲人这里有比他更富的吗？”

“吴首长是不是澳洲人里的首富我不清楚，田地应该是吴首长最多。说来也怪，除了吴首长，其他首长似乎都不喜欢买地。这庄里还住着好几十个首长，平时我也见过他们出手阔绰、一郑千金，但就是没听说除了吴首长之外还有哪位首长买过地。”

“还有这种事？所有的澳洲人除了吴首长都没田地在手？”

“啊，对了，听说刘家小姐嫁给勋首长时，陪嫁了几百亩田地，卢首长也有个张家庄，但住在临高的其他首长还有谁有地我就不清楚了。”

“这澳洲人真对买地没兴趣？”

“之前大宋朝廷要搞累进税率，我家也曾试图走门路希望首长们能高抬贵手，并表示愿意投献一部分良田给玉成其事的首长，都被首长们推了，首长们似乎真不喜欢买地收租。”

“那庄里庄外的澳洲人都靠啥营生？庄里的澳洲人跟吴首长是啥关系？”

“很多澳洲人都在大宋朝廷为官，大宋朝廷的俸禄很高，听过真澳洲人的俸禄更高；还有些澳洲人有作坊和商号。至于庄里的澳洲人，听说他们和吴首长都在‘农委会’为官，算是吴首长的属下。”

“你说的‘农委会’就是大宋以前的‘司农寺少卿’吧？”

“应该是这样，农委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劝农’，现在全琼州府的农机、良种、化肥、农药的出租与售卖都是农委会下属的天地会包办的。对了，吴首长要我代他老人家问张公子，有没有兴趣购买天地会的服务？”

最后一句话，张岱根本没听见，他此时已经陷入了对澳洲人理解不能的迷茫状态。虽然江浙两省的士绅大多兼营工商业，但一直没放弃对土地的迷恋，将很多从工商业那里赚到的钱用于购买、土地。对他们来说，工商业虽然利润高但风险也很大，钱来得快去得也快，衡量一个家族财富的主要标准不是有多少工商业和流动资金，而是拥有多少土地，就好像现代某些中国人以拥有多少房产作为家庭财富的衡量指标。

同时，也只有在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才能拥有稳定的巨额财富收入，从而稳定持久的供养“家丁”和乡勇掌握稳定的暴力机器，稳定持久的资助自己儿子或宗族子弟、亲戚同乡读书、考科举成为一批官员和后备官员的“家长”和“恩主”，稳定持久的资助慈善救济与社会文化活动获得名望和一部分底层百姓的好感，最终取得持久稳定的政治权势、保障家族的长久富贵。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运作模式。

毕竟当官的合法收入太少、还有被开除的可能，科举功名也不能世袭，唯有私有土地和私有财产是世袭的，就算家里暂时没有人当官和拥有科举功名，只要没被朝廷“抄家”，依靠稳定而巨额的合法经济收入，依然可以用这笔稳定的收入长久的供养打手、死士，长久的收买、控制读书人和官员，编织一张庞大而复杂政治关系网，用以保障家族的安全与世代富贵。

反过来说，也只有真正有权有势的家族，才能抵御土地兼并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从而不断扩张家族所有的土地面积。毕竟不管是放高利贷还是收租、收地，都是需要权势保障的，需要有家丁、打手对付抗租或拒绝交地的“刁民”，需要官府和读书人为其经济压榨与欺男霸女的行径站台背书。

因此，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拥有土地面积的多寡，不仅是衡量一个家族财富的主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家族政治权势的重要参考指标。

现代某些升斗小民幻想自己祖宗仅仅靠勤劳和节俭成为地主的想法，其实只是不切实际的意淫。某些现代人因为被人欠钱不还而同情“黄世仁”，屁股其实坐歪了。谁当“黄世仁”、谁当“杨白劳”，关键不在谁欠谁的钱，而在于谁更有权势。“黄世仁”既可以通过放高利贷使“杨白劳”破产、卖女儿、上吊，也可以通过向“杨白劳”借钱不还骗光杨白劳的积蓄。反过来，“杨白劳”欠“黄世仁”的钱固然是死路一条，借钱给“黄世仁”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始终是被压榨的命。

古代真正的豪强地主，和现在的房地产开放商一样，需要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通吃。即使是现在广东地区权势滔天的临高穿越集团，如果不是在刚穿越时在广州抱上了高举和杨公公这棵大树，又用几百杆现代枪械摆平了以刘大霖、黄守统、苟家庄为代表的临高土豪，以及跑来临高黑吃黑的各路海盗，也难以赢得穿越初期宝贵的和平发展时间。

原本张岱想通过打听澳洲人里有哪些人拥有大量土地，来估算澳洲人里有哪些家族是能长久富贵下去的“世家大户”，以及这些“澳洲大户”跟他家乡的江南“大户”的差距如何，从而定下自己下一步“结交”的目标。但澳洲人除了那个身为“大司农”的吴首长，偏偏其他人视土地为粪土，现在有些不知该怎么衡量了。不过连土地最多的吴首长也不过有两万多亩高产良田，看来这“澳洲大户”的财富比起江南“大户”来还是差点，江南那边的顶级“大户”拥有良田二十万亩左右。虽然澳洲人种田的亩产高，但也没有到比江南良田的亩产高十倍的地步。

其实不止是张岱和中国古人把土地作为衡量“大户”的主要指标，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把拥有私人土地的面积与地租收入的多少作为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指标。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里就非常形象的展现了当时英国乡村“淑女”对“金龟婿”的定义——每年能收到多少多少英镑的地租，至于住在城里、没有土地只有小钱钱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亲戚，女主和她的家人反而不怎么感冒。而这时候已经是 19 世纪初，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再过一两代人西方就要因为经济危机而出版《共产党宣言》、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