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开始的传教，果然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印刷传单的事情还是继续在做——没有传单就没有听众了。而陆若华在宣讲的时候，把什么原罪、地狱之类的事情都一笔带过，专讲各种“神迹”和“复活”。

讲了几天之后，居然就收到了效果。有个老太太来找白多禄，问他们的庙在哪里，陆若华乐坏了，马上把她搀扶到祠堂的第三进，对其嘘寒问暖，准备拯救她的灵魂。但是这老太太的肉体更需要拯救——她长期身体不好，想求个药：拿把香灰或者符水之类。

陆若华不愧是耶稣会出身，居然没有变色，而是乘机大讲了一番只要坚信天主就能得到拯救的道理，把个老太太说得晕头转向，居然走得时候就拿走了一个木制的小十字架。

过了几天，不知道上帝是真得打算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显灵还是精神疗法的作用，老太太再次来到教堂，这次她毕恭毕敬的要“请”一个大的“十字”回去。陆若华激动得的泪花之流——当年利马窦在中国盘桓好多年都没能让一个人受洗，他居然这么容易就打开了局面，不由得对白多禄另眼相看，于是“讲道理”的内容就愈发“符合中国国情”了。最终他给那晕乎乎的老太太洗了礼。当然，是洗掉“原罪”还是洗掉“病根”，就是一件事情各自表述了。

从这天起，陆若华的传教工作打开了局面。白多禄发现，历史证明，中老年妇女身上是有着无穷的活力的，是各种社会活动招募积极分子的金矿。在这位老太太竭力鼓吹和带动下，又来了不少妇女和老人来“听道理”，虽然暂时还没有人洗礼，但是渐渐地晚上就会在聚集了不少人来听陆神父的传道——长夜漫漫，也权作是一种消遣，何况这个红毛人也算是一道西洋镜。

陆若华倒是很会举一反三，除了照例大讲神迹之外，还夹杂着说一些圣经的故事——当然，说什么要由白多禄来“建议”，免得某些对过人来说过于惊世骇俗的猛料流传出去。

“神父，现在既然有人来听传道了，我看我们可以把礼拜堂的布局稍微更改一下。”一天，白多禄谦恭的说。

“怎么改变呢。”

“我记得在欧洲，教堂一直是一个大众聚会交谈，社交的场所……”

“你说的很对。”陆若华大为兴奋，“法国的乡村教堂里还有做买卖的人。这里也是个乡村，同样没有任何的消遣和娱乐，也没有合适的聚会场所。”

聚会场所原来是有的，村口的大榕树下原本就是天然的聚会场所，但是十多年前党那门和官府在这一带来回拉锯的时候，都把杀人的地方选在那里，迄今青石板的缝隙里还能看到黑色的污渍——当年的血迹。村民们如今对那地方敬而远之。

在白多禄的提议下，陆若华把原来已经改建为礼拜堂的第三进院落中大厅的摆设又添加了些桌椅，准备了许多火把，从临高买来的大批茶碗茶壶之类，还增加了一个火炉专门烧水。把这里办成了一个晚间聚会的地方。

至于供奉的十字架，在白多禄的建议下，把大家都觉得可怖的受难十字架改成了一般的，教堂里还加上了圣母怀抱圣子的图画——这就和汉传佛教里观音为何大受欢迎是一个道理，在欧洲的天主教国家里，圣母信仰也是很有市场的。

在这一番精心的改装之后，教堂就成了本地的社交中心：神父毫不吝惜的每天都点上大量的灯笼——以至于白多禄不得不几次回百仞去买蜡烛。一般农家晚上为了节约灯油，是不肯点灯的，教堂不但点灯而且还亮，顿时吸引了许多要在晚上做活的女子和不想早睡的青年。聚拢在一起说说话，听红毛神父说几个西洋的故事，还有些劝善的话——渐渐得，大家对他的“讲道理”也有兴趣。保卫总署的邮检部门几乎每三四天就能收到一封陆若华写给澳门的耶稣会会长的信，里言辞充满了激情。

白多禄知道在农村传教，入手很难。但是一旦打开局面，往往能很快地席卷全村。所以劝陆若华不要着急，把工作重点放在第一个受洗的教徒的家人身上，先攻下一户作为“堡垒户”。陆若华现在简直是倚白多禄为左膀右臂了，对他言听计从，对最早受洗的梅太婆一家关怀备至。

教堂热闹了，把个杜雯搞得十分闹心。几次都怪罪董薇薇不该去向白多禄提建议的。

“这下好了！群众都给洋教争取去了！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我们争取不了，就让他们先争取好了，总比不死不活的好。”董薇薇搞过乡镇工作，知道教会传教成功的地方，社会秩序一般都明显好转，政府工作也好做得多。

“再说了，文总说了：这个教会不是洋教，是有中国特色的教会。”

杜雯继续反对：“我是反对这种利用宗教迷惑、欺骗人民的办法的。”

“好啦，别谈这些大道理了。”董薇薇说，“现在把人都给召集来了，每天晚上大家就有事情做了，了解社情就容易多了。”

有了这样一个村民聚会的地方，讲习所的队员就很容易的混入大众当中去了，“交朋友”、搜集社情比以前更为容易便捷了。很快的群众工作就有了进展，队员们搜集到了不少基本的资料。

遗憾的是杜雯和董薇薇这两个穿越众在这件事情上却插不了手，连女人最合适开展的妇女工作都难以开展。这里不比盐场村，有谭家长辈做介绍，杜雯能够轻轻松松的和谭小芹大谈妇女解放问题，她们既不懂针线，又不会纺纱，临高话也说不来，和当地的妇女根本聊不到一块去。去教堂里坐坐和人说话闲聊也不成功——大家都对她们有些畏惧，毕竟人是“女官长”。

董薇薇想了半天，决定还是发挥自己掌握的一点中医药知识来接近群众，她手里有几本中医药的常用诊疗手册，而且她是家传中医，还学过点推拿和针灸方面的东西，现在可以拿出来运用。

杜雯想不出什么办法就充当了她的助手——她别得没有，力气还是有的。学学推拿之类无碍。两个女人便在教堂里摆摊行医了。这个举措立刻受到了很大的欢迎：农村地区普遍缺医少药，妇女更是很少有看医生的机会，多少都有病痛。董薇薇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全科大夫，靠着过去的一点积累在行医了，每天都要接待好几个女病患。这让她不时的陷入一种恐慌之中，生怕自己什么时候把人给医坏了。

事已至此也不能退缩，她便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给卫生部，要他们把唯一的中医药人才刘三给派来帮忙，至少解决下药物的问题。眼下她开方子和没开也差不多——抓药要到县城去，而且农民也不是时刻都有现钱的。

但是即使这样，当地人也对她们的举动十分感激了。她们终于能够直接接触到当地的群众了。

两个女人没日没夜地工作。马灯常常是彻夜的亮着，反复地研究从各个渠道搜集来的材料。杜雯拿来做文件柜的箱子里已经开始堆积起不少的书面材料。她的笔记本里充满了一些类似的字句：

“刘大柱，贫农，态度摇摆。”

“王五，富农，对土匪痛恨。斗争态度不坚决。”

……

最要紧的村里的匪属情况，她们掌握到了好些材料。通过讲习所的学员又秘密的联络了不少的土匪的受害者。每天晚上，都有人偷偷摸摸的从第三进的教堂后面进来，在二进的院落里秘谈。说到伤心处，总有人哭，女人心软，见人哭也容易掉眼泪，倒意外的更容易争取了人心——大家都说这两个女官长心肠好。

这些受害者都是学员们精心选择的——不是和土匪有血仇的不深谈。说起土匪的事情，个个都是咬牙切齿的，痛哭流涕的。然而即使这样，杜雯期望先把他们发动起来组织基干民兵，进而发动群众的期望还是落空了。

受害人家庭死的多数是青壮年，土匪也懂斩草除根的道理。留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妇女孩子，有几个青壮年的，家里的老人也怕这根独苗再遭不测，态度消极。

这样前后已经过了半个来月，局面还是没多少进展，道禄村还能保持着表面的平静，在十三村地区的其他村子里，却发生了一股土匪窜回来补给粮食的事件。

虽然这股土匪很快就被紧随而来的剿匪支队消灭了。但是十三村地区没有巩固起来的现状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消息还出现在了内部通报上。杜雯急得要命，马千瞩发来的电报只是嘱咐她们要注意安全，没有责备的意思，然而两个女人还是感到压力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