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微笑着幻想了一会儿，突然想起几个关键词：“倭国、虚君、善商贾、船坚炮利、海上霸主、髡发……这些事怎么那么耳熟？”

想了一会儿，他向诸位政协委员问道：“诸位，尔等有没有想过，这所谓的‘澳洲’，……其实就是……倭国之代称？”张岱看着诸位政协委员的脸色，斟酌着字句，慢慢说道：“这些所谓的‘澳洲人’，……其实就是……，当年五峰船主的余党？”眼见那些政协委员们没有发怒，张岱慢慢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此言一出，众委员再度面面相觑，刘大霖问道：“张先生何出此言？”

“依诸位所言，这大宋皇上的处境与东瀛倭王颇为相似，都是垂拱而治。而在数十年前，五峰船主汪直（应为王直，明史误写为汪直）和现在的澳洲人一样是善商贾、船坚炮利、纵横四海，我还曾听家父提过，当年汪直还曾据倭国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部署官署，咸有名号……”张岱开始一条条分析“髡贼”和王直海盗集团的共同点，别说用“宋”的旗号建国、设立官僚机构、筑城练兵，就连在岛屿上建设根据地与自由港、发展海上贸易、霸占海上航线收取保护费、进攻沿海城市收取“赎城费”等等很多元老院干过的事，都是当年以王直为首的“倭寇”（明代中期的中国海商兼海盗集团）玩剩下的，尤其提到“倭寇”也是“髡发”。最后，张岱总结道：“诸位难道不觉得这些澳洲人在琼州府的所作所为跟当年的五峰船主颇为相似吗？”

“张先生言之有理，然澳洲人大败数万官军，攻占广州，在广东各地开府建衙，兵威远在汪直之上……”刘大霖回答道。

“当年五峰船主也曾拥兵二十万，多次大败大明官军，浙、闽、粤等沿海七省无一不受倭患袭扰，倭国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但最终……最终还是……还是败给了戚家军。万一大明过几年又出了新的戚少保，这大宋……这大宋新朝又该如何应对？诸位……诸位又该如何是好？”张岱继续一边察言观色，一边慢吞吞的向诸位政协委员分析这澳宋政权的前景。

虽然穿越者自我感觉良好的当自己是近代“洋大人”的翻版，但在张岱这种不知道中国近代史却了解“倭寇”的人眼里，“髡贼”似乎是“倭寇”的翻版，还是实力与威胁性小于“倭寇”的“弱化版”。嘉靖时代的“倭寇”不仅打遍中国沿海，一度兵临南京，还一度把日本西南部变成了王直集团的“半殖民地”。跟“倭寇”当年的“霸业”相比，至今拥兵不过三万，仅仅“袭扰”过广东、福建两省的“髡贼”真的有些不够看。“倭寇”当年在戚家军的打击下和大明朝“招安”的分化瓦解政策下逐渐没落了，后来虽然崛起了以“十八芝”为代表的新海盗集团，但最后依然是被消灭或招安的下场。因此张岱觉得将来髡贼的下场未必好于王直和郑芝龙。

“张先生所虑之事，吾等早就想过，但澳洲人的大宋跟汪直的伪宋不同，澳洲人粮饷之多远在汪直之上，澳洲人火器之犀利也绝非倭寇所能匹敌？”黄守统微笑着说道。

“昔日五峰船主也曾富甲天下、手握上万火铳雄兵……”张岱接口道。

黄守统道：“然而汪直可没有能养活数十万人的粮饷，也没有日产十多万斤铁的大铁厂，就算是昔日嘉靖天子在位之时，大明的户部、工部每年所能提供的军粮与铁器都未必多过澳洲人现在的产出。”对于《临高时报》上刊登的粮食与钢铁的产量意味着什么，别的士绅也许只是感叹澳洲人真会搞生产，但黄守统这个以“剿匪”起家的儒家军事精英却很明白这背后的军事动员潜力。同时黄守统也感觉，澳洲人似乎还是过于“爱好和平”，既未利用手上的粮食扩军几十万，也未将大多数的钢铁产出用于军事，编练出一支在黄守统看来最适合这个时代“铁甲火铳骑兵”。

“澳洲人手上居然有这么多粮饷、这些多铁料？这粮食是琼州府本地所产还是自南洋购入？”张岱奇道。如果说对于粮食因为先前在船上的读报经历而有点心理准备的话，澳洲人手上的钢铁产量之多也很让张岱震惊，同时也很想了解清楚报纸上所提到的广州商品粮来源。

“既有琼州府本地所产的，也有自南洋购入的。澳洲人不仅善商贾，也善耕种，很多薄田经过他们的天地会指导耕作之后，产量大增……”在农业方面跟穿越集团有过密切合作的刘友仁开始谈起天地会在农业领域的技术奇迹，最后提到澳洲人现在琼州府的产业已经养活了多达二三十万的“奴仆”、“长工”与“佃户”，听得张岱暗中感慨：“看起来澳洲人真有种田秘法，南洋也有大量粮食可买，难怪澳洲人能够向广州运那么多粮食售卖。”

其实张岱能想到的，那些临高士绅也早就想到了。临高士绅里很早就曾有人怀疑过所谓的“崖山之后”是冒称，因为历史上打“大宋”旗号的势力确实很多，不止是王直，元末农民起义军也曾打过“大宋”的旗号，甚至连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在野史里都被说成是宋恭帝之子。就算这伙澳洲人真是“崖山之后”，在那些临高士绅眼里也没啥高大上的——宋代由于政治斗争而爆出来的各种或真或假的黑材料，经过元明两代的艺术加工，到了明末黑宋代君臣的段子和话本早就满天飞了，事实上其中相当大比例的“黑宋”作品成熟于明朝（是不是故意的就不清楚了）。

提起宋太宗，明代底层百姓和大部分士绅首先想到的是“烛光斧影”；

提起宋真宗，明代百姓想到的是沉迷修仙与狸猫换太子；

!

提起宋徽宗，明代百姓想到的是那个和李师师鬼混、喜欢太湖石的败家皇帝（来自《水浒》）；

甚至连传说中的宋恭帝之子妥欢帖木儿，明朝都有人写诗讽刺——“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赵氏何其雄”。

皇帝都这副德行，大臣就更别提了，连被现代中国人评价较高的王安石，在明代百姓眼里都是奸臣的形象，话本《拗相公》就讲述了王安石辞官回乡，一路上发现农妇以猪为拗相公，还有夜间其子自地狱回来求王安石放弃变法的桥段。宋神宗也因此成了亲信“奸臣”王安石的“昏君”。这样一个充满黑历史的朝代，在明朝人的眼里真没啥神圣性。

而且穿越集团刚登陆的时候，势力弱小只有数百人，粗鄙无文，其中还有不少人在干着匠户、乐户的勾当，在临高士绅眼里实在“高级”不起来。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临高士绅只是把所谓的“澳洲人”当成是一股有钱、能打的“洋夷”或海贼。对他们来说，对方的“大宋”身份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关键是对方是否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以及“澳宋”这颗“大树”是否坚挺、能长期让他们“乘凉”。在这方面，海南士绅对澳洲人经历了一番从敌视、鄙视到友好、重视、崇拜的心路历程。

按照张岱、刘大霖、黄守统等儒家精英的政治观，或者说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陆权思维。如果想要“坐龙庭”，最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拥有足够多的粮食与兵源，二是人数在几万以上的精兵与优秀的军事将领，三是“开科举以收天下士人之心”，而这三个条件很长一段时间内“髡贼”都不具备。

以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第一个条件意味着需要足够多的肥沃耕地，或者足够大的、适宜耕种的平原地盘。有了这种地盘，就能养活足够多的人口，就有了足够统一全国的军粮与兵源。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地盘陆续由关中平原（汉唐时代）、华北平原（五代、北宋）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元明清时代）充当，这些地盘中的某个交通枢纽（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南京）就成了当时中国的首都。

当然，一个中国古代王朝起家的地盘如果不是关中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也没关系，只要地盘的耕地与人口能够供养几万以上的脱产精兵，军事将领能征善战，就能打下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东亚最主要的几块农耕区，然后就有了一统天下的物资基础与人口基础。例如辽东有开发时间超过 3000 年的大片耕地，有历史长达上千年的铁器制造业，从那里诞生了辽、金、满清等少数民族王朝。

但偏偏在明代，中国沿海岛屿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人口最多海南岛也只有几十万人口，而且粮食不能自给，台湾更是疟疾横行，郑芝龙等海主白送耕牛、种子、农具也没能招揽多少饥民去台湾开荒。实际上以王直、郑芝龙为代表的明代中国海商势力之所以没能成功参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博弈，主要原因就是缺粮——他们所能控制的沿海岛屿粮食产量不足，又没办法从日本和东南亚买到足够的商品粮，无法养活大量的脱产军队。郑成功更是“端着银碗没饭吃”——一方面他手里的银子多到没地方花，另一方面他连十几万军队都喂不饱。而大陆上随便哪个省的耕地与人口都能秒杀明代中国沿海岛屿上的耕地总和与人口总和。于是珠三角反击战后，伏波军“退守琼州府”的行为，让海南士绅对澳宋军事实力的可持续扩张产生了疑问。

而且即使某个军事集团打下关中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大规模产粮区，如果不能让统治阶级的子弟进入国家政权，或者说是不能成功拉拢世家大族等地方实力派，大一统的封建皇朝依然无法维持。这就需要一种能让统治阶级合法上位管理国家政权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在汉代叫“举廉孝”或“察举制”，在曹魏至隋初叫“九品中正制”，在隋朝之后叫“科举制”。但偏偏很长一段时间内“髡贼”都没“开科举”，使得海南士绅们感觉“澳宋”不像一个“朝廷”而像一个“草头王”。

由于以上原因，即使是澄迈大战之后，依然有很多海南士绅对“澳宋”的政治前途信心不足。他们也曾认为如果大明那边出现了新版“戚少保”，或者“髡贼”内部出现类似当年“倭寇”那样的内讧，琼州府还是有可能重归大明的，当然髡贼也有可能像郑芝龙那样被“招安”。如果运气足够好，大明看不上琼州府鸡肋般的赋税，又不愿或者出不起军费，像放弃“交趾布政司”那样放弃琼州府，那“澳宋”的最好前途就是割据琼州府，变成大明的“藩属”。

由于以上的想法，大部分士绅曾经长期对穿越集团持观望态度，一方面愉快的和“髡贼”做着生意，另一方面并不积极掺和“大宋朝政”。即使是那些跟澳洲人走得最近、经济获益最多的政协委员们，虽然由于在经济方面的利益很希望“大宋”能“千秋万代”，但也对“大宋”能否“一统天下”信心不足，政协会议也一度开成了“拍手会”。同时，穿越集团也不想给自己统治区内的士绅们什么实权，于是双方非常默契的长时间维持了“政冷经热”。

不过随着海南士绅、尤其是政协委员们对澳宋了解的日益增多，看着“澳洲人”的铁厂能日产十多万斤钢铁、在济州岛拥有数万马匹、船队转运着的上百万石的粮食，他们对关于“澳宋”政治前途的信心又逐步增强了。占领广州之事也证明，澳洲人并非“胸无大志”之辈，也并非没有“攻克坚城”的能力，广东的几百万人口与大量耕地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伏波军兵源与军粮的可靠供应。最后随着“大宋开科举”（公务员考试）和部分士绅子女进入澳宋政权，他们对澳宋政治前途的最后一丝忧郁也彻底烟消云散。

因此，这一轮由张岱发起的关于澳宋政治前途的讨论，很快演变成了政协委员们对澳宋经济、军事实力的讨论。刘大霖、刘友仁向张岱大量提及从《临高时报》上看到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信息，黄守统、李孝鹏等有子弟在芳草地读书的委员们则大谈“内部揭秘”，大家都加上自己的分析见解，当了一回澳宋版“键盘政治局”。当然，其中不乏他们对澳宋的“忠言逆耳”——什么元老院出兵太草率了，居然只派万余精锐就出兵攻明了，浪费了“短毛村”（标准村）里的十几万壮丁；什么首长们太短视了，居然把大量粮食送至广州贩卖获利而没有用来招兵买马；还有人讨论为何“髡兵”没有大规模装备铠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