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家的政治组织本质与明末的斗争

北朝旧贴 | 波尔布特 | 8/15/2020 | 共 96001 字 | 编辑本页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0:34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波尔布特 于 2019-2-3 19:59 编辑 家天下、师门、乡党**——浅谈儒家的政治组织本质与明末的斗争****目录**前言(第 2 楼)**第一节   “儒”的起源与发展历史(第 3-6 楼)**第二节    儒家文化的共同点(第 7-12 楼)**第三节    儒家的政治组织特点(第 13-14 楼)**第四节    现代人对儒家认识的误区(第 15-16 楼)**第五节    儒家对待科学的态度(第 17-18 楼)**第六节    大航海时代中西方的不同处境(第 20-21 楼)**第七节    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史与财政史(第 22-23 楼)**第八节    中国明末的阶级斗争与财政史(第 24-26 楼,未完成)**第九节    现代人对工业与科技发展的一些误解(第 27-28 楼)**第十节    儒家在近现代被批判的根源(第 29-31 楼,未完成)**总结(第 32 楼,未完成)**番外 1:关于儒教的历史及与道教的区别(第 33 楼)**番外 2:儒教与一神教系统、印度教系统的区别(第 34 楼)**番外 3:推荐几部精彩的反儒小说(第 35 楼)**番外 4:《临高启明》产业化的最大阻碍是市场需求不足(第 36 楼)****后记(第 37 楼)**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1:02 发表了:

前言

说起来,我跟人争论儒家的是非,最后搞到像现在这样跟大家谈儒家,有一定的偶然性。

有一天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现实生活中海南临高中学在推广《弟子规》,还刊登出了一张学生穿“汉服”集体阅读《弟子规》的照片。我把这张照片在北朝的“临高启明”版发了出来,帖子标题是《芳草地开学,大明土著新生来学校报道(有图有真相)》,顺带贴上这张照片的背景资料。因为背景资料涉及《弟子规》这本当前非常火的儒家读本,于是被很多人攻击。其实我当初真没想过替儒家和《弟子规》宣传什么,纯粹是觉得穿汉服的学生出现在现代校园里很好玩,觉得临高位面很可能发生芳草地学生穿“汉服”进校园的情况,就发了那个帖子。由于某些言论实在太“无脑”了,例如说儒家是“文瘸”、不懂军事、打压科学等等,其荒唐程度类似“独裁、暴政、腐败=TG=共产主义”,我不得不在这类讨论里给儒家做一些辩护,并客观分析了一下儒家。这就是我最早跟人争论儒家是非的起因。

当然,我口中的“客观分析”,在他们眼里就是“捧儒”。因此有不少人误解我是“儒家”的人,给我扣了“新儒家”、“贵儒”、“儒棍”之类的帽子,连“无法不甜”也曾开玩笑说要给我举个“澳宋儒学大师”的牌子。

在这里我要声明,我不崇拜儒家,也绝不是“新儒家”。虽然我对儒家不是 100%否定,但总体上对儒家是批评大于肯定,我本人信仰的其实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是不会对某件事物片面肯定或否定,而是会从多个角度分析利弊,既讲缺点也讲优点。实际上能够长久存在的事物,不可能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于是我在论坛上谈儒家时,就不会像某些人那样将儒家一黑到底,而是辩证性的既有批判也有肯定。但很显然,对于那些想将儒家一黑到底的人来说,他们会无视我批判儒家的发言,对我肯定儒家的发言感到特别刺眼,于是在论坛争论的过程中让我有了“儒家”的名声。如果当时我发的帖子不是关于《弟子规》,而是现实生活中临高基督教会情况,或者是海南穆斯林的情况,以我的辩论风格,很可能在争论中被扣上“神父”、“牧师”、“阿訇”之类的帽子,然后在这里跟大家谈论一神教的真面目,而不是讨论儒家的真面目。

马克思主义除了哲学,另一项优秀理论是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现象。别看各种宗教文化理论让人眼花缭乱,一旦牵扯到经济基础和利益导向,马上就暴露真面目了。在阅读本文的过程中,你们也会逐渐发现我根本不理“仁义道德”之类的儒家伦理,而是一直在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剖析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各种古典文明。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1:38 发表了:

第一节   “儒”的起源与发展历史

首先,我将给大家科普一下中国儒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历史。提起儒家,大多数人认为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而儒家仅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一。但实际上,“儒”的历史远比大家所知道的要久远的多,绝非仅仅是诸子百家之一那么简单。

一、“儒”的起源

中国的古典文献最早提到“儒”,是在 3000 多年前的商朝,当时的甲骨文中有儒帝子、儒人、儒师、子儒的记载。由这些名词可见,当时“儒”已经是高贵的职称,往往和帝子、公子、国师联系在一起。同时说明,最晚到殷商时期,中国已经有了专门为国家机器和贵族服务的知识阶层,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他们熟悉诗、书、礼、乐,可根据专业特长细分为:巫、史、祝、卜,主要工作是举办婚礼、葬礼,算命占卜以及进行求雨等宗教祭祀活动。说难听点,最早的“儒”是跳大神的神棍,他们是原始儒教的祭司阶层。

关于原始儒教的起源,根据传说,太昊伏羲立都陈州,建立了太昊朝(公元前 7724 年-公元前 5008 年),以青龙为图腾,于罗奉元年颁布了《易经》,创建了儒教。因此,理论上儒教有近万年的历史。至于实际情况,由于找不到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记载,已经无法考证了。但由于商朝的甲骨文已经开始记载被称为“儒”的宗教祭司,因此儒教的历史不少于 3000 年,是中国最古老的、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

商朝和西周时期,由被称为“儒”的祭祀群体所创造的“儒学”,是当时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教育。对于这批在孔子之前就出现的、和孔子一样懂儒学的奴隶主旧贵族,我在这里称他们为原始儒家。

孔子本人也是奴隶主旧贵族之一,由于家道中落,为了混口饭吃,他大量招收“平民子弟”(实际上是新崛起的地主阶级与商人“暴发户”)入学,向他们传授原本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机会学习的“君子六艺”和“儒家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但孔子所教授的“儒家六经”不是孔子的原创,而是他整理的先秦古籍。孔子的政治思想,则是来源于西周初年的周公旦。

周公摄政七年,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度、嫡长子继承法,影响了之后三千年中国的内政外交体制与社会风气,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与朝贡体制由此而来。文献方面,周公旦留下了《周礼》和《诗经》《尚书》的部分篇目。也就是说,孔子教授的儒家六经里有近一半来源于周公旦。因为这些贡献,周公旦被尊为儒学的奠基人。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人搞不清“儒教”、“儒家”、“儒学”等概念的区别,时常混用,实际上“儒教”、“儒家”、“儒学”这三种概念是不同的。

“儒教”是一种宗教文化信仰,“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存在,儒学是一种学说。如果以基督教作对比,“儒教”=基督教,“儒家”=传教士,“儒学”=《圣经》等宗教典籍。

儒教,是“儒佛道三教”之一的宗教。创始人有伏羲、孔子、董仲舒、朱熹等多种说法。传说中最早的创始人是伏羲,伏羲、孔子、董仲舒被称为“儒教三祖”。现代人所说的“儒教”,其实是原始儒教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部分,“自然科学”部分则演变为“道教”。关于儒教与道教的关系,请参阅《番外 1:关于儒教的历史及与道教的区别》。

广义上的“儒家”,包括从商朝以来所有自称“儒”的知识分子阶层。狭义的儒家,包括现代人眼里的“儒家”,一般是指孔子之后“尊孔”、学习和实践儒学的学者。

孔子时代的“儒学”,主要是指“儒家六经”与“君子六艺”,现代“儒学”多数是指以“儒家十三经”为核心的各种学说。

至于现代人所说的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其实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由儒家所创造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的内容是,一个贵族青年成长为合格管理者必备的技能与品质,以及如何培养这些技能和品质,属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管理学。早期的儒家思想脱胎于周礼,也就是周人贵族对于个人修养和社会秩序的一套意识形态。

儒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也是有区别的,儒教主要崇拜“昊天上帝”和“三皇五帝”等诸位上古圣人,儒家主要推崇孔子及其门徒和后继者的学说。儒教是一种宗教信仰,儒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二者相联系的地方是都有儒学支撑,而儒学又分为儒教学和儒家学。儒教学则称伏羲之道,而儒家学又称孔孟之道。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孔子不是真正的儒教创始人,儒教最早可以追溯到伏羲。孔子也不是真正的儒学与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儒学最早可以追溯到伏羲的《易经》以及周公旦留下的多部古籍,儒家的政治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礼”。实际上直至唐代,儒家提到祖师爷,说的是“周孔”,也就是周公和孔子,孔子排在周公旦后面当了上千年的“孔老二”。唐代之后,孔子才成为儒家第一人。甚至在孔子之前,早就存在被称为“儒”的知识分子阶层。

那么,孔子对“儒”的贡献是什么?

一是他创造了“儒家”的组织实体,或者说作为学术团体兼政治派系的“儒家”是孔子建立的。用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在儒之中,有不止于教书相礼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礼乐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日之礼乐制度以理论的根据者,此等人即后来之儒家。孔子不是儒之创立者,但乃是儒家之创立者。”

简而言之,伏羲创立儒教(传说,存疑),周公创立儒学,孔子创立儒家学派。

类似的是,中国道教的理论奠基人是老子,但道教的组织实体是由东汉的张道陵创建的;中国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是“南陈北李”,但 TG 创始人是“一大”代表。

二是他主张“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儒家脱离神棍色彩走向世俗化,后来还发展出无神论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就是从孔子那里开始的。

这方面,连作为“反儒先锋”的陈独秀当年也是很欣赏的。在陈独秀看来,孔子的思想价值在于其对宗教所持的理性态度:“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

对于宋代之后彻底世俗化的儒家来说,“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子明显比“敬天法祖”的周公旦更适合当儒家文化的创始人。

三是除了传承周公旦和其他儒家先人的理论文化,孔子和他的徒子徒孙也发展出了很多原创理论,这些理论被整理成了《论语》等儒家经典,并且成了儒家经典的主体。

现代人所说的儒家典籍,多数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儒家十三经”:《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类似的案例是,耶稣在传播《旧约》的同时,还和他的门徒共同创作了《新约》;毛泽东虽然不是第一个宣传马列主义的中国人,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力远远高于“南陈北李”,对于马列主义中国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2:12 发表了:

二、封建社会尊儒、尊孔的根源

虽然孔子创造了儒家这个政治派别,但从政治精神与阶级利益的维护来说,后世所谓的“儒家”和孔子本人的政见并不相同。这一切,还得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阶级斗争开始说起。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乐崩坏”、大变革的年代,当时旧的奴隶制正在走向没落,地主阶级正在崛起。面对这种局面,有一批贵族主张变法,将国家的政治体制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这就是法家的起源,但更多的旧贵族则继续维护原来的旧体制。

而孔子的政治态度是,原则上延续原来的奴隶制,但进行一些改良。例如主张“施仁政”,以缓和阶级矛盾;大量招募新兴地主阶级与商人的子弟学习儒学,将他们发展为新的奴隶主阶层。

很显然,孔子虽然有改良主义的倾向,但和原始儒家一样是奴隶主利益的代表,跟当时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以及后来的地主阶级士大夫不是一路人。

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战国时期儒家八派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是代表孔子的儒家思想,这混乱程度堪比“百家争鸣”。而对中国 2000 多年封建制度影响最深的一派是荀子,但荀子的思想却是偏向法家的,他最著名的两个弟子李斯、韩非都成了法家。在近现代中国饱受批判的“三纲”,最早就是由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提出来的。明清儒家常说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来源于被誉为“法家先驱”的管仲。

由此可见,中国的封建社会其实是“外儒内法”,表面上打得是孔子和儒家的招牌,实际上是用法家的理论治国。

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来说,早期的儒家是奴隶主利益的代表,可谓奴隶制版儒家,在汉代就已经灭绝了;而法家版的儒家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可谓封建版儒家,这才是此后统治了中国 2000 多年的儒家文化的真面目。

有人会问,既然中国的封建制度跟孔子本人的想法并不一致,为何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要靠打着儒家招牌治理国家呢?为何孔子后来那么出名、政治地位那么高、被当作牌坊供起来长达 2000 多年呢?原因有三:

1、儒家的宗法制度与分封制度适用于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

(1)儒家的宗法制度适合管理当时的社会基层。

在中国古代,产权所有制的主流是生产资料“家族”所有制,以“家族企业”为经济基础,加上当时的人口普遍以宗族的模式聚居,基层社区普遍形成宗族、经济组织、政治组织“三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特点。如果这个基层社区还有武装,还可以形成以“子弟兵”、“父子兵”的血亲关系为特点的军事组织,变成“四块牌子一套班子”。这种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经济生产与政治生态非常适合儒家的宗法制度。相比之下,法家那种深入基层的行政组织与严刑峻法的管理模式成本太高,以当时中国的生产力难以在基层推广。

(2)原始儒家的“分封制”适合管理边疆地区、附属国等“臣服”地区。

除了以黄河、长江、珠江、京杭大运河等河流沟通的汉族传统聚居区,中国封建王朝对大西南、大西北、东北等地区被征服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还有朝鲜、越南、缅甸、琉球等“臣服”的附属国,无法实现财政方面的盈利,所得税收连地方行政机构与驻军的费用都不够支付,因此不得不用“册封”的模式进行间接统治,这就需要用到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原始儒家的“分封”制度。从经济基础与行政成本的角度来说,“大一统”是一种在农业社会有些超前的政治理念。中国古代相比其他封建农业国更为发达的农业生产力,汉族聚居区的大平原地形,以及发达的河流水系交通,给了“大一统”理念施展的空间。但中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封建国家,中国古代的边疆地区,其实更适合原始儒家的“分封制”理念。

当然,出于“大一统”的政治理念,除了朝鲜、越南等实力较强、难以用军事征服的附属国,王公侯之类的领主封爵不会有,用的大多是宣慰使、指挥使之类的军政官名。但这些官位和欧洲的“公侯伯子男”等封建爵位一样是世袭的,实际上形成了封建割据。

这也是论证中国自秦代之后的大一统王朝依然是“封建社会”的重要论据。中国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其实只是在汉族地区基本消灭了县级以上的封建割据政权,并未消灭汉族地区县级以下的封建割据势力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割据政权。中国古代汉族地区县级以下的封建割据势力,例如宗族、庄园、坞堡、山寨等,放在古代日本都是小规模的“大名”。或者说,日本所谓的“战国”大部分其实是村长、乡长之间的械斗。放在欧洲中世纪,都是“男爵”级别的小领主。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割据势力也一直存在,而且是更为强大的县级(少数民族千户)、地级(建州卫、播州宣慰司等)、甚至省级割据势力(乌斯藏都司),放在欧洲就是伯爵、侯爵、公爵级别的大领主。虽然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大多有汉族驻军或直接出兵平叛的能力,但出于节省行政成本的考虑,还是用册封少数民族酋长为官员的形式进行间接统治。至于朝鲜、越南等附属国,放在欧洲那是“王国”级别的政权,拥有完全独立的国家主权,中国皇帝和他们的关系类似于罗马教廷与英、法、西班牙等西欧王国的关系。

最有意思的是日本,中国皇帝给日本的政治待遇一直是“王国”,册封诏书上写的是“倭王”,日本国主却自称“天皇”,给中国的外交文书上写的是“日出天子致日落天子”,想跟中国皇帝平起平坐。如果中国承认日本“天皇”的称谓,就实际上形成了儒家文化圈的“东西朝”,类似于欧洲那边东西罗马帝国的关系,或者类似于神圣罗马帝国与沙皇俄国的关系。

总的来说,法家理念更合适“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更适合“修身齐家”。

实际上,法家最核心、最有用的“法制”、变法图强、法术势等政治主张主要适用于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中国古代基层的治理一直是用儒家思想。

2、孔子的政治思想里有符合封建统治者需求的内容。

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期,孔子的改良主义路线没有前途,因此他生前是比较潦倒的,没做成啥大事。就好像民国时期作为主角登场的要么是作为革命派的中共,要么是作为反动派的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左派、民盟等“第三条道路”没有生存的空间。但随着新的剥削阶级崛起,以及阶级矛盾的相对缓和,改良主义、中间派的路线就开始吃香了。

具体来说,就是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春秋战国时期,地主阶级是革命派,积极要求“变法”以取代奴隶主阶级。到了汉代,随着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稳固,他们作为统治阶级与既得利益者就变得保守了,于是开始怀念孔子的改良主义,加上“儒”是传统的代表,于是打出了“儒”的招牌,但依然沿用当年法家制定的政治经济体制。

简而言之,孔子之所以被后世抬得那么高,就是因为孔子面对阶级矛盾主张以改良主义的态度来进行应对,而不是用“变法”这种革命主义的态度来应对,比较符合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与保守派的胃口。

类似的是,随着改革开发后中国人变富裕了,很多人觉得自己是“有钱人”而不再是“泥腿子”了,害怕被“共产”,结果原本不受待见的“炮党”咸鱼翻身有了很多果粉。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写穿越民国的小说时,普遍走的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中间派路线。或者是明面上是果粉靠拢老蒋,实际上各种言行作风向中共靠拢。这方面,半只青蛙写过一篇讽刺性文章,讲的是一个果粉在穿越民国时如何一次又一次被当作“共党”抓起来枪毙,只得一次又一次开金手指复活。后来那个果粉又发现,那个年代国民党内办事稍微靠谱的人都是共谍。这画风,真的跟地主阶级崇拜孔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3、孔子是中国古代绝大多数世俗知识分子的祖师爷。

在孔子之前,学校是由官府办的,国家开办的官学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学习。

孔子开创了私学的传统,他办的私学是中国最早的民办教育机构之一。虽然当时开办私学的不止孔子一家,根据历史文献的考证孔子之前有邓析办学,但当时其他人办的私学基本都不成功,留下的影响很小。而孔子的私学是很成功的,可以说是“私学之祖”。由于孔子“有教无类”,将原本只有贵族才有机会学到的儒学向平民大规模推广,结果就是他的徒子徒孙特别多,基本垄断了中国古代的世俗文化教育。别说儒家弟子,就连墨子和大部分法家都是出自儒家的教育机构,只不过墨子和那些法家政治家后来自立门户背叛了孔子的政治理念。有人在贴吧上如此评论当年儒家的教育成就:“孔子时期没有百家争鸣,没有孔子的弟子在三晋大肆开办私学,诸子百家该少一半”。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号称“百家争鸣”,但大部分人属于儒、墨、法、道“四大门派”。如果涉及阶级利益与最根本的政治主张,基本上可以归类为三大派系——儒家、法家、墨家。儒家和法家都是代表定居农业人口的利益,区别在于儒家代表奴隶主利益,反对“变法”;法家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支持“变法”;而墨家则代表当时四处流动的工商业者的利益。

很显然,由于当时儒家垄断了教育资源,结果孔子成了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世俗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祖师爷。地主阶级政治家如果要追溯自己老师的老师,也就是自己文化教育的祖师爷,大多数都能追溯到孔子。出于对老师与祖师爷的感恩心理,地主阶级也得拜孔子。

类似的是,在金庸的小说中,大部分江湖门派都是从少林、武当两大门派中分裂出来的,而武当派创始人张三丰也是出身少林,因此“天下武功出少林”。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2:30 发表了:

三、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

儒家思想基本上每隔几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大变革,与上一代的差距可以参阅 1978 年之前的中共和 1978 年之后的中共的差别。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政治上不存在长期不变的“正确答案”,只有适合时代的制度。当时代变迁,提出了新的要求,就必须修正制度、补足不足。儒家思想与儒家制定出来的政治制度就这样一直根据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早期的儒家思想以“周礼”为核心,也就是周人贵族对于个人修养和社会秩序的一套意识形态,目的在于维护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以宗法制、分封制作为上层建筑的奴隶社会。

战国时期,井田制瓦解,各国上层建筑中的宗法制、分封制也相继崩坏。儒家内部因为各自处境不同,各自面对的社会问题不同,形成了八派。这八派中最重要的两派是孟子和荀子,孟子提出性善论、“以人统天”,荀子提出性恶论、“以天统人”,构成了孔子之后儒家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路线,并具有竞争关系。

汉代的儒学被称为“经学”,是研究、注释“儒家六经”的学说。经过无数次的修订,孔子的原作与早期的儒家经典早已面目全非。这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汉代的“新儒学”。汉代儒家和先秦儒家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为“大一统”作论证。通过加强中央皇权、弱化臣权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借天之名来限制君权。

魏晋时期儒学演变成“玄学”。当时的儒家士大夫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有人认为玄学既不是纯粹的儒学,也不是纯粹道家的思想,而是在儒道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哲学形态。

唐代的“新儒学”是"讲论经义,商略政事"的外王之道,强调其社会实践功能,相比前朝儒家思想有两大变化。

一是提高平民的政治地位。当时随着皇权的稳固,诸候消失了,但他们转化为世家,仍然严重地制约着底层的上升途径。科举制度兴起以后,逐渐打破了汉代以来世家大族对地方社会和官僚集团的控制,迎来了儒家思想内部的又一次变革。这时期儒家提倡:“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是由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重新发展起来的。韩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统高于君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为道也”。儒家学说,从汉时君是天下的根本,变成了道统才是天下的根本。唐末到宋朝,儒家将道家的思想引入儒家,又将儒家的思想进行新的阐发,目的在于新的制度改革,进一步抑制君权和臣权,再次提高百姓的地位。

二是排斥佛教、道教的宗教气氛。李唐一代在思想文化上总体上是以佛道二教为根底的,因此中晚唐时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兴起的背景是“应对在政俗两方面所产生的宗教迷狂”。对于佛教,韩愈认为,佛陀是异族,不尊重人伦,不从事生产,本身为邪恶之物,宠佛亡国。当时道教徒为抬高自己,认为孔子是老子的弟子,唐玄宗时塑轩辕老子像,孔子在旁边陪侍。韩愈提出儒家的道统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及其传焉”。

韩愈、李翱二人虽排斥佛教和道学,实际上却从释、道两家汲取了大量思想资料以救传统儒学之弊,为宋朝新儒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宋代以后的儒家文化以“理学”最为流行。其中取得官方地位的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派系之一,而宋明理学的兴起的背景正是儒释道“三教合一”。

理学在现代被很多人痛骂,但在当时理学的产生有非常大的进步意义。因为从汉代到唐代,儒学出现过神学化的倾向,是理学将儒家进行重新解构阐释,把儒学再次拉回世俗。

宋朝儒家提出了天理,将天道、天命都归结于天理之中,提出“中正仁义,立人极焉”,将人极提出来与天地并列。这样,原本受命于天的皇帝,就变成了与人并列的位置,才会有“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理念。士大夫与君共治,君权需要限制,那么臣权同样也会需要限制,所以唐末到宋开始分相权。

到了明朝,宰相被废除,首辅的地位相比以前的宰相已经大大不如了。到了中晚明,科道强势崛起,出现了“君-内阁-以六科给事中为代表的科道”相互制衡的局面。内阁可以封还皇帝的圣旨,六科给事中也一样可以封还皇帝的圣旨吗,逼急了的皇帝不得不发中旨。中旨是指不被内阁和六科给事中同意,而由皇帝私自下发的旨意。这种旨意在明朝是不具有强制性的,接旨的人可接可不接,如果接很可能被骂成侫臣,不接就会被人赞一句直臣,无不说明君权正在被严重限制。

宋代之后的儒家文化除了理学,还有其他一些学派,其中最主要的是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

简而言之,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变化,是因为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的是解决当时的问题。

儒家思想的整体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息息相关。儒家思想既是中国历史变革的结果,同时为中国历史的变革提出了很多指导性的方针和意见。

历史上,有影响力的儒家派系超过一百个。总的来说汉代至清代出现的大部分儒家派系都是封建主义版儒家,但到了明代中期至现代,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版本的儒家文化。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2:47 发表了:

四、资本主义版儒家与近现代新儒家的崛起。

明代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发展迅速。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同时出现了一批跟现代中国人的三观比较接近、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色彩的儒家学者。

李贽是泰山学派的一代宗师,他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他是中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被后人并称为“明末三大儒”,他们都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反思,试图寻找“儒学的真精神”。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思想现代化过程中的理论与口号,有不少都是来自这三个人。黄宗羲的名言是“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主张“工商皆本”,跟主张君主专制和重农轻商的封建版儒家形成了鲜明对比;顾炎武的名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王夫之主张“天下为公”,是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

这批人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也是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版本儒家。在政治上,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君主制度,但都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封建阶级范围之内的民主要求,如要求“置相”,实行学校议政和士大夫的“众治”,以限制君主独裁等等。在经济上,他们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封建剥削制度,但反对封建国家和豪强的过分兼并掠夺,提出了一些“平均授田”、限制赋税私租之类的主张。

这件事再次印证了“物质决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要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中国人和儒家知识分子中也会产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而且出现的时间比欧洲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西方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还要早一个多世纪。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中西文明的碰撞交融,又产生了被现代人称为“新儒学”的思想文化。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主要表现为孙中山的“籍古创制”。

孙中山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模仿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模仿周礼制订了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中以儒家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

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革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关于资本主义版本的新儒家文化,近代版本大家可以参考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侠小说,还有 90 年代之前的香港武侠电影、黑社会电影。现代版本大家可以参考 TVB 拍摄的《九五至尊》《超时空男臣》等穿越剧,还有大批讲述香港豪门内部恩怨的电视剧。这些文学作品与影视剧间接展现了受现代化与工业化影响的现代新儒家文化是怎样的。国产剧《老九门》也有不少涉及儒家文化的内容,但我非常不喜欢这部电视剧,因为里面“听奴”、“棍奴”之类的腐朽词汇很多,让我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奴隶制、封建主义糟粕。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近现代儒家学派都是资本主义版的“新儒家”,某些所谓的“新儒家”其实是封建主义复辟的借口。例如民国初年,封建势力就闹出了“尊孔复古”的闹剧。具体情况,我会在《第十节    儒家在近现代被批判的根源》中进行分析。

除了中国大陆,儒家文化在海外也有很大影响。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都有研究儒家文化的学术团体。除去海外华人社区,目前儒家文化在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受到汉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流行,因此这片文化区又被称为“东亚儒家文化圈”。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3:15 发表了:

第二节    儒家文化的共同点

根据前文,大家应该不难发现,关于什么是儒家文化,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中国一直对“儒”没有明确的定义,从殷商到现代有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学术团体与理论学说打了“儒”的招牌,儒学还加入大量佛教与道教的内容。根据中国文化体系“三教(儒佛道)九流(儒、道、阴阳、名、墨、纵横、农、法、杂)”的说法以及“儒将”、“儒商”、“儒匠”等词汇来看,大部分时间“儒”其实是中国人对世俗学者的尊称,是极普泛的一种名称。

因此,我只能将被称为“儒”的人物与理论学说,都默认是“儒”。就好像 1978 年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和 1978 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相差极大,但既然名称没改,那我就默认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

如果要给历朝历代的儒家文化找共同点与文化特征,大致有几下几点:

1、以孔子为先师和思想领袖;

2、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3、“天地君亲师”的信仰。

4、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即“人伦道德”,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前两点不难理解,后两点则是儒家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色。

一、“天地君亲师”的信仰

首先需要说明,儒教的“天地君亲师”信仰和儒家文化中的“天地君亲师”信仰是有区别的。儒教的“天地君亲师”是一种宗教信仰兼祭祀活动,是中国古代祭天地、祭祖、祭圣贤等民间祭祀的综合,详情请参阅《番外 2:儒教与一神教系统、印度教系统的区别》。儒家文化中的“天地君亲师”则是一种哲学思想和政治信仰,并以此为指导建立政治经济方面的组织关系。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是,儒教让人民群众给死人烧香、下跪,儒家文化让人民群众给各种统治阶级“下跪”。例如儒教的“亲”主要是指“祭祖”,也就是给祖宗上香磕头;儒家文化的“亲”主要是指子女晚辈服从“家长”的各种安排和命令。

如果要问两者的联系,这段话比较好的描述了两者的联系:“天地君亲师”成为中国人长久以来祭拜的对象,充分地表现出中国民众对天地的感恩、对君师的尊重、对长辈的怀念之情,同时也体现出中国民众的“敬天法地、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合法性和合理依据。

“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发端于《国语》,形成于《荀子》,与儒家文化有着莫大的关系。《国语》中记载:“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荀子•礼论》中记载:“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对于儒家文化来说,“天地君亲师”的信仰意味着要在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敬畏以“天地”为代表大自然的规律,在政治上服从“君亲师”这三类人的统治。这种政治信仰的根源来自中国传统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被儒家知识分子总结出来并予以强化。不仅是儒家士大夫的信仰,也是汉族的主要信仰。

首先,对大自然的崇拜,使中国人崇拜“天地”。

中国古代经济的主流是使用木质或金属农具、自给自古的手工农业,对气候与自然地理的依赖程度很高,因此古人产生了对“天地”等自然环境的敬畏。

利用人民群众对“天神”的敬畏,中国的统治阶级建立起了中国古代皇朝与官府的政治权威。皇帝被称为“天子”,朝廷被称为“天庭”,政府军被称为“天兵”,钦差大臣被称为“天使”。中国古代的皇帝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这么简单,还是“真龙下凡”,是负责向上天申请降雨的儒教现世神。明白了这点,大家应该也搞懂了为何皇帝的图腾是龙,神话传说中龙的本职工作就是下雨。

利用人民群众对“地祇”的信仰,中国人产生了“地方主义”和“入乡随俗”的社会风气,中国的统治阶级利用这种社会风气建立了被称为“乡党”的政治组织。

其次,对伟人、父母祖宗、老师的经济依赖与技术依赖,使中国人崇拜“君亲师”。

在那个年代,中国人不仅畏惧自然,也在积极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在这个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物,主要分为三类。

1、君:政治领袖、伟人、“主人”

从炎帝、黄帝、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这些人都是历史上的“有道明君”。传说中炎帝尝百草,一天能遇上五十种毒,从而发明了中草药;黄帝发明医理和针灸流传使用到今;尧、舜、禹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对抗自然灾害,确保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周文王、周公等人发明的农历、二十四节气,对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把中国人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引导至人类文明时代,发明了各种生产生活工具,提高了生活质量,为中国传统社会文明的发展,做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大家也不难发现,以上这些人就是后来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和当时中国的政治领袖、伟人。由于他们在“征服自然”方面的贡献突出,因此被视为“天子”,这是中国“皇帝”制的真正起源。

中国人对“皇帝”的崇拜,涉及对“天”与“君”的双重崇拜,但并非所有的中国古代君主都会被视为“皇帝”或者有资格“称帝”。秦始皇之前,除了三皇五帝,只有少数商朝的君主称“帝”,其他人最多是称“王”。

除了顶层的政治领袖与历史名人,还有很多中上层人物通过武力或智慧方面的优势往上爬,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知识产权,最终和政治领袖一起成了统治阶级,底层群众在生产生活方面对他们有经济依赖与技术依赖。后来他们的后代通过继承财产和知识产权,也继承了他们的政治地位,这就是中国的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起源。

在统治阶级中,“君”的称呼曾经非常泛滥。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奴隶主与封建主都被称为“君”。所谓的“君子”,本意其实是贵族子弟。再后来,连丈夫也被称为“夫君”,普通人之间交往有时也会用“君”作为尊称。

但总的来说,古代称呼活人为“君”,主要是指“主公”或“恩主”,也就是奴隶主和封建主,相当于现代的“老板”。

以“君恩”为核心,儒家鼓吹“忠君”、“恩义”。儒家所谓的“忠君”,最早是指对奴隶效忠奴隶主,后来是指佃户效忠地主、中小地主效忠大地主的封建依附关系,到了现代则是指工人对老板的效忠。

2、亲:祖宗和族长、父母、丈夫等“家长”。

正如前面说的,中国古代产权所有制的主流是生产资料“家族”所有制。如果说现代人的就业主要取决于“国家”和“老板”,中国古代人的就业主要取决于亲属。

父母与其他亲属不仅是大多数中国人生产资料、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也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渠道与就业技能的来源,中国古代很多文化知识与技术都是“传内不传外”的“家学”。家长对子女不仅有抚养成人的义务,还有进行职业教育和安排工作的义务。子女则是这种“家族企业”的生产接班人,并在家长退休后担负起养老送终的义务。

以“亲恩”为核心,儒家鼓吹“孝”,与“孝”相对应的是父权、夫权、族权。

3、师:老师和祖师爷

除了“恩主”和父母,中国古代人还有一种经济依赖与技术依赖来源于老师。跟现代单纯的“知识买卖”不同,中国古代的老师不仅要教学生,还得负责给学生安排就业;学生不仅从老师那里学知识,还得“以君臣父子之礼事宗师”,把老师当“老板”兼“义父”看待。

具体情况,我会在《第三节    儒家的政治组织特点》中进行分析。

以“天地君亲师”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深远,中国人独有的民族性格、三观思维里一直残留着儒家文化的烙印,使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

大家千万别觉得中国人的“天地君亲师”是“普世价值”,不管是儒教的“祭祖”活动,还是儒家文化中对君主、父母、老师的下跪,西方人都是非常反感的。

基督教在中国传教时曾经禁止中国信徒扫墓祭祖,并为这个问题断断续续闹了几百年,像利玛窦那样“以儒释教”、允许教徒祭祖的做法是被罗马教廷反对的。

18 世纪末英国访华代表团拒绝向乾隆皇帝下跪也是类似的原因,西方人原则上只会向“上帝”双膝下跪,对于君主只会跪一条腿,君主以下级别的人,例如父母、老师,连一条腿都不会跪。

跟一神教作对比,儒家文化的特性就比较容易显露出来了。

案例 1:

中国人争夺领土时高呼“自古以来”,实际上这口号只是用来鼓舞中国人士气用的,国际上除了儒家文明圈其他人根本不认。起因是儒家文化里的祖先崇拜思维,认为既然是祖先拥有过的,自然是自己的。

而一神教文明圈讲究的是契约精神和“应允之地”,他们才不管这块土地最早就是拥有,他们只看最近的国际合约是怎么写的。所以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在国际上唯一能拿来“讲理”的只有《旧金山合约》。如果没有合约或合约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说“应允之地”——那里是上帝给我们的。

案例 2:

由于对儒家文化对“地”的信仰,中国人讲究“入乡随俗”。因此一方面千方百计想要同化外来者的,要求“入华则华”;另一方面认为“人离乡贱”,去外地讨生活时会自觉低人一等,如果自己去异域当了“外来者”则会迅速“入夷则夷”把自己变成“外国人”。

这就是朝鲜、日本、越南等“异族”儒家文化国家的来源,同时也是海外华人里“汉奸”特别多的根源。实际上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民众,尤其是上层,大部分是中国过去的移民,如果不是受儒家文化“入乡随俗”的影响,这几个国家早就变成“华人”国家了。

新加坡也是这种情况,现在新加坡国民不仅不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连主流语言也在向 Singlish(新加坡式英语)转变。

最新的案例是台湾省,绿营力推“台语”(闽南语)、“台文”(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强调自己的“南岛血统”,宁愿跟印尼人攀亲戚也不愿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而一神教在“应允之地”的信仰下,根本不把自己当“外人”,不认“入乡随俗”,嚣张得很,非常积极的搞反向同化,甚至会想着屠杀、驱赶土著“雀占鸠巢”。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3:37 发表了:

二、讲究“人伦道德”的政治文化

儒家文化中关于“人伦道德”的内容非常丰富,有五伦、十义、四维、八德、三达德、三纲五常等多种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忠、孝、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诚、信、敬、慈、勇、刚、毅、直、宽、恕、敏、惠、克己、中庸等一系列德目。

光看表面文字,不难看出很多内容是用来调节人际关系的。

例如“五伦”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十义”是指:父慈、子孝、夫和、妇从、兄友、弟恭、朋谊、友信、君敬、臣忠。意思是父子之间,要注重慈爱与孝顺;夫妻之间,要和睦相处;兄长必须友爱弟弟,弟弟应该恭敬或者尊敬兄长;朋友相处应该相互讲究信义;君主要尊重臣子,臣子应该忠于君主。

结合当时的生产关系与政治格局,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伦理道德其实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纪律与政治纪律。

首先,中国古代产权所有制的主流是生产资料“家族”所有制。最基层的生产单位是家庭,家庭企业一体化,以“家产”的模式实现生产资料共有,相当于现代的集体企业。家庭之上是以血亲为纽带的部落,后来发展为宗族。宗族是扩大化的家庭,有“族产”作为部落集体财产,类似于现代的企业集团。家庭-宗族的血亲部落组织可以统称为“家族”,这些“家族企业”内部的人事关系或上下级隶属关系,是以父子、夫妇、兄弟为主流的。

其次,正如前文提到的,当时基层社区普遍形成宗族、经济组织、政治组织“三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特点。因此宗族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儒家的政治组织,而且是当时最流行的基层政治组织。这些“人伦道德”不仅是生产纪律,同时也是政治纪律。

由于这种以“家族”为模板的政治经济组织在古代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中国古代人养成了离开了“家族”组织,不叫爷、不叫爹、不叫哥哥就不知该如何服从的心理,由此催生了三个社会现象。

一是流行认干亲。没有血亲关系的生产合作者或政治合作者,会设法结成类似“家族”的组织关系。这种认干亲最普遍的表现就是认干爹和结拜兄弟。明白了这点,大家才会明白为何在古代,认义父、结拜兄弟的情节会出现得如此普遍。历史案例方面,毛文龙的部下里有成群结队的义子、义孙;张献忠手下的几个嫡系将领都是他的义子。文学作品方面,从《三国演义》里的“桃园三结义”到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侠小说,主角总是得和自己的主要合作者结拜兄弟。

这方面,最大的政治的组织是洪门、青帮。大家在港台黑帮电影里常常听到的“堂口”、“香堂”等组织机构名称,“老大”、“阿公”等首领名称,还有按照字号排辈分、“执行家法”等,都是从宗族组织那里移植过来的。不同的是,宗族的人际关系以血亲为主,主要经营农业,并且被古代的朝廷认为是“合法的”;近代黑帮的人际关系以“干亲”为主,主要经营工商业(高利贷、黄赌毒等行业理论上也是工商业),并且被现代政府认为不合法,所以是“黑社会”。

二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儒家常用家庭伦理来调解主仆之间的阶级矛盾。例如中国古代地主阶级让家里的奴仆跟自己姓,以表示把奴仆当“家人”,然后用“家法”来管理奴仆。

三是对自己尊敬的人广泛流行“认爹”性质的称呼。例如中国古代底层百姓对胥吏的俗称是“老爹”,对官员和老板的俗称是“老爷”、“大老爷”,山贼、黑社会对首领的称呼是“大哥”。根据“长兄为父”的儒家文化,“认老大”实际上是“认爹”的变种,都是中国古人对自己的组织归属套用家庭关系模板。

而儒家宗法制度,主要就是为这种“家族”模式的经济组织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政治组织服务的,权力形式表现为父权、夫权、族权。在“家族关系”之外,还有“朋友”关系与“君臣”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基本上把古代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全部包括进去了。

儒家文化的最突出特点就是注重“人伦道德”,在政治实践中,不管啥事,都能用“人伦”的逻辑进行解释和处理,可以说是儒家处理政务的指导性的原则。

内政方面,比较突出党的案例是“天子”、“君师”、“父母官”。因为皇帝是“昊天上帝”的儿子,所以具有“统治天下”的权利;因为皇帝是臣子的“君主”兼“恩师”,所以臣子要服从皇帝的命令;因为地方官是百姓的“父母”,所以百姓要服从地方官僚的管治。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大礼议之争”,虽然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但在法理上却仅仅是在讨论嘉靖皇帝应该认谁当“父亲”,给人的感觉似乎只是一场关于“称呼”的“家庭纠纷”。外交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人伦”来定性。例如辽宋关系是“兄弟之国”,有强弱之分,但相对平等;西夏向北宋称臣,南宋向金称臣,这种以“君臣”定性的国际关系就比较不平等了。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直至现代,中国人依然习惯用“人伦”的逻辑来解释很多政治理念。例如内政方面,有“人民的父母”、“人民的儿子”、“人民子弟兵”的概念。外交方面,曾经称呼苏联为“老大哥”,中朝、中越关系是“兄弟+同志”。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5:39 发表了:

三、“封建礼教”的本质是奴隶道德

虽然理论上“人伦”关系中的双方都是要遵守一定的“规矩”,但实际上这些人际关系中有很多是不平等的,父亲、丈夫、哥哥、君主明显比儿子、妻子、弟弟、臣民高人一等。这是儒家文化中最让现代人反感的部分,其中最过分的一部分内容被后人称为“封建礼教”。五四以来的“反儒”,有一大半其实是针对这部分文化。

那“封建礼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还是要从古代的生产力开始说起。

大家应该知道,中国古代的“手工农业”生产力对体力与生产技术有一定的要求,这种要求在那个年代带来了以下的生产力差距。

一是体力较强的男性相对女性具有“生产力”方面的优势。

尤其是怀孕、哺乳活动,不仅进一步削弱女性的体力,也严重缩短了女性的农业劳动时间。其实别说在古代,直到现代体力与生育依然是女性就业的大敌,重体力劳动还是男性垄断;不需要重体力的劳动,女性为了取得跟男性同等的工作机会也不得不减少生育、哺乳、家庭教育的时间。因此工业化、妇女大量就业与男女平等必然带来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二是父亲与前辈在体力与技术方面相对儿女后辈具有压倒性优势。

不仅成年父亲相对于未成年儿女具有压倒性体力优势,即使父亲老了,虽然体力不如已经成年的儿子,但凭借多年的生产经验,在生产技术方面依然有优势。这种体力优势与技术优势不仅发生在父子之间,还发生在长辈与后辈之间。不仅巩固了父权,还产生了“论资排辈”的儒家文化,辈分高的人比辈分低的人高人一等。例如哥哥的地位高于弟妹,并且在父亲不在的时候“长兄为父”,叔叔的地位高于侄子,婆婆的地位高于儿媳。

因此在那个年代,父亲与丈夫在搞生产方面相对女性和子女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这种优势使其实际控制了家里的生产资料,充当“老板”的角色。而女性则是“无产阶级”,只拥有首饰珠宝、家具等一定的生活资料所有权,没有土地田宅等生产资料所有权。一旦家里的男性全部死亡,就会成为“绝户”,然后家庭财产被丈夫或父亲的男性亲属瓜分。至于家庭里的其他男性成员,在结婚生子后,特别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可以升级为新的“老板”。

同时,“论资排辈”的儒家文化,也使得“老板”之间、无产者之间,有了地位高低之分。类似于大老板对小老板的压迫,管理层对底层的压迫。这方面典型的案例是中国家庭传统中婆婆对儿媳妇的压迫,这其实是现代企业中管理层对下级压迫的翻版。这就是为何现代女性对宅斗剧、宫斗剧很有认同感,将其视为办公室斗争的教科书。对她们来说,自己的处境其实一直没变,只不过是从家族里的无产者变成了现代企业内的无产者。

唯一的例外的,大概是儿子对母亲等女性长辈的尊重。虽然儒家讲究女性“夫死从子”,由儿子负责掌握生产资料,但儿子也得“孝顺”母亲,母亲对儿子有很大的话语权。至于原因,根据古代农业社会家庭生产的规律,母亲是儿子的老师和“老上级”,儿子的职业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母亲的指导下学成。而且,母亲的辈分本身就大于儿子。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家族内部,是由生产力的强弱决定家庭地位。特点是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女性和晚辈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男性晚辈有“升级”的前途。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5:59 发表了: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真相,在传统农业社会,以父亲、丈夫、族长面目出现的男性家长与前辈,不仅是其他家庭成员的家属或亲属,还是这些人的“老板”或上级。因此,儒家所强调的孝道、父权、夫权、族权、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论资排辈,本质上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

而古代家族内部的实际情况,比我上面提到的类比更加黑暗。由于儒家文化是在奴隶社会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古代男性家长跟家里的女性和未成年子女的关系,更加接近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明白了这点,大家应该就能明白为何“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为何古代的二十四孝故事里会有《为母埋儿》《卧冰求鲤》这些在现代人看来灭绝人性的故事,因为这本来是奴隶主对奴隶的要求,这也是中国古人卖老婆、孩子的合法性根源。即使到了现代,在某些“封建残余”严重的中国农村,女人依然被禁止和男人一起“上桌吃饭”。

古代儒家文化对亲属尚且如此,“外人”就更加“低人一等”了。

例如,奴仆也算是“家人”,那奴仆和主人家属的关系如何处理?很简单,调高血亲家属的“辈分”就行了。于是家主成了老爷,正妻成了“奶奶”、小妾成了“姨娘”、儿子成了“少爷”、女儿成“小姐”。不管怎么算辈分,真正的家属都比那些奴仆高人一等。同时从这些称呼里,大家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家庭成员的地位高低。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7:38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1:09 编辑

儒家宗法制度与儒家文化中的“齐家”部分,其本质,说得好听点,是家族企业管理学,说得难听点,是服务于阶级压迫的 Xi 脑文化。至于君臣之间的关系,这里面的阶级压迫最赤 luo luo。中国早期的“君”是奴隶主阶级,“臣”的本意是男 Xing 奴隶,所谓的“君臣关系”,本意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有所的儒家都如此变态,非得要当“奴隶”的“臣子”去死。例如,主张“施仁政”、反对随意杀害奴隶的孔子就主张“忠孝”是有原则的,有约束的,不能推到极端。《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回答说:“ 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虽然儒家文化起源于奴隶社会,但由于古代的大臣大多本身是奴隶主、封建主,儿子也有很多会升级到“奴隶主、封建主”的阶层,因此“奴隶”待遇主要是针对“吃闲饭”的妇女儿童,成年男性被当“奴隶”对待的情况比较少见,连带着古代儒家文化的主流也对君臣、父子的关系讲究“仁义”。“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句话并不见于正式的儒家典籍,原本是一句戏文,反映了当时戏剧作家眼里的君臣、父子关系。这句话真正流行起来是清代的事。由于当年满族太落后了,连带着儒学也在封建专制统治的需求下开始向孔子之前的奴隶制“原始儒家”方向倒退了。《二十四孝》成书于元代,当年蒙古人啥德行我就不多说了。

总体而言,中国封建社会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更接近地主与佃户的关系。虽然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但“臣子”还是有“自由人”的社会地位。而女性就比较悲惨了,因为没有“财产权”,实际上接近“农奴”的地位,也就是有一定“生命权”的奴隶。

“五四”时陈独秀反孔批儒的重心,主要就是集中于以尊君为中心的礼教和以三纲为中心的封建道德上,着力阐述孔子所提倡的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应现代工商社会生活。按照陈独秀的说法,“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已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已属人之奴隶道德也。”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8:18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1:09 编辑

当然,儒家文化中的“封建礼教”并非是人类社会中唯一的“奴隶道德”,“奴隶道德”其实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这方面印度文明圈(包括佛教)有“轮回转世”的说法,一神教文明圈有契约精神、上天堂、下地狱的说法。

要论区别,儒家的逻辑是,上半辈子当奴隶(儿子、儿媳)吃苦,下半辈子当奴隶主(父亲、婆婆)享福,向统治阶级效忠是因为“孝道”或报答“仁义”、“恩情”。印度文明圈的逻辑是,这一世当奴隶吃苦,下一世当奴隶主享福,否则下辈子继续当奴隶吃苦甚至变成更低贱的动物。成为统治阶级是因为上辈子做了好事,你的苦难是因为上辈子造了孽。一神教的逻辑是,人都是有罪的,活着时当奴隶吃苦,死后上天堂享福,否则下地狱吃更多的苦。人是“主的羔羊”,传教士是“主的仆人兼牧羊人”,国王和贵族的权力是“君权神授”,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此外,西方人还搞出了“蓝血”、“贵族”、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理论为其高高在上的地位进行辩护。至于哪种“奴隶道德”更加恶心,大家自己品味。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很多根植于农业社会的旧儒家道德已经没落。新儒家文化在延续“家族企业管理学”的基础上,开始讲究家庭成员内部的平等,包括男女之间的平等,不同辈分之间的平等,把老婆、子女、后辈当奴隶对待的情况现在已经革除了。家庭成员的关系变得相对平等。但令人感到恶心的人,有另外一群人,打着“儒家”的招牌,试图复辟人际关系不平等的“封建礼教”。例如以女德班之名推行奴化教育,甚至缠小脚。是否支持家族成员内部的平等与男女平等,是检验“新儒家文化”真假的一条重要参考标准。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8:45 发表了:

第三节    儒家的政治组织特点

以“天地君亲师”的信仰与人伦道德为纽带,儒家建立起以君臣、宗族、师生、同乡为主要人际关系的政治组织。讲的通俗点,儒家认为应该建立起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威,自己应该跟家属、亲戚、老师、同学、同乡抱团和互相关照。

这些政治组织的特点是——家天下、师门、乡党。

一、家天下

所谓的“家天下”,就是以生产资料家族所有制为经济基础,建立国家领土与国家政权的家族所有制。

由于当时经济组织与基层政治组织广泛流行“家族”模板,结果就是国家领土与国家政权也流行“家族”所有制,国家被当作一个家族的私产进行处理。

这种现象完美的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论点。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国家的主流经济组织与跟国家的上层建筑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古代,绝大多数国家是以生产资料家族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国。生产资料家族所有制与家庭财产的血亲继承,是人类对君主世袭制的认同基础。而现代人之所以没有国家政权家族所有的概念,是因为现代国家是以股份制大企业为经济基础。股票对应纳税人与选票,股东大会对应资产阶级选举,董事会对应议会,监事会对应司法系统,总经理与企业经理人对应行政系统。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下,国家被视为全体国民所有,纳税的国民是国家的股东,国家领导人只是职业经理人的角色。总经理权力再大,也不能背着股东侵吞公司财产。

儒家宗法制度的特点,就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在中国,这种文化特点很好的为“家天下”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合法性。

根据儒家的“家天下”逻辑,中国的领土主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民交的税,其实是交给君主的“地租”。人际关系方面,君主对应家长,王族对应家族,丞相是大管家,文官系统是负责收税和管理佃户的各级中小管家,军事系统对应家丁与民团。

此时所谓的君臣关系,其实是皇帝雇佣臣子干活。对文官来说,他们只是皇家雇佣的管家;对军人来说,他们只是皇家雇佣的家丁与民团。

如果有人说,“这天下大家的”,国家的权力应该由每一个国民分享,保卫国家的义务由每一个国民共同负担。从儒家地主,到每一个受旧儒家文化影响的底层百姓,都会呵斥道:“这是人话吗?”

为了鼓励地主阶级士大夫的参政热情,或者说地主阶级为了取得更大的政治权力,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又发明了“共天下”的说法。根据这一说法,所谓的朝廷,是一群大家族的政治联盟,或者说是一群姓氏各不相同的部族的联盟,这也是最大的儒家政治组织。在朝廷中,皇族是最大的部落,士大夫们的家族是相对弱小的、臣服于皇族大部落的小部落。他们交的税,其实是被征服的“百姓”部落上供给皇族大部落的保护费。

此时所谓的“君臣关系”,其实是小部落对大部落的依附关系。类似于现在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对美国的依附关系,美国是“君”,日本、韩国、菲律宾是“臣”。更加合适的案例是“大英帝国”,英国本土是“君”,殖民地与附属国是“臣”。

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家族的利益被摆在首位,用管理“家产”的模式管理国家,用对待佃户与雇员的方式对待官员与国民,这就是儒家的“家天下”。

因此在明代儒家士大夫的眼中,他们交的“皇粮国税”,其实交给朱姓皇族的地租或保护费,自己是朱姓皇族的佃户、雇员或被保护者。而且朱家还是比较苛刻的雇主,交的地租或保护费越来越多,而下发的工资一直比较少。儒家地主也好,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底层百姓也好,对他们来说,大明朝的完蛋,其实只是朱姓部落的完蛋,他们自己只是换个东家和交地租、保护费的对象而已。至于所谓的“华夷之辨”,那其实更接近一神教对“异教徒”的概念,并非近代从西方引入的“民族主义”概念。就中国典籍上的记载来看,华夷之辨区分的主要标准是以华夏礼仪的有无,或是对华夏的友善度为标准,存在着深刻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这方面看中国人对五代沙陀族政权和满清的不同态度就很清楚了。明末的故事,其实早在唐末就发生过了,黄巢扮演了李自成的角色,朱温扮演了大西军的角色,沙陀族扮演了满族的角色。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没人把后唐、后晋、后汉、北汉这几个沙陀族政权看成是“异族入侵”,都是当汉人王朝看待的。原因就在于,沙陀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早就彻底汉化了,也没“剃发易服”之类的破事。

“家天下”的政治特点,是政治派系的组织核心不是某种意识形态,而是某个领袖人物或家族。一旦这个领袖人物或家族完蛋,这个政治派系也会跟着完蛋。中国古代封建朝廷的很多派系斗争,带有很明显的“家天下”色彩,例如唐朝的“牛李党争”,明代以严嵩父子为首的“严党”。不止是朝廷里的派系斗争,农民军也是这种组织形式,因此李自成和张献忠死后,农民军的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估计有人会说,西方就没有“家天下”?答案是,西方世俗封建政权一样是“家天下”。中世纪的欧洲王权政府跟中国的封建政府有共通之处,没有今天公共财政的概念,有的只是王室与贵族的领地与财产。但西方的家天下跟中国人的“家天下”有很大区别。

中国人“家族”的成员数量非常庞大,可以使用儒家宗法制度管理从基层生产到国家政权的所有组织。而西方人“家庭”的成员数量非常少,家天下的水平仅仅限于国家领土被视为某个贵族家庭的私有财产,不存在像儒家那样用家庭伦理与宗法制度管理国家的情况。

至于中国人“家族成员”数量庞大原因,一是中国的上层人士可通过多妻妾的婚姻关系迅速发展出人数达到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血亲大家庭;二是中国家庭成员长期聚居,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加上“祭祖”活动的文化纽带,可以组建出宗族这种人数可达几百人甚至几万人的庞大家族组织;三是可以通过义父子、结拜兄弟等认干亲的模式继续无限度扩大家族成员;四是可以通过让奴仆改姓的方式将其纳入儒家宗法制度的管理。

而西方人普遍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家庭成员很少超过 10 人。情妇、私生子之类的人多数不会被允许进入家庭;婚生子女成年后,除了留下来继承家业的嫡长子女,其他人也会被逐出家庭自谋生路,兄弟姐妹间关系疏远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没有认干亲的传统,更不会让奴仆改姓,用家庭伦理进行管理。

因此,西方人的家庭伦理主要用于管理小家庭,连基层社区的管理都不适用,更别提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西方中世纪君主的政治地位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君权神授”,社会人际关系方面采用“契约精神”。虽然西方没有儒家的宗法体制,但由于西方古代的基层经济组织也是生产资料家庭所有制,因此同样发展出了国家领土主权家庭所有制和君主世袭制,并一直流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虽然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方崛起,也有东印度公司之类的股份制公司,但企业控股的主流还是单个家族独资或少数家族控股,引发的结果是欧洲各国上层建筑大部分也是跟家族所有制对应的君主制。只不过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君主虚化,普遍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但欧洲的“君主立宪”也并非是资产阶级发明的,在中世纪就有了萌芽,鼻祖是英王约翰的《大宪章》,当时是封建贵族阶层制衡君主的措施。“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就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架空君主的手段。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很多西方资本家发现,为了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或者说为了聚集起更大的投资规模,必须放弃对企业控股的家族独资模式,推行大规模股份制。于是一群大小股东联合起来组建了垄断整个行业的超级大公司,然后企业的经营人也不再流行让第一大股东兼职,而是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随着这种垄断性股份制大企业的流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转折点,欧洲各国也大量进入共和制,“成打的王冠掉落无人捡拾”,君主制彻底在西方没落。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9:06 发表了:

二、师门、乡党

虽然中国古代的家族组织非常庞大,但光靠家族本身的人口想要控制国家政权还是不够的,尤其是中国这样大一统政体的超级大国。因此,儒家又发展出了师门、乡党两种组织用于拓展政治势力。

儒家的师生关系,不仅仅是老师与学生的教育关系,还是一种平民依附于贵族、下级依附于上级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事可谓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和他的“三千弟子”。当时孔子是奴隶主贵族,他的三千弟子是“平民”身份的新兴地主阶级与商人暴发户的子弟。实际上,中国古代狭义的“儒家”,就是指以孔子为祖师爷的“师门”组织,理论上包含了中国封建社会里几乎所有的世俗知识分子。

中国古代寒门子弟想要往上爬,捷径之一就是拜贵族、官员、士绅等上层人士为老师。老师要负责给门生安排就业、前程甚至官职,门生要以君臣父子之礼事宗师举主。到了东汉时期,已经发展为流行程度仅次于“家族”的政治组织模式,对魏晋南北朝世家门阀大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东方末年最著名的师门组织就是河北袁绍的政治势力,号称“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到了明代,科举考试结束后,被录取的考生拜录取他的考官为老师。甚至皇帝本人也会当考官,发展“天子门生”作为自己的嫡系部下。

儒家师门的师生关系,实际上是以政治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上下级关系,是“家天下”的补充。门生与其说是门师的学生,不如说是门师的义子。如果大家仔细对比,就会发现儒家师门的内部管理体制跟儒家宗族的管理体制高度相似,只不过父子兄弟的关系前面加了“师”字,两者都是采用儒家宗法制度来管理。

除了用宗法制度管理的家族、师门,儒家有一种还有政治组织形式是“乡党”,这是一种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以地域籍贯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例如在农耕水源的争夺方面,聚居在一起的同乡是天然的利益同盟;在拉帮结派方面,拥有相同口音的同乡熟人也天然比不同籍贯的陌生人容易沟通。由于不是以某个领袖人物或强势家族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因此乡党能够存在较长时间。

在明末,朝廷内主要的政治派系都是“乡党”。最出名的乡党就是东林党,代表一部分江南地区士绅的利益。东林党的政敌,有山东士绅的齐党、湖北士绅的楚党、安徽宣城士绅的宣党、江苏昆山士绅的昆党、浙江士绅的浙党。在打击东林党方面最出名的阉党,也不是单纯的太监组织,而是以太监魏忠贤为组织核心的“反东林党联盟”,幕后大老板是天启皇帝,主要成员来自齐党、楚党、浙党、宣党,实际上是好几个乡党的政治联盟。

根据家族、师门、乡党的组织特点,再跟以信仰为组织核心的一神教、马列政党作对比,大家就该明白中国历史上那些政治组织是儒家的。最典型就是湘军,他们的组织模式就是典型的儒家政治模式——以宗族、血亲、师生、同乡等人际关系为纽带组织军队。这跟以宗教理念或政治理念为核心进行组织的一神教及 TG 的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一个很明显的案例是炮党(国民党右派),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军才是中国最后的儒家模式军队。了解了这点,你才能明白当年国民党军内部各种看起来非常奇葩的派系组织模式与派系斗争是怎么回事。例如,当年有蒋家王朝和四大家族(家天下),老蒋有特别多的“结拜兄弟”(干亲),还有黄浦系(师门),包括老蒋在内国民党各路军阀都喜欢用同乡当亲信手下(乡党)。老蒋重用自己的亲属、黄埔系学生(仅限亲蒋的中央军将领,而且必须是黄埔军校前七期毕业)、浙江同乡(奉化同乡最优),带有很明显的家天下、师门、乡党色彩。虽然他表面上阪依了基督教,但其实是伪信者,本质上还是属于儒家政客。

估计有人会说,西方人就没老师、学生、同学、同乡之类的熟人?凭什么说这是儒家文化独有的?实际上,西方人真没有中国式的师门、乡党。

首先,西方没有中国那种寒门子弟依附权贵老师的封建师门关系。西方古代的文化教育主要分成两块。一块是教会学校,由教会负责。这种学校发展出来的师生组织很快发展为教派,变成宗教派系的矛盾。另一块是贵族教育,通常的模式是小贵族的子弟去大贵族家里接受贵族教育。这块跟儒家的师门有些相似,但由于师生、同学彼此都是贵族,因此很快形成贵族阶级。实际上现代西方能够影响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的“名校”,依然是教会学校与私立贵族学校占主导,师生、同学之间的组织关系要么发展成为新教的教派,要么变成“新贵族”集团。因此,西方一直没办法形成中国那种寒门子弟依附权贵老师的封建师门关系。

其次,由于欧洲的长期分裂,欧洲的“乡党”发展成了“民族”,变成了“民族主义”。其实按照汉族的标准,欧洲人绝大多数属于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拉丁人、凯尔特人四大民族,再下面的各个民族其实只是“方言口音”不同,但彼此能勉强听懂对方说啥。美国倒是有地域矛盾,例如当年内战遗留下来的南北矛盾,但这事跟种族矛盾一比就不算什么了。其他多民族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地域隔阂被宗教、民族、种族等方面的矛盾所掩盖,乡党没有存在的基础。

其实儒家式乡党,存在的基础是一个领土较大、人口众多、种族民族高度单一、没有宗教矛盾的“大国”,偏偏符合这个条件的国家似乎都在儒家文化圈,例如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其他国家,要么领土、人口还不如日本、朝鲜、越南,要么有较严重的民族宗教问题。

三、现代新儒家的政治组织缺陷

从儒家文化圈内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现代社会风气来看,随着“新儒家”文化的发展,虽然儒家文化圈内的现代家庭成员内部关系变得比较平等了,但“家天下、师门、乡党”的儒家组织模式依然没变,存在着严重的组织缺陷。

1、“家天下、师门、乡党”的组织模式,非常不适合工业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也难以应对残酷的资本主义竞争。

通俗点说,就是以“任人唯亲”为核心的家族企业文化与企业内部的“人情味”,具体可以参考日、韩、港、台、新以及中国大陆改开后的那些家族企业运行状况。普遍情况的是在创业阶段或小企业阶段因为“人情味”内部凝聚力很强,企业也因此很有活力,等企业做大后马上就有各类“腐败问题”,碰上经济危机比冷酷的西方企业更难改革和复活。

虽然“任人唯亲”是人类的普遍有的弱点,但儒家社会这方面特别严重,因为西方的“亲人”一般只限直系亲属,甚至有时连直系亲属都可以不讲情面,而中国人“亲人”的范畴根据儒教“天地君亲师”的信仰可以无限扩大,从家人到亲戚、邻居、同学、同乡、学生......甚至某些原本和老板毫无关系的老员工在和老板混熟后也彼此有了“人情”,最后就是有可能整个企业内部都是“自己人”,到处是“人情味”,出了“腐败问题”不好意思处理,企业遇到困难了也不好意思开除谁。

记得当年日本经济高潮时,西方人曾经一度非常羡慕日本企业内部的“儒家文化”,觉得这种模式下员工的凝聚力高。现在日本经济不行了,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暴露了。

2、“家天下、师门、乡党”的组织模式,非常不利于内部公平。

或者说,根据人际关系的亲疏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毛病,现代儒家文化依然存在。这方面又分成以下三种情况:

(1)如果企业内部有不是“自己人”的外来员工,那这部分员工面对企业内的“皇亲国戚”和老板同乡时将处于“吃亏”和“低人一等”的状况。这方面台企表现得最明显,“台干”有多恶心我相信在台企干过的人都有体会。虽然西方一样有不平等的种族歧视,但西方的种族歧视在历史上还有一定的“科学性”,毕竟历史上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优势曾经有穿越者对古人的差距那么大,但现在部分有色人种的文化素质与工作竞争力上来了,种族歧视也变成了“政治不正确”。而在儒家文化圈,“自己人”或“熟人”高人一等还是普遍流行的潜规则。

(2)如果企业内部全部是“自己人”,那这些“自己人”也是分三六九等的,自己人内部还是存在不平等竞争的问题。儒家思想的特点,就是根据血缘辈分、师门、地域等规则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区别对待。一个人如果有了资源可以照顾他人,会按照次序先向家属、亲戚、老师、学生、同学、同乡倾斜,然后才考虑“外人”。如果发生了人际矛盾,就“帮亲不帮理”。

(3)就算前两点问题都不存在,还有“论资排辈”的问题,这点在 TG 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表现得比较明显,主要参考工作履历而不是实际工作能力进行升迁和决定内部地位。这点在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变动小的农业社会是比较科学的,年龄和工龄多数时候跟生产技术的高低成正比,这也是中国“敬老”传统的根源。但到了快节奏的工业社会,就不再科学了。一旦生产技术升级了,老员工生产经验的价值就算不清零也会打折扣,再惨一些干脆整个行业倒闭了,老员工就真的不知该怎么办了。在一些讲究创意和时尚的行业,例如设计、广告传媒等等,“老古董”差不多成了一种“原罪”,年轻的头脑反而成了最大的本钱。

由于有着以上的缺陷,儒家文化就算升级到了资本主义版本,在现代还是难以跟一神教的组织相竞争,不得不补充其他的信仰以削弱儒家文化带来的缺陷。一是引入一神教的组织模式,这方面 TG 是典范。由于历史原因,马列主义政党继承了一神教以信仰为核心的组织优势与“党同伐异”的缺陷。二是引入民族主义,这方面日韩是典范,改开后的 TG 也有用。

虽然儒家“家天下、师门、乡党”的政治组织模式有很大缺陷,但这并不是中国没能提早进入工业化的主要原因。

儒家的组织缺陷,在西方一样或多或少的存在过。西方一样有过“家天下”,虽然没有儒家式师门、乡党,但一样有以贵族阶级、民族、种族、宗教为标准的区别对待与不平等,但这些缺陷并未成功阻止西方国家踏入资本主义。

甚至有人在“知乎”指出,“欧洲的家族财阀(包括旧贵族和早期资本家)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组分,并且推动立法保护私有财产”。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49:34 发表了:

第四节    现代人对儒家认识的误区

根据前文大家应该不难发现,儒家思想不仅跟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发展与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也跟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人际关系、政治组织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人独有的民族性格、三观思维里一直残留着儒家文化的烙印。

因此有人对儒家做出这样的评价:“儒家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根源,是中国的文化根源,把儒家反掉了,那么你也就不再是中国人了。”

虽然汉族和受到汉文化影响的东亚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因此喜欢儒家就未必了,反而出现了很多用儒家的思维逻辑来“反儒”的情况,对儒家的认识有很多误区。

一、用儒家的逻辑“反儒”

在用儒家的思维逻辑“反儒”方面,最典型案例是我曾在贴吧见过一个人发帖说自己“只拜天地父母绝不拜孔老二”,然而那个人所要拜的“天地父母”其实就是儒家文化信仰里的“天地亲”,他根本就没摆脱儒家文化的三观思维。

中国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其实也是用儒家的思维逻辑“反儒”,这场运动与其说是“反儒”,不如说是儒家文化“宗教改革”。作为基督教“宗教改革”成果的新教,其特点是“原教旨主义”,主张耶稣和早期的基督教是好的,被后世的传教士“歪曲”;而新文化运动的“反儒”结论是“先秦儒家是好的,儒家是皇权独尊之后才变质的”。

这方面,《近现代史上四次反儒运动的得与失》一文这么评价“五四反儒”:

“新文化这帮人当时心理很矛盾,处在新旧之间。有的人心理承受力低,所以王国维就去颐和园跳湖了。他们一方面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私塾教育的熏陶,一方面又缺乏逻辑性的思维,当时很多的学者大师的治学方式其实还是离不开什么儒棍的乾嘉考据学,汉清训诂学那套的。比如胡适,钱穆,顾实等等那些人。

陈独秀早年就很反儒,但自己儒性根本没解除,他就半个秀才,四书五经熏陶出来。他说‘有些真理不容辩驳’这就是典型的儒棍专制思想,还有他办新青年杂志提出什么科学,民主的概念来救国,其实这也是儒棍没有逻辑的表现,是天人合一的反逻辑思维。

新文化运动的大部分人对儒的根源性的罪恶没有得到清楚的认识。像鲁迅很同情孔二这个人,说他只是封建帝王的护符。胡适写《中国哲学史纲》的时候也盛赞孔二的所谓救世精神。

新文化那帮人虽然有些人大胆地从理论上抨击儒家,但治学方法,自小生存的环境,思维,观念仍离不开儒家。故他们的反儒结论是‘先秦儒家是好的,儒家是皇权独尊之后才变质的’。

新文化的反儒只停留在浅薄的学术,理论上,没有深入大众的心灵当中,没有造成大的民间轰动效应,反思热潮。所以,这次运动是失败的。那帮人只是一群半新半旧,夹在中间的老学究在反思一些皇权的专制思想,并没有把矛头指向商周的奴隶制,还有先秦孔孟儒家。”

虽然新文化运动打倒了孔子的权威,动摇了儒学的崇高地位,但由于儒家文化早就浸入中国人的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民族性格和风俗习惯之中,儒家文化并没有被消灭,而是继续顽强地发挥着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日常生活。哪怕到了文革时期,依然没能彻底摆脱用儒家的思维逻辑“黑”儒家的运作模式。

这方面,《近现代史上四次反儒运动的得与失》一文这么评价“文革反儒”:

“第三次则是文革的反儒了。这次的进步之处就是它将前两次的反儒方式有机的结合起来,既有暴力性反儒的特点,又有理论上的反儒。并把儒家罪恶的根源指向孔二,指向西周奴隶制,分封制,宗法制。

当时文革出了很多论语新解,就是对论语里面的字句做最古的解释,用孔二那时代的意思解释。这些本子还是有用的

但是对儒家的抨击,仅仅停留对守旧派,倒退派的批判。其实这是一场政治上的肃清运动,跟现实的民生民计毫无关系。

反对孔二那种倒退守旧的先秦儒家,其实就是批判林彪这个走资派。

所以,当时的反儒只是停留在排斥异己,斗垮异己上。只是党派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罢了,并没用深入大众的心灵当中,造成反思热潮。 那些红卫兵也只是一帮见风使舵,听从毛指示行动的良民罢了,儒不儒,其实跟他们没啥关系,他们对儒也没有太深刻的认识。且他们的脑子里都是儒的思想。……

文革的反儒虽然暴力+理论有机地结合一起,但根本上还是儒性的。……”

对于这种用儒家逻辑反儒的情况,有人这样评价:“儒家是根本就不可能由东亚人来反的,因为东亚人信儒信到了骨子里,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儒,什么不是儒。反儒的都是用儒家的方式反儒,即使将孔子挫骨扬灰,也是建立了另一种儒。如果不和异族文化做仔细的对比,你连什么是儒,什么不是儒都分不清的,谈何反儒?”

二、将儒家文化与封建主义、孔子、孔家挂钩

首先,儒家文化并非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政治文化。原始版本的儒家是为奴隶制服务的,封建版本的儒家其实是披着儒皮的法家,儒家也有资本主义版本。

其次,封建主义也不是只有儒家文化一种意识形态工具。秦始皇“焚书坑儒”,但使用法家思想治国的秦朝依然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权!中国历史上佛教和道教的思想理论同样曾被用于维护封建统治,例如“因果循环”、“轮回转世”、“五行相克”等等,宋代之后中国地主阶级的三观实际上是“儒佛道三教合一”。在国外,从犹太教、基督教到绿教,从印度教到佛教,都曾为维护各国的封建统治起到了很大作用。

第三,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是外儒内法。五四运动时被重点批判的旧道德——“三纲”,就是法家的韩非子最早提出来的,近代地主阶级最常说的“礼义廉耻”则来源于“法家先驱”管仲。怎么看儒家思想跟地主阶级之间都没办法划等号!

封建版儒家在历史上确实阻碍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的发展,例如“安贫乐道”、“存天理灭人欲”、“重农轻商”等理论就是典型。其中“重农轻商”的源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不过既然在中国封建社会搞“重农抑商”的政治家都自称为“儒家”,那儒家为此背锅也不算冤。

但只要有了相应的经济基础,儒家文化也不是无法进化出资本主义版本。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使中国在早在明末清初就出现了一批以“明末三大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1840 年至今,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实业救国,儒家文化也在逐渐变革。

虽然孔子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儒家的知识产权真的不全是孔子的。在孔子之前有周公,孔子之后有孟子、荀子、董仲舒、郑玄通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泰山学派、明末三大儒等等无数历史名人与学派,他们都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至于孔家,不管孔子是“伟大”还是“反动”,都跟他们无关。就好像很多人崇拜毛主席,但有谁会因此崇拜他孙子?将孔家与儒家文化划等号,只能说当事人本身就有很深的“儒性”,视儒家文化为孔家的世袭“家产”。

哪怕是新文化运动时“批孔”,孔子和被批判的“孔家店”也是被批判者区别对待的。当时被批判的“孔家店”,主要是指“旧道德”,而不是指孔子本人。因为这些旧道德来源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所以被冠上“孔家店”的靶子,但对孔子本人,陈独秀、鲁迅等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并不反感。因此,当时有“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0:01 发表了:

三、关于“批儒”的民族主义误区

现代人批儒时有一个“民族主义”误区:因为有很多自称“儒家”的地主士大夫投靠了蒙元、满清,近代自称“儒家”的满清官僚也没能挡住西方列强的入侵,所以“儒家不行”。

但根据儒家“天地君亲师”的信仰与家天下、师门、乡党的政治组织特点,大家应该发现,明末的几股势力,从大明、农民军到满清,都是属于儒家文化信仰。而在现代人看来满清的一系列奇葩言行,其实都是儒家文化的产物。

清军入关时,儒家的礼法纲常根本没有被毁,这个从满清首领“称帝”(天)、承认士绅的宗族乡党对基层的统治(地君亲)、开科举和册封“衍圣公”(师)就能看出来。尤其是高级科举,会招募“天子门生”,和老蒋搞黄浦系是一回事。

满清早期重用包衣和八旗官兵,是因为包衣算是满洲主子广义上的“家人”,八旗官兵则是爱新觉罗家的“同乡”——所谓的“满汉蒙八旗”,是多民族军事集团,而且汉人占了大部分,绝大多数旗人只有共同来自辽东这一个共同点,本质上是辽东乡党组织。

当年满清重用满洲亲戚、辽东同乡的事,其实汉族集团普遍做过,不过是汉族政治集团内部嫡系、杂牌区别对待的翻版。跟南明政权内部的奇葩内讧与炮党的派系斗争相比,其实满清的那些“待遇差别”已经算比较厚道了,起码不会把“队友”往死里坑。

实际上,满清入关的情况类似于改宗基督教的日耳曼蛮族毁灭了西罗马帝国,这能证明“基督教不行”?外族征服者主动学习和使用被征服者的文化,这本身是文化强势的表现。

而清末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借师助剿”,汉族一样做过。南明就曾想过找日本和罗马教廷“借师助剿”,唐朝为了“借兵平乱”甚至允许回鹘人在长安烧杀奸淫一个月。

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封建王朝的共同点,跟是不是信仰儒家文化没关系,跟是不是异族统治也没有关系。法国大革命时法王夫妇找奥地利帝国借兵镇压革命就不多说了,即使到了 1848 年欧洲革命,沙俄还过了一把“欧洲宪兵”的瘾——多个欧洲国家的反动派找沙俄“借师助剿”。

满清和蒙元的“异族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少数”,在欧洲则是“家常便饭”。欧洲各国的贵族阶层普遍跟各国的底层不是同一民族,各国贵族以日耳曼部族居多,尤其是来自北欧的日耳曼部族,而底层多数为拉丁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

以中世纪英国为例,王室与贵族来源于说法语的北欧日耳曼部族“诺曼人”,下层的“英格兰人”是来自中欧的日耳曼部族盎格鲁-撒克逊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则是西欧凯尔特人的后裔。

法国方面,古代法兰克人是标准的日耳曼人,征服法国后接受当地的拉丁文化,文化上是拉丁系,血统又被当地的凯尔特族系的高卢人混血,所以文化上和心理上都都去日耳曼化了。不过法国的贵族阶层都是法兰克人的后裔,家谱都可以追溯到古日耳曼的部落首领。

中欧那边,各个民族相爱相杀,复杂到完全搞不清,日耳曼人可以当斯拉夫国家的国王,斯拉夫人也能当日耳曼国家的国王,很多人的国籍和他们祖先的血统完全不同。

东欧那边,一直到拿破仑时代,俄国贵族里大把的德棍、法棍,以至于有些俄国军官被俄国民兵当成法国人错杀。

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文化不仅对“异族统治”毫不羞愧,反而积极为“异族统治”提供“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辩护,并且以“讨伐异端”、“圣战”之类的理由大搞“借师助剿”。

最让中国人感到神奇的是,哪怕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国家领导人的选择上,西方人依然大搞“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英国“光荣革命”的内容是,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勾引荷兰兵武力推翻英国人詹姆斯一世的统治(因为詹姆斯一世直接被吓跑了,所以没发生流血战斗),然后拥立荷兰执政官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出任英国国王。维多利亚女王是“127/128 的德国血统”,直到 1917 年英国王室才改掉自家的“德国姓氏”。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革命党自称是“高卢人的后代”,要打倒“入侵者法兰克贵族”。套用辛亥革命时的口号就是,“驱逐日耳曼鞑虏,恢复高卢正统”。结果后来法国人却拥护一个母语为意大利语、连法语都说不利索的“科西嘉鞑子”拿破仑当皇帝,而拿破仑上台后则指挥法国兵对跟自己的“同文同种”的意大利老乡大开杀戒、大肆抢劫。

一直到 20 世纪,某些欧洲国家独立后依然宁可引进“外国贵族”当国家元首,都没想过从本国人里选一个。论“投降异族”,西方文明更加“坦然”。

不仅是欧洲,其他国家类似的情况也很多。例如“埃及艳后”其实是希腊血统,用现代的眼光看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其实是古希腊马其顿王国的殖民政权,然后“埃及艳后”又找古罗马共和国“借师助剿”。印度的高种姓与低种姓不仅不是一个民族,甚至不是一个种族,所以印度底层没法通过“改姓”冒充上等人,反倒是出现过高种姓私生女以“贱民”的身份拉选票的奇葩现象。类似的案例是美国黑人没法通过改姓冒充白人精英,反倒是奥巴马这个“WASP”的私生子利用其 10%左右的黑人血统与偏黑的肤色拉来了美国广大有色人种的选票。印度教文化背景的种姓制度,本质上是人类最古老的种族隔离制度与种族压迫合法化。

与上层贵族几乎全部是“异族”并且习惯了异族当“贵族”和国家领导人的欧洲人、印度人相比,中国异族统治的情况反而是相对少数。

儒家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汉人对“异族统治”也比较敏感,为此不得不造谣元顺帝、乾隆等人是汉人来给自己找台阶下。

“贵族”方面,除了元、清两朝,其他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在上台初期、甚至上台之前就被彻底汉化了,例如北魏、后唐、后晋、后汉。即使在蒙元时期,汉族依然占到了统治阶级的“半壁江山”,满清时甚至占到大部分。

到了近代,儒家士大夫确实对西方入侵无能为力,但近代工业国崛起时,传统农业国不论是一神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东亚儒家文化圈还是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大多被吊打,谁也没比谁强到哪里去。

同属西方文明的欧洲国家并非同时踏进资本主义工业国的门槛的,从 16 世纪尼德兰革命到 1848 年欧洲革命,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足足进行了近三百年。在这过程中,很多同属西方文明的欧洲农业国遭遇过跟近代中国一样的屈辱,例如爱尔兰被英国吞并,神圣罗马帝国惨遭法国肢解,美国侵占大片墨西哥领土,拿破仑在对外战争中的暴行更是大大刺激了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

而儒家文化圈中也有日本这种快速转向工业化的典范。作为儒家文化圈的一员,日本文化中也有明显的上下尊卑,其“不平等”性甚至超过中国,但日本却是第一实现工业化的亚洲国家。

显然,让某种文化对一个国家的落后挨打负上所有责任,有“背锅”的嫌疑。

四、说儒家是“文瘸”,把儒家等同于不懂科技、军事的文人书呆子

有人不仅说儒家是“文瘸”,甚至说孔子是“文瘸”。至于实际情况,看看历史记载就很清楚了。

首先,根据史书记载,孔子是个力大无比的高个子巨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吕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 《列子•说符》记载:“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意思是说:以孔子的力量能徒手打开城门,却并不想因为力气大而被众人知晓。《淮南子•主术训》记载:“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弘,勇过于孟贲(古代勇士),足蹑与郊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孔子不但力大无比,还能飞跑,追逐野兔,勇猛超过孟贲。

其次,根据史书记载, 孔子曾带兵肉搏。鲁定公十三年夏,孔子亲自指挥反击费人袭击鲁国的战事;在夹谷会盟的时候,孔子提剑杀死了企图对鲁国国君动手的人。

科学素质方面,孔子所教的易学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几乎所有理工科目的理论基础。

不得不说,孔子虽然在春秋时期就是个阻挡封建主义进步潮流的“反革命”奴隶主,但他本人各方面的能力素质其实不差,可谓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典型,难怪被历朝历代的反动派当作偶像捧起来。

至于早期儒家的军事素质如何,看看当年孔子的教学就很清楚了。孔子的“君子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射”与“御”就是射箭和驾驶战车这两门武艺,孔子把这两项军事技能作为儒家弟子的必修课。

秦汉乃至隋唐的士大夫教育,都是奔着出将入相去的,宋以后才丢掉了“出将”这一项。儒家官僚大多是文武双全,绝非明末东林党的“文瘸”形象。当时都是腰藏三尺剑,荡平天下事的角色,锻炼武技是必备的技能之一。

宋代以后,儒家出现“文武分流”。但有文化的儒家官僚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是从读儒家典籍开始认字的。如果去学校入学,都得拜孔子。先不提同样学过儒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岳飞、戚继光等军事家,文人群体也并非全都不会打仗,即使在明清两朝也有于谦、王守仁、谭纶、朱纨、孙传庭、卢象升、曾国藩、左宗棠等大批儒家文人出身的军事家。

就算是东林党那帮“文瘸”里名声很臭的“水太凉”,当年也很喜欢读兵书和跟人“纸上谈兵”。当然,“饱读兵书”和敢不敢打仗、怕不怕死是两回事。先不提网络上的“键盘军事家”有多少人真敢上战场,哪怕是 TG 也发生过军官在战前试图通过“工作调动”避免上战场的事,这件事能证明 TG 是“文瘸”?还有被很多中国人又恨又怕的“昭和男儿”,很多人在战败时的表现也没比“水太凉”好到哪去,有逼迫平民自杀、“被自杀”然后自己苟且偷生的日军,有让下属自杀自己却苟且偷生的高层。东条英机在“自杀”一事上丑态毕露,还不如日本的女人,比如杉杉元的老婆。尽管某些“昭和男儿”在战后侍奉美军时各种丢人现眼,但恐怕没人会因此说“昭和男儿”这个群体是“文瘸”。

宋明两朝的儒家文官集团确实打压过军方,但这绝非儒家文官独有的做法。现代西方国家一样是禁止军人干政的,一样有媒体黑军方,一样有很多政客主张裁军、削减军费,这能证明西方政治家是“文瘸”?至于因为种种原因把底层士兵当奴隶对待的,这个古今中外一直存在,例如“战斗种族”的军人就被称为“灰色牲口”。实际上对于明代士兵的悲惨遭遇,军官“喝兵血”的问题和文官集团的贪污、“漂没”一样严重,都有责任。

至于儒家的科学素质,我会在《第五节    儒家对待科学的态度》中进行剖析。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0:23 发表了:

第五节    儒家对待科学的态度

儒家文化总体而言,是中国古代以“人伦道德”为核心的哲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不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但说儒家有意打压科学,这从何说起?

一、儒家自身的科学素质

说到儒家对待科学的态度,首先得从儒家“跳大神”的神棍生涯说起。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是“看天吃饭”的。从商朝开始,儒家就进行“求雨”的工作,以彰显自己的神通广大。把“儒”字拆开,或者把“儒”字当作一幅画来剖析,其实就是一个人在摆香案、祭祀、向天求雨的样子。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欺骗,从商朝就有的“儒”,也没本事统治中国长达 3000 年之久,这些人本身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有些真本事的。他们其实是中国最早的气候学家,所谓的求雨,其实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天气预报技术。就是算准将要下雨的大致时间,然后通过复杂的宗教仪式与求雨流程,一路“跳大神”到下雨。这种跳大神表演给底层愚昧群众的感觉就是,老天能下雨,都是那些跳大神的半仙的功劳。

这方面,《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这类神迹的典型案例。虽然“借东风”的故事是虚构的,但这类事情从古至今都不曾断过。当然,历史上儒家的求雨活动也不是没闹过笑话。例如清末的时候,由于有了铁路,某个具体负责“求雨流程”官僚又不知道求雨的奥妙,结果坐火车把原本需要几十天才走完的“求雨流程”在几天内全部做完了,导致“求雨失败”,让懂“求雨”奥妙的上级官僚非常尴尬。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的天气预报技术真的有那么准?就算是现代都没办法做到气候的精准预报。

首先,古代的生活节奏不像现代那样快,下雨迟几天、早几天都不是问题。例如西周初年,儒学的奠基人周公旦发布了以半个月为精度的全年天气预报,也就是最早版本的二十四节气,对于指导当时的农业生产意义很大。除了气候学,天文历法也是儒家学者的技术专长之一,目的也是指导农业生产。

其次,如果真的做完求雨流程后老天依然迟迟不下雨,他们可以找借口说老天爷不给面子,自己已经尽力了。反正那个年代绝大多数老百姓不可能在天气预报方面做得比他们更好,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使求雨的人只是偶尔算准了下雨时间,他们也会崇拜这些人,这是个比烂的世界。

如果有人比所谓的儒家更懂天气预报,那以后大家是同行,一起吃香的喝辣的。实际上到了元代,儒家在天文历法方面的已经落后了。结果先是回教,后来是天主教,先后进入钦天监跟儒家学者一起制定天文历法。由此可见,儒家对于自己需要的技术还是很欢迎的,对异教徒科学家也很开明,不像中世纪天主教对科学家玩人肉烧烤。历史上利玛窦之所以能成功吸引徐光启等儒家士大夫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天文历法、数学、火炮等近代西方科技是关键的“敲门砖”。

第三,古代最高规格的求雨工作,也就是祭天,是身为“真龙天子”的皇帝做的。地位越高责任越大,是理想的背锅者。如果求雨不灵,儒家可以跟群众说,这件事证明,现在的皇帝不是“真龙天子”,或者因为“失德”已经在老天爷那里失宠了,所以现在应该换个皇帝了。比如说自从来自建州卫的赵福临不错,自从他在北京坐了龙庭,干旱就少了,显然他才是“真龙天子”。实际上,求雨的事如果搞到像明末那样北方持续干旱而失灵,进而导致人口大量饿死,中国也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

也许有人会说,懂科学的人怎么能这样欺骗群众呢?事实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熟悉自然科学的人或科学家如果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好的的办法就是装神弄鬼。不信请大家对比一下《临高启明》里各元老在民间的声望对比,同样是中医,腐道长在山东已经是万民敬仰的活神仙了,地方官绅对他是仰望的态度;而刘三只是个润世堂的挂名股东,元老院造反之前有哪个大明官绅正眼瞧过他?《临高启明》书中的南无量教,如果他们把发明的“燧发枪”技术公开传播,主要的受益者是军人和匠户,自己可能啥好处都捞不到。但如果玩宗教式的神秘主义,将这些技术用于表演“法术”,那在收益方面完全是另一种效果。

历史上,古代很多科学家都兼职神棍,例如伊斯兰教的创始人默罕默德就是一个医学家,他给教徒定的那些教条有很多跟中世纪沙漠环境里的卫生防疫有关。现代的医院,则起源于基督教的教堂,神父当内科医生,修女是现代护士的起源,所以医院的标志是红十字。还有很多人非常崇拜的古代科学家墨子,他就特别喜欢祭拜鬼神。中国的火药、指南针,也是神棍发明的,而且最早是用于提炼金丹、看风水等现代人眼中的“封建迷信活动”。

很多所谓的“封建迷信”,虽然理论是错的,但未必没有实用价值。例如“太岁头上不得动土”的传说,虽然太岁不是啥神灵,但太岁这种生物生长在潮湿、松软的土壤里,在挖到太岁的地方动土盖房子,房子是会塌的,所以确实应该遵守“太岁头上不得动土”的规矩。

当然,任何科学技术如果想得到持续发展,是需要通过文字进行记录和传承的。这些记录和传承被慢慢积累,经过总结、提炼后形成了理论,最后整理成了理论书籍。儒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指导是“易学”,《易》经是当年孔子所传授的“儒家六经”之一。

“易学”的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几乎所有理工科目的理论基础。

以学习“易学”为基础,儒生中冒出了很多科学家,尤其是天文学家。如果大家调查中国历朝历代科学家的学历,会发现这些人跟儒家知识分子有很高的重合度,就好像欧洲中世纪的传教士与科学家也有很高的重合度。这方面的案例,大家可以参阅《试述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儒学背景》一文。

实际上,由于儒家垄断了中国古代的世俗文化教育,尤其是基础文化教育,中国古代汉族的世俗科学家里没学过儒学的人,堪比珍稀动物。至于为何儒家能垄断了中国古代的世俗文化教育,这是因为孔子“有教无类”,最早打破阶级局限广收学生。就像前面提过的,追溯师生关系,孔子是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世俗知识分子的祖师爷。

这些世俗科学家中虽然也有像墨子这样“背叛师门”、脱离儒家的人存在,但大部分人不会否定自己的儒家身份。例如徐光启,就算入了天主教,也不会否定自己的儒家身份,同时以儒家泰山学派的人自居。

二、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对科技人才的录取

近年来讨论儒家的一个误区是,将儒家和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划等号。他们认为,只有拥有科举功名的人才是儒家,中国的落后都是因为科举考试只考那些百无一用的儒家典籍与八股文,这些想法是非常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科举考试在中国只有大约 1300 年历史,而儒家的存在即使从孔子算起,也超过了 2500 多年。孔子本人也没参加过科举考试,所以孔子不是儒家?

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来说,科举“功名”其实是法家的概念,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按(军)功分配”。儒家对权力的“合法性”逻辑是“名教”和“有德者居之”,也是就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以及高尚的道德。“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儒家文化的权力核心是君权、父权、夫权、族权,最典型的官员权力授予方式是“举廉孝”,最典型的君权授予方式是“劝进”与“禅让”。

其次,历史上中国科举考试的内容范围一直很广,不是只考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与八股文,更不是只有书面考试。

最简单的常识就是,武科举也是中国科举考试的一部分。但偏偏很多人直接忽略招募军事、武术人才的武科举,眼睛只盯着类似现代公务员考试的文化书面考试。

然后,文化书面考试也不是只考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与八股文。

以唐代科举为例,唐朝科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还有医学考试。明法科试律令,相当于现代司法考试;明算科试《九章》、《夏侯阳》、《周髀》等数学著作,相当于现代会计考试;明书科试《说文》、《字林》等字书。这些考试的内容涉及从经文到时事政治、经济、制度、军事、法律、盐政、漕运、历史、数学、文字学。不仅考儒家的东西,还考道家的东西。和那时多元化的科举考试比,我们现在的高考与公务员专业考试也不过如此。

书面考试在政治方面独尊儒家,那是元明清三代,考八股文的只有明清两代,数学考试的取消是明初朱元璋干的。儒家典籍与科举考试之间虽有交集,但完全是两码事。

有人说古代科举考试不考自然科学,古代工匠不能当官,以此来证明儒家对科学技术的打压。实际上,用是否当官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本身就是儒家文化“官本位”的逻辑。而在现实生活中,中国教育科学系统长期套用行政级别也是受到这种“官本位”文化的影响,显示出儒家文化对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影响力。与此相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就没有给科教系统定行政级别的现象。

至于儒家是否真的反对科学,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科举考试有录取科技人才的科目;不通过科举考试直接进封建王朝做官的科技人才一直存在;中国古代底层工匠当官的情况是有的,就算在明代这样的工匠也不少。

1、科举考试有录取技术人才的科目。

就算是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也不是只考儒家典籍和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分三场,只有前两场以儒家典籍为考试范围写八股文,第三场的“策问”涉及兵、农、刑、礼、吏治、河防、工赈,要准确回答策问中的内容,确实需要广博的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不是光凭死记硬背的笨功夫就能搞定。

至于如何获取应对策问所需的知识,从当事人的经历看,一条途径是在少儿的启蒙家教中有意进行灌输。1888 年江南乡试举人第一名(俗称解元)姚永概,他的父亲就强调须于农田水利上讲究一番,给他开具的阅读书目中涉及天文地理、兵盐、漕河、水利、农田、度支、礼乐、洋务等多种类别,督促他逐一细究。

2、不通过科举考试直接进封建王朝做官的技术人才一直存在。

除科举入仕外,对于某些特殊的技术人才,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也会免试录取,也就是技术入仕。例如天文历法、火器制造、医学、宫殿园林营造等方面的人才,进入钦天监、太医院、工部等部门任职,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就是这样进入明清朝廷做官的。

当然,跟农业、政治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人才,跟权贵的性命攸关的医学人才,政治待遇较高,会有正式的文官编制与品级;而跟制造业相关的技术人才与工匠政治待遇较低,大多是“临时工”的待遇。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文官”,本意不是“文科”官员,而是指有知识、学问的官员。中国封建王朝主要是对制造业方面的技术人才较为轻视,并不是轻视所有的科学技术。

3、中国古代底层工匠当官的情况是有的,就算在明代这样的工匠也不少。

在明朝,有一批靠技术逆袭的底层工匠进入了官僚阶层,他们的经历到今天都是个传奇。例如工匠吴敏德官至都御史;无锡石匠陆祥官至工部左侍郎;蒯祥、蒯义、蒯刚、蔡信、郭文英等人以木匠身份而官至工部侍郎。

其中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蒯祥不仅出任工部侍郎,还留下一个北京老地名蒯侍郎胡同和一个江南最大的建筑工匠群体香山帮。香山帮鼻祖蒯祥家族有 5 人先后入仕,香山帮匠人有 9 人入仕。

这批“工匠”官僚中,政治地位最高的是徐杲,以工匠身份而被拔摧为工部尚书,但最倒霉的也是他。嘉靖帝刚驾崩,徐杲就被人弹劾革职,最终被流放戍边。徐杲罢职遣戍事件后,工匠授官受到正统士大夫愈加严厉的攻击,很难得授官职了。自此后,匠是匠,官是官。大道朝天,各走一边。

这件事其实是那个年代的“学历歧视”,用当时的话说,就是科举歧视。工匠们升官动了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的奶酪,所以引得他们群起反击。“匠役杂班”与公卿为伍的现象,让科举出身的士大夫越来越难以接受。

放到现在,如果大家突然听说有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农民工突然当了建设部长,不知各位有何感想?大家觉得建设部里那些高学历的官僚会有啥想法?如果徐杲有科举功名,或者没有当上高官,他们不会这么卖力的攻击。

或者说,他们迫害徐杲纯属利益问题与阶级斗争,而非有意打压园林营造方面的技术。这方面看他们对计成的态度就比较清楚了,计成和徐杲一样是从事园林营造工作的,不仅文化水平较高,也不去官场掺和,很受明末士大夫的欢迎。可能因为他跟江南士绅关系密切的缘故,临高同人文《江南烽火》里,计成变成了跟元老院作对的大反派之一。大家不会因为元老院要对付计成,就说元老院打压工匠、反对科学吧?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0:44 发表了:

三、被点歪的科技树

从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免试录取技术人才的历史来看,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重点关注的自然科学项目是侧重于农业的,例如天文历法、地理、河防、水利、农学等等。其次是医学、宫殿园林营造等方面的人才,除了火器制造,没有其他工业方面的内容。

作为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古代政权,农业对国家和社会至关重要,耕读传家是美谈,关心农业会受到道德上的尊崇。因此,中国古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如果要发展技术,大多侧重于农业的相关科目,连明末著名科学家、儒学(实学学派,以及经学领域中的汉学学派)兼天学(天主教神学)的学者徐光启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天文学、水利学、农学等农业相关领域,编写了《农政全书》《崇祯历书》《几何原本》等农业相关的科学著作。大家需要注意,《崇祯历书》是指导农业生产的农历,而人类最早的几何学是古埃及人为了划分农田发展起来的。

至于跟工业制造相关的科目,当时很少有知识分子去注意。只有春秋时期的《考工记》、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少数书籍跟工业制造相关,而且是和农业技术编写在一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考工记》后来被编入儒家典籍《周礼》,沈括和宋应星也都是自称“儒”的知识分子。

而从事制造业的工匠则是兼职力工角色的手艺人,大多是文盲,别说写书总结和传播自己的技术经验,就算得到了《考工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技术书籍也看不懂。

很显然,儒家并非不重视科学技术,而是点错了科技树。他们重点研究学习的是对古典农业社会有用的技术知识,例如天文气象、地理、农学等方面的技术,不重视工商业相关的科目。这方面“明末三大儒”是典型,王夫之、黄宗羲都把自然科学的研究学习重点放在了天文、历法、数学、地理方面,顾炎武好一点,除了学习农田、水利、地理,还研究矿产、交通。

这种模式的“科技树”虽然使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长期领先世界,使中国长期成为全球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却无法带领中国进入工业化,也无法适应工业社会,最终被历史淘汰。

于是在 19 世纪,中国本土生产的手工业品,无论是枪炮火器还是民用商品,都被西方的工业化武器与工业化民用商品吊打。到了 20 世纪,连长期领先世界的农业也被西方的工业化农产品吊打。在工业化的交通物流面前,江浙等省份甚至发生了种鸦片都会亏本的奇葩现象。

至于儒家士大夫对待科技的实际态度,看看明末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就很清楚了。当年西方传教士吸引徐光启等人阪依天主教的主要诱饵,就是他们传教时附带的西方科技。如果《临高启明》里的刘市长和利玛窦一样,把向张岱推广的技术与理论放在天文历法、地理、农业、军事等儒家精英感兴趣的专业领域,张岱绝对是另一种态度。不得不说,500 废就是 500 废,连推广科学技术都不如几百年前的利玛窦等“神棍”做得好。

其实,明代很多儒生最喜欢干的事之一是拍脑袋发明各种稀奇古怪、中看不中用的火器(戚继光实战后认为,除了大炮和鸟铳其他都没用),幻想通过武器上的优势打赢“倭寇”、满清和农民军,跟很多穿越小说的套路是一样的,说儒家主观上有意排斥自然科学真是冤枉他们了。

不可否认,在明代中后期,儒家精英在自然科学方面确实比当时的西方精英落后了。但问题是其他中国技术人员的表现也没好到哪里去,否则中国的封建皇朝就不用请那些西方传教士当科技顾问了,这其实是当时中国整体技术落后了。

到了清代,又有一批搞洋务运动的儒家官僚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是指“三纲八目”,即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很显然,虽然儒家洋务派在政治方面当了“反动派”,但总体上对自然科学以及对封建统治没有妨碍的社会科学真的没有排斥。

说句难听的,很多现代人在科技和军事方面实践表现未必好过明末官僚和满清统治者。

最典型的就是现在的各类穿越小白文,一个个都显得如何重视科技与军事,结果写出来的内容各种“金大腿”,和明末儒生一样好高骛远,技术细节也是各种不靠谱。战术方面,一个个都想搞“长枪阵”,但单纯的“长枪阵”实际上 2000 多年前就被淘汰了;“长矛火枪阵”靠谱些,但其实是历史上明军和满清玩剩下的。明军的火器多大家应该都知道,看过《天朝的崩溃》一书后,大家会发觉,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火器比例也不低于穿越小说中黄石和陈主任的半火器部队。提高军人地位与待遇、重赏工匠,满清也都搞过了。现代人普遍意淫的靠火器吊打天下,明代的很多儒生早就这么想了。现代人能想得的,其实古人早就想到了。古人办不到的,现代人啥都不带搞单穿,光靠嘴皮子也难以搞定。

四、关于“奇技淫巧”的历史真相

不可否认,儒家说过“奇技淫巧”。但如果认真翻阅清末文人的小说、笔记以及官方文件,大家会发觉这其实是一种技术实用主义思维。

他们排斥的是没有“实用性”的技术与产品,并不反对有用的科学技术。例如“自鸣钟”的定时鸣响被认为是“奇技淫巧”,因为能听到钟声的地方可直接肉眼看到时钟上显示的时间,肉眼看不到时钟的地方也听不到钟声,定时鸣响显得多此一举。至于晚上,大家都睡觉了,不用听钟声。实际上,现代的时钟也取消了定时鸣响。而电灯他们就觉得很实用,绝非“奇技淫巧”。

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给中国人深深打上了实用主义的烙印,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和价值判断。在很多人看来,种庄稼一定要有收成,做事情一定要有实际效益。可是科学探讨的动机既不能离开实用,又必须超越实用。科学必须以探讨自然界的规律为第一要务。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是以信仰作为研究动机,比如毕达哥拉斯相信世界是由整数构成的,他和弟子就探讨数的性质,他们的研究奠定了数学的基础。牛顿相信复杂的世界是由简单的几条规则支配着,这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始终没有超越实用主义的追求。

在当时,有很多技术曾经因为被认为“不需要”或有“社会危害”而被抵制。例如对于铁路和电报,不仅顽固派坚决反对,就是以开明著称、一心要学习外国船坚炮利、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官员,对于电报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也曾缺乏认识。所以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洋务派不仅不热心创办电报事业,甚至与顽固派一样表示抵制、反对。

例如,创设天津机器制造局、时任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称“铜线、铁路于中国毫无所益,而贻害于无穷”;晚清军事家、政治家、湘军宿将、后期洋务运动的主导者、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认为“以中国之贸迁驿传,根本不需要铁路和电线”;参与过镇压天地会反清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抵抗过英法联军、时任福建巡抚的李福泰指责电线、铁路都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有害之物;甚至曾国藩此时都认为架电线、修铁路都将使“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结果都是“以豪强而夺贫民之利”。

当时洋务派里只有李鸿章一人很早就认识到铁路和电报的巨大前景,积极推动电报和铁路的建设,却饱受各方的攻击。

简而言之,他们认为以当时中国在交通、物流、通讯等方面的需求,不需要铁路和电报,建设铁路和电报对平民不利,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

实事求是的说,当年洋务派的这些想法还是有点道理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社会跟以大规模商品交换为特征的工商业社会不同,除了盐、铁等极少数商品,其他的产品都立足于“本地化生产”与“自给自足”,商品数量较少,大部分人一生的生产、生活范围不会超过以住宅为中心的 30 里半径。以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落后的生产力与缓慢生活节奏,确实缺乏需要用到铁路的物流、人流需求与电报的信息传递需求。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大规模交通基建,从秦始皇修“驰道”,到隋炀帝开凿运河,首要目的都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政治军事方面的需求——大规模、远距离的运输兵力和军粮等后勤物资,由此带来经济方面的好处不过是顺带的。即使是经济方面的好处,第一受益者是住在首都的皇帝、贵族与官僚集团,其次是做“远途”贸易的商人,跟大多数底层平民尤其是农民没啥大关系。隋炀帝为了“下扬州看琼花”而修运河的传说在现代人看来是“污蔑”,但在古代普遍离家不会超过 30 里的广大农民看来,这才是“正常”的逻辑与“真相”。

反倒是修大运河之类的交通工程,可能会给沿途的平民带来繁重的徭役与各种经济负担,有“官逼民反”的危险,隋末农民大起义就是典型案例。而最后满清灭亡的导火索,真的是因为修铁路。四川保路运动中,从强行摊派“租股”、贪污亏空到拒退股金、成都血案,某些人的心黑手狠,把曾国藩等人所说的“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以豪强而夺贫民之利”等预言全都兑现了。

而西方列强在中国建设铁路的过程中,对平民的伤害更多,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的起因之一,就是德国铁路公司在修胶济铁路时的各种“扰民”——从强占农田、破坏坟墓、强拆,发展到敲诈勒索、侮辱妇女、甚至屠村。

问题是如果当时的中国不愿意下狠心吃一时的苦搞工业化,将会在更久的时间内吃更多的苦。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发生了俄国侵略新疆、日本侵略台湾等一系列“边疆危机”。在险恶的现实面前,洋务派改变了对铁路和电报态度,转而积极推动中国铁路和电报的建设,并且在政治方面逐渐压倒依然坚持抵制的顽固派。

关于工业化与“吃苦”之间的关系,可以套用《1855 美国大亨》里作者借主人公的口所作的论述:“因为粮食短缺,你们最多一次性的饿死几百万人。但是如果不能尽快建立起工业,你们要面对的就是灭亡,至于俄国,也就要重新回到每年可持续的饿死数十万人的老路上去。谁家的工业化都是要死人的……”

不可否认,当年儒家士大夫的科技眼光有很多局限性,但真正眼光远大的人又有多少?不知有多少现代人需要的技术与产品早年曾经被认为“没有前途”。直到今天,类似清末儒家“奇技淫巧”的逻辑,依然在中国大行其道。

从公路应该修多宽,到高铁该不该建设,再到中国宇航事业的发展,我们都能从反对派的声音里找出类似“奇技淫巧”的逻辑。例如公路修太宽是“劳民伤财”,高铁是“运椅子专列”,神州号是个“大炮仗”。结果就是,原先因为担心“劳民伤财”而没有修太宽的公路发生了大堵车,高铁一票难求,而中国宇航事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一系列的产业升级。

“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为陷阱,不要让房屋成为废墟。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享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会被时代遗忘。”这段话实际上就是现代版“奇技淫巧”的逻辑,而且结合了号称“清流”的“顽固派”和见识有限的早期“洋务派”两方面的逻辑思维。此外,“破坏风水、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等抵制理由的现代版是“破坏环境、噪音污染、败坏社会风气”,这中间的是非对错大家自己品味。

其实跟一神教相比,儒家已经算比较宽容了。他们确实曾经抵制过很多他们认为“无用”的技术,却并没有蓄意打压所有的科学技术,更没有玩西方教会“人肉烧烤”的那一套。在思想转向方面更是比一神教快多了。直到现代,有教会背景的学校依然拒绝教授《进化论》,还有很多一教教徒至今还在抵制猪肉和厕纸。

并且,当时不是所有的旧知识分子都视西方的科技文化为“奇技淫巧”。中国近代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西学》中写道:“古曰:‘通天地人之谓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今彼之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舟车、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权、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推至其极者也。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这段话,不仅解释了儒家在知识领域的本分,也从儒家思想的角度,论证西方科技不是“奇技淫巧”,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实用学问。

虽然儒家点错了科技树,对近代西方科技与工业化的认识也有很多不足和缺陷,但这也不是中国没能赶在西方国家之前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走进工业社会的根本原因。

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技术,起步于中国的四大发明。用马克思的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仅仅就技术而言,中国很早就有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了。


缅因喵喵喵 于 2018-8-28 20:50:55 发表了:

孔子就是有产阶级出身,在鲁国这个君权很不强大且缺乏君主中央集权,但是贵族势力庞大的地方。因为孔子的出生不合礼法,所以导致孔子对礼法有着变态的追求。这是心理疾病得过过高压电。

儒家代表奴隶主利益,反对“变法”;法家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支持“变法”;而墨家则代表当时四处流动的工商业者的利益。

这句话可以细细道来,我个人意见是这样改成:

儒家代表由西周甚至商末奴隶主演变来的地方世袭贵族的利益。

法家代表春秋末期因为战争和个人功劳而新兴的庶族和旁系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

墨家则代表当时因工商业致富的大商人和关系密切的官员阶级的利益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1:09 发表了:

第六节    大航海时代中西方的不同处境

为何中国很早就有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基础,却没能比西方国家更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实现工业化?这就要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说起!

一、西方崛起于大航海时代

提起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中国人普遍认同这是西方科技先进、武器先进的缘故。

西方是何时开始比中国“科技先进、武器先进”的?翻开历史书我们发现,这件事开始于 16 世纪。当时来到中国沿海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殖民者虽然在面对明军时屡战屡败,但在武器装备方面明显优于明军,以至于当时的大明有过一股仿制“佛郎机”等西式火器的热潮。同时,利玛窦等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敲门砖,吸引一部分儒家士绅入教,并靠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长进入了大明的官场。

为何这件事会开始于 16 世纪?再仔细阅读历史,我们发现,就在 15 世纪末,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达伽玛到达印度,西方开始了大航海时代。此后,美洲、非洲、大洋洲和大部分亚洲国家逐渐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

这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暂时抛开教科书上的经济理论,根据社会现实思考以下问题。

1、什么是科技先进、武器先进?

本质上,这其实是西方制造业的发达。

如果一项技术,没有实用化产品,大众是感受不到“科技发达”的。例如,古希腊人早在 2000 多年前就设计出了蒸汽机的,达芬奇早在 15 世纪就设计出了 20 世纪才出现的“自驱式汽车”、“直升机”、“潜水服”、降落伞、“坦克”等等“高科技产品”,但大众是感受不到这是先进科技,因为这些设计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根本没有实用化产品。类似的设计,很多人都会画。唯有出现实用化产品,大众才会感觉到这是“科技先进”。

世人感受到的“高科技”,从早期的“船坚炮利”,到后来的“飞机坦克”,再到现代的航天飞行、电脑互联网技术,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用化产品,而非“虚无缥缈”的技术原理,不知是否靠谱的设计图,这需要制造业将科学家的设想变为现实。

同时,制造业的发展也是促进近现代科技发展的关键。一方面,很多技术进步是在克服制造难关的过程中取得,克服制造难关后又能将更多的“高科技”设想变为现实。另一方面,很多先进的科学仪器与科研耗材例如望远镜、显微镜、实验仪器、化学药品、电子计算机等等,也是靠制造业生产出来的。

并且,军工产品的生产与民用产品的生产是硬币的一体两面。民用产品质量与产量的升级,必然带来军工产品质量与产量的升级;反过来,军工生产技术的升级,也可转用于民用产品的生产。例如,给煤矿抽水的蒸汽机后来用于军舰,农药厂随时可转产化学武器,能生产豹 2 坦克就能生产奔驰轿车。反面案例就是满清的火器发展。满清在南征北战时是靠以炮兵为核心的战术取胜的,所以将军事科技的发展重点放在了火炮上。实事求是的说,在 19 世纪之前这也不算离谱,实际上直至拿破仑时代,炮兵加骑兵依然是“杀手锏”。但由于材料技术的短板,加上长期的和平环境,火炮技术的发展很慢。

因此,近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是以制造业为根基,如果制造业发展不起来,军事技术的进步也就无从谈起。近代西方的强大,表面上是军事上“船坚炮利”,实际上是西方工业的强大与整体工业技术水平的先进。

2、为何要发展制造业?

最早,仅仅是为了换来口粮和其他生活用品,生活下去。

翻开历史书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起源于古代的城市商业、手工业文明,例如古希腊、古罗马的工商业城邦,这是现代工商业社会的政治文化鼻祖。但这些商业、手工业文明的发展、壮大需要广阔的农业经济区作为粮食的来源与商品销售市场。

不管是作为古典工商业文明的雅典共和国、古罗马共和国,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英国,还是儒家文化圈最早工业化的日本,都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国内大部分地形为山地,或者是低洼的靠海盐碱地、湿地,农业基础差,难以靠种地养活自己;二是靠海,交通便利;三是跟出产大量“余粮”的农业经济区有非常密切的经济联系,可以采购到大量粮食与其他农产品。换句话说,早期工商业文明的崛起,并非那些人有多高瞻远瞩,知道工商业是强国富民的利器,而是被逼的,在种地不成的情况下只得发展工商业,仅仅是为了换来口粮和其他生活必须品,生活下去。

古希腊罗马工商业城邦的崛起,是以被称为“地中海面包”的古埃及产粮区作为自己的销售市场与粮食来源地。古埃及产粮区其实面积很小,仅仅只有一个尼罗河三角洲,但光一个尼罗河三角洲的余粮就喂饱了古罗马共和国,促进了古罗马制造业的强盛,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崛起。而到了 16 世纪之后,比尼罗河三角洲庞大无数倍的世界市场被打开了。粮食贸易是荷兰近代早期的经济支柱,英国从北美和印度进口的粮食不仅足够供应本土,还贩卖到其他欧洲国家谋取暴利,西欧工业国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了大量粮食。

毕竟工业文明是以“市民”为基础的,而市民也是要吃饭的,没有足够的“余粮”供给,工业文明的持续扩张就会成问题。来自全球的粮食,确保了西方“市民阶层”的大规模扩张。

3、如何发展制造业?从手工业到工业化大生产,产业升级的关键是什么?

这方面的因素很多,原料、劳动力、技术、市场……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风俗。进一步思考之后,我发现,其中最关键的前提条件是市场需求,然后通过市场交易带来的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资源。

最原始的手工业,工匠卖出市场所需的手工业产品,又从从市场上换回自己所需的口粮、其他手工业品以及生产原料。到了工业化时代,资方从市场上采购原料、工具、机器、技术、招募劳动者,然后又将生产出来的商品返销给原料、工具、机器、技术的提供者与劳动者。如果没有市场需求与交易,换不来养活人的粮食与生产用的原料、工具、机器、技术等生产要素,生产也就没了指望。

工业化大生产与古代手工业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大规模、标准化以及社会化大分工。工业革命不能凭空产生,需要一个巨大的需求刺激传统手工工场提高生产效率。如果产品卖不出去,或者卖得少,那就没必要也没能力搞“产业升级”。反之,如果市场需求庞大,还有丰厚的利润,不管是扩大生产还是发展技术,都不是问题。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细分领域,每多一个细分领域都会提高生产效率,能生产更多东西,当然也需要更多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资源与购买力。

同时,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项投资巨大并且需要长期投入的事。科技能不能得到发展,关键看市场需求。唯有市场需求带来长期稳定的巨额利润,才能支持科技的不断发展。

最明显的案例是,英国工业革命是以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开始的。英国棉纺织工业崛起的物资基础在于北美和印度的粮食、棉花,前者确保养活工人,后者确保原料供应。同时北美和印度的人口又反过来确保了英国工业纺织品的销售市场与利润,确保技术革新得到持续发展。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发现,农业不仅能提供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还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来源。从种植业领域的茶叶、咖啡、可可、棉花、染料植物、油料植物等等,到畜牧业的羊毛、牛奶及各种肉类,再到鲸油、木材、蚕丝、兽皮等等产品,广义上的农业(农林牧副渔)提供了发展轻工业所需的大多数原料,早期的工业生产对农产品有极大的依赖性。

正常的工业化进程,是农业剩余价值催生轻工业,轻工业发达以后对上游机械钢铁行业的需求才会有重工业的强势发展。

简而言之,工业发展的基础是农业的商品经济化与大量的农业剩余价值,工业扩张需要足够的外延空间。近代英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工业国的崛起,其实是以欧洲的农业国,美洲、非洲、亚洲的农业殖民地、半殖民的市场为基础的。西欧工业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粮食与各种农产品、矿物,出口工业制成品。从 16 世纪开始,通过大航海与殖民活动,欧洲的制造业获得了异常庞大的原料来源地与销售市场,开启了快速升级制造业的通道。

首先,来自美洲的金银贵金属与来自东方的奢侈品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赚取了第一桶金,提供了发展制造业的启动资金,用于从全欧洲的农业国采购农产品与矿物。然后,美洲与印度又为西欧提供了数量惊人的各种农产品与矿产资源作为原料,并消化掉产量惊人的西欧工业品。于是,西欧的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相关技术的进步,最终提升了整个西方的科技发展水平。

殖民时期,工业扩张靠全世界去抢去卖,一旦没有殖民扩张空间了,工业国之间必定大打一场。因此到整个欧洲步入工业化时,全球农业经济区的市场都不够欧洲人分的,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欧洲的殖民体系瓦解,全球农业国的市场被美苏两国夺走,连德国、日本都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欧洲列强”则只能逐渐欧盟,通过建立统一的欧洲市场来苟延残喘。接着苏联解体,美国一家独大,控制了全球市场。而独联体国家的工业在失去国内外的大部分市场后处境艰难,独联体中最强大的俄罗斯像沙特一样主要靠卖资源为生,作为前苏联精华部分的乌克兰人均 GDP 比中国还低。

此后,曾经在西方工业化崛起过程中起到正面作用的重商主义与资本主义又开始出现了负面作用。为了追求利润,美国与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家将大量的工厂搬去第三世界的农业国,尤其是中国,西方国家的本土反而出现了“去工业化”。

最终,中国的工业崛起。

4、封建势力阻碍资本主义怎么办?

关于这个,马克思会告诉你:“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 这其实就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故事。

强大的市场需求与巨额利润,不仅给欧洲资产阶级带来了海量的财富,也使他们通过产业升级具备了生产大规模、高品质军工产品的能力。有了强大的经济资源与军事资源,他们就可以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干点“彼可取而代之”的事。

在这里还需要提醒一下,在计算西方工业国实力时,仅仅计算工业国本土的资源并不科学,还应将其提供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农业殖民地与农业国计算在内。没有那些农业经济区提供的农产品、矿产等工业原料,甚至贵金属和人力资源,西欧工业国是无法动员起海量的物资资源与人力资源的。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表面上是满清与西欧岛国的战争,实际上是满清与整个南亚次大陆的战争,英军攻打满清所需的绝大多数后勤补给物资与一部分兵员,都来自印度。通过商品交换,英军甚至能直接从中国本土得到后勤补给。

这方面,看看二战后失去海外殖民地的“欧洲列强”如何堕落为“欧洲列弱”就很清楚了。这也是欧盟崛起的背景,在失去“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市场后,欧洲各国只得通过互相开放彼此国内市场的办法“抱团取暖”,以重振各国工业,这实际上是一个“自由市场”版的华约经互会。在计算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实力时,仅仅计算他们在母国的地盘与资源也是不科学,还应将其能够从殖民地与其他国家采购到的资源计算在内。跟背靠美洲加半个欧洲市场资源的资产阶级相比,只有欧洲一小块陆地农业资源的欧洲一国的封建势力有多弱小,是显而易见的。讲通俗点,近代资本家比封建领主有钱的多,通过贸易买到了比封建领主多得多的粮食,可以养活比封建领主多得多的士兵;通过自己生产或购买能掌握比主要经营农业的封建领主多得多的武器弹药与其他后勤军事物资。

军事人才方面,西方资产阶级的崛起是从大航海时代当海商兼海盗开始的,广泛参与过对殖民地的掠夺战争,或者以“平民”身份参与过当时欧洲各国频繁的争霸战争。因此,打仗不行的资本家根本活不到跟封建统治者叫板的时候。还有很多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是军事贵族家庭出身,因为没有继承权而没能当上封建贵族,转而经营工商业,但从小受到过良好的军事教育,并且在革命之前参与过战争。例如,克伦威尔、拿破仑是贵族家庭出身,华盛顿参与过英法七年战争。

当西方资产阶级比封建统治者钱多、粮食多、士兵多、武器弹药又多又好,并且本身是从大航海、殖民地掠夺、欧洲争霸战争的腥风血雨中冲杀出来的“死剩种”,双方打起来谁会赢,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方崛起的关键是大航海时代,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都是大航海时代的产物,工业革命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西方资产阶级与西方国家的实力。

唯有大航海时代来自全球的巨额贸易量,才能给西方资产阶级以足够的经济基础推翻封建统治;也唯有大航海时代的巨额贸易量,才能给西方资产阶级足够的动力与经济支持搞产业升级,建立起大规模、标准化的工业化大生产,然后这些巨大的生产力又反过来吞没了整个欧洲的封建势力与全球的落后国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地缘与政治等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的工匠长期面对狭小的本地市场,唯有走“奇技淫巧”的小规模手工奢侈品路线才能利益最大化,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与经济支持搞大规模、标准化的工业化大生产,最后中国本土工匠创造的生产力也就落后了。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2:05 发表了:

二、中国“大航海”所得资源不足以推动全国工业化

历史上,因为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在人口压力下,中国比西方更早进行“大航海”。早在 2000 多年前,一条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出现。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中国同世界 60 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泉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

到了明代,又有了“郑和下西洋”和“资本主义萌芽”。然而最终,中国古代并没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更没有出现工业化。

至于原因,有很多可以列举,例如封建主义的打压、重农轻商、海禁等等。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古代中国从“大航海”活动中并没有获得工业化发展所需的海量资源,尤其是“农业剩余”资源,无法推动全国的工业化。

古中国占据了东亚最大、最肥沃、产粮最多的农耕区,周边要么是不产粮食的游牧区,要么是耕地较少、粮食自己都不够吃的日本、朝鲜,要么是“余粮”有限东南亚的小国。

即使不考虑运输成本再跑远一点,印度的余粮不够喂饱全中国,在工业化到来之前非洲的资源难以开发,能够大量出口农产品的美洲东海岸中国一直没发现,近代之前根本不存在可以大规模外购粮食的渠道,也不存在能供养整个中国工业的农业经济殖民地。实际上直到现代中国依然不可能靠外购粮食解决吃饭问题,矿产更是大规模进口什么就暴涨什么。

这件事也是中国古代“歧视商人”的根源。如果《临高启明》里工业口的人不能提供农机、农药、化肥等关系等到农业发展命脉的产品,如果本土的粮食无法自给又找不到可以大规模外购粮食的渠道,我相信吴南海等农业口的元老也不会看得起工业口、商业口的元老。他们会想,没我们这些农技员那帮人早就饿死了,做出再好的产品不能换来粮食填饱肚子有屁用。

所以,没有全球的市场,中国不可能在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与工业化。

实际上,让整个中国和西欧小国比较工业化进程本身就是不公平的。16-17 世纪荷兰、英国从东欧、美洲、印度进口的粮食,养活西欧小国的几百万非农人口完全没问题,但对明代的中国来说只够供养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等几个大城市的人口。因此中国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长期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少数地区缓慢发展。

中国的人口与领土相当于整个欧洲,真正应该比较的是中国与整个欧洲的工业化进程。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古代的工商业发展论规模并不比同时期的欧洲差。而整个欧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则是 1870 年左右,以德国、意大利的统一为标志,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 1949 年仅仅提前了不到 80 年。

此外,古代中国的外贸产品结构也有很大问题。实际上如果仔细比较中西方航海活动的不同,大家就可以发现,当年中国的海外贸易总体上有“主动被经济殖民”的倾向。

荷兰、英国、法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海贸活动是以出口高价工业品、进口廉价农产品为主。发展趋势是国家物质财富“重量”的不断增长,市民阶层人口比例的不断提升。

而中国的海贸活动则是出口茶叶、丝绸、瓷器、土布、金属制品、书籍等在中国人眼里比较“廉价”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口商品多为奢侈品,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琉璃、猫眼石、珍珠、象牙、香料、宝石、水晶、玛瑙、琥珀、珊瑚等各种珍宝,二是乳香、没药、安息香、沉香、檀香、卢荟、胡椒、栀子花、安息香等各种香料与药材,三是菠萝蜜、椰子、石榴、青盐、豹皮、藤杖等食品杂货,四是金银贵金属。发展趋势是国家物质财富“重量”的不断减少,市民阶层的人口比例也无提升。

说得难听点,中国古代海贸活动的主要意义,一是给士绅、贵族阶层带来大量海外的“奇技淫巧”、奇珍异宝、珍贵药材、山珍海味,二是输入贵金属“通货膨胀”。而对于一个国家工商业的发展与市民群体的增长非常重要的粮食以及棉花等工业原料,则比例很低,聊胜于无。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需的粮食与原料,主要靠“本土化”解决。例如松江府“衣被天下”,境内的城镇重点发展棉纺织业手工业,境内的农村大量种植棉花;苏州府的城镇重点发展丝织业和染布作坊,境内的农村大量种植桑树与染料植物,并大量养蚕;整个南直隶的粮食缺口则通过从湖广、江西进口粮食解决。

这也就难怪明清两代可以毫不心跳玩“禁海”了,也难怪“清朝统治者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无需同外国进行经济交流。”不考虑对少部分地区手工业发展的刺激,仅仅从整个中国物质财富增长的角度考虑,中国古代的海贸对国家富强的帮助不大。

而中国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每一次都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飞跃发生在 1914-1918 年,也就是历史教科书所谓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岁月”。原因一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持续的军事入侵与经济入侵,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严重削弱了中国的封建势力,间接整合了中国国内市场;二是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的工业生产力都用来打仗了,暂时退出了中国市场。于是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不仅全盘接收了帝国主义暂时放弃的中国市场,还间接获得了少量的国际民用市场。但随着一战的结束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卷土重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迅速陷入了停滞与衰退,然后就是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飞跃发生在 1949-1966 年。原因是 TG 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不仅彻底摧毁了中国的封建势力,也赶走了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为中国工业的发展确保了所需的国内市场,当时中国工业发展的国内市场环境比 1914-1918 年的阶段还要有利。但到了 1966 年-1969 年阶段,随着二战后的“婴儿潮”成长为新的劳动力,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陷入了资源不足的瓶颈。中国文革的爆发与“上山下乡”的扩大化,可以说都跟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不仅是中国,当时全球所有的工业国都遇到了跟中国差不多的困境,这就是六七十年代国际“新左派”运动爆发的根源。日本在 1968-1972 年进入“全共斗”时代,西德在 1967-1977 年发生了“小文革”,法国在 1968 年爆发“五月风暴”,美国也在六十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的“平权运动”,无数面临经济困境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这场人口与资源的危机,直到 1980 年前后才得到逐渐缓解。

中国的第三次工业化飞跃发生在 1979-2000 年。原因是中国在 1970 年代进入联合国,跟西方国家陆续建交,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所需的国际政治环境。而改革开放与中国国际关系的改善,使中国取得了部分国际市场。

中国的第四次工业化飞跃发生在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这一次中国真正得到了全球市场。

三、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势力

虽然整个中国从外国进口粮食养活自己不可行,但如果中国一部分地区跟整个中国开展“工农业剪刀差”贸易还是可行的。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虽然无法让整个中国步入工业化,但通过手工业产品的出口刺激让沿海一部分地区的制造业发达起来也是可行的。这就是明清时代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根源。

明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第一大根据地是南直隶与浙江,当地广泛发展棉花、桑蚕、茶叶等商品化农产品生产,大量手工业城镇兴起。大明朝全国财政收入的 35%,中央财政收入的 2/3 以上,都是来自南直隶与浙江。这两个省的士绅集团,也因此发展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势力。明末最强大的六大文官集团东林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浙党,有四个来自南直隶与浙江。剩下的两个,楚党来自当时中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湖广,齐党来自“孔孟之乡”山东。

明末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第二大根据地是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沿海外贸城市与岛屿走私据点,这一块主要是海外贸易。早在明代中期,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年收入就已经超过当时福建、浙江两省布政司的年度财政收入总和。到了郑芝龙时期,福建海商集团的年度经济收入超过一千万两白银,超过大明崇祯四年“九边”军费(约 960 万两)的总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势力中军事力量最强的就是他们,以明代嘉靖时期的“倭寇”、明末的“十八芝”为代表。他们和早期的西方资产阶级一样是从大航海时代的腥风血雨中杀出来的,不仅多次击败明军,在跟西方殖民势力的战争中也赢得过多次胜利。

东林党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政治团体,很多东林党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业,他们突破“农为国本”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东林党人赵南星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商税繁多,要求执政者“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贩运)”。

即使是农业领域,东林党的地主也有很明显的资本主义化倾向——这里的地主和其他地区地主的主要区别是,他们大多经营商品化农产品,类似于美洲的种植园主,而非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主。例如明末嘉定的耕地 90%是种棉花的。东林党地主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接近 16-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与“乡绅”,美洲的种植园主。

我们来看看东林党的三项具体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

开放言路类似于“言论自由”,这其实也是西方资产阶级长期以来的要求,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掌握社会舆论、控制国家政权的手段之一。

对于“反对宦官干政”,懂点明朝历史的人都知道,明代宦官其实是大明皇帝的爪牙。“反对宦官干政”本质上是削弱皇权,反对君主专制。

反对矿税也不难理解,在荷兰、英国、美国、法国发生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无一不是因为“抗税”,这也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要求。在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西方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普遍要求是“小政府”——税越少越好,和平时期国家财政和中央政府军越弱越好。这方面美国早期的邦联政府就是典型,1781 年开始生效的美国第一部宪法——《邦联条例》没有赋予邦联政府征税的权利,征税权在各州政府手里。邦联政府的岁入依赖各州捐赠,但有时各州不予支付,类似于现在美国缴纳联合国会费的性质和态度。直到 1788 年,美国宪法才赋予联邦政府收税权,主要是征收关税,在南北战争前这是美国联邦政府唯一的长期税收来源。在一战之前的和平时期,美国联邦军的实力不如州兵,州兵实力不如资本家的私兵。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2:28 发表了:

第七节    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史与财政史

看过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估计有人会对“抗税”表示反感,并且问:“不收税怎么养活政府军抵抗侵略?现在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英法美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与财政史。

一、英国近代财政史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起因,如果套用中国明末的历史,其实就是“苏格兰鞑子”造反,国内也是“流寇”横行(当时伦敦郊区和很多郡的农民展开了广泛的反封建斗争)。查理一世为了筹集军费,不得不向英国“东林党”低头,“亲贤臣远小人”(召开长期议会)。

随后,英国版“厂卫”(星室法庭)被“东林党”(议会)废除,英国版“魏忠贤”(国王宠臣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被处死,最后连英国版“天启皇帝”(查理一世)也被抗税的“东林党”(资产阶级)勾结“流寇”(农民革命势力)送上了断头台。

财政方面,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议会为了应付内战的开支引进了两个新税种——消费税、“月课”(土地税),并改革关税。1643 年,没收教会、王室领地和公开与议会为敌的贵族地产,相关的地租上交对象由封建势力转变为议会。1646 年开始,这些土地被陆续拍卖,或者作为议会向大资产阶级借贷的抵押品。

根据《论 17 世纪英国税收变革》一文提供的数据,1653 年英国资产阶级议会的财政收入为 600 多万英镑。其中第一大财政收入是没收并拍卖国王、教会等封建势力的土地与其他财产,共计有 335 万多英镑。第二大财政收入是主要由“月课”(土地税)和地租组成的“保税租金”,有近 147 万英镑。第三大财政收入是包括消费税、关税等工商业相关税收在内的“其他”财政收入,合计 130 多万英镑。然后财政支出高达 800 多万英镑,公债高达 200 多万英镑,大多数是以王党分子与叛乱贵族的土地作为抵押品向大资产阶级借贷的。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当年英国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收入是“卖地”,这其实是“土地财政”与当年闯王“追赃拷饷”的结合版。

其次是压榨农民,跟惹不起的本国资产阶级相比,本国农民还是比较好压榨的。例如“月课”是议会军征收的最主要税收之一,这是一种针对土地征收的定额税,收入丰厚且具有持续性。议会在没收教会、国王、旧贵族、“王党”等封建势力的土地之后,农民依然要交地租,只不过上交对象由封建势力变成了议会和军政府。1643-1646 年期间,一个农户要交纳他年收入的 1/4,在 50 年代这一比率也在 1/8。

最后才轮到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交得那点税,直白点说,真到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打仗的关头,资产阶级还是愿意出钱赞助军队的。但赞助的模式最好是以土地为抵押的贷款为主,无偿上交的税收比较少,而且交税的主力是小市民而不是大资产阶级。

很显然,当年英国资产阶级的税收政策和东林党一样是“重农轻商”。只不过封建地主被资产阶级“追赃拷饷”,承担了大部分军费,英国农民只受到资产阶级的有限压榨,因此没到活不下去的地步。而明末中国农民则受到东林党税收政策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再加上小冰河气候带来的自然灾害,于是就造反了。

虽然当年英国资产阶级靠“卖地”解决了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财政开支,但土地总有卖完的一天。而英格兰农民的数量也很有限,也不能压榨得太过分,否则会倒向封建势力一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于是英国很快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先是苏格兰,后是爱尔兰,一块又一块封建领主的土地被克伦威尔军夺走、拍卖,苏格兰、爱尔兰的农民也成了纳税大户。但由于内战和征服苏格兰、爱尔兰的军费开支太大,再加上为打赢第一次英荷战争付出的代价,以军费为主的财政支出还是不够用。当时克伦威尔军政府的开支是查理一世时期的四倍,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最终,克伦威尔不得不把重税征到英国资产阶级头上。不仅向资产阶级征收的赋税超过了查理一世,征税方式也越来越粗暴,不经法庭审判就任意囚禁拒不纳税的资本家,并且破坏了“税收要经过纳税人代表同意才能征收”的原则。此时克伦威尔在英国资产阶级眼中的面目,大家可以参考打进北京城的李自成。当英国资产阶级发觉自己在消灭国王后,又被“一个不是国王但比国王更加专权的人”统治后,就有了“反共和复君王”的想法,这为后来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提供了社会基础,类似于大明士绅因为讨厌李自成而选择“中兴大明”。

后来克伦威尔死了,他手下的军官内讧分裂,他的儿子也无力稳定局势,于是英国“东林党”扶持了英国版“弘光皇帝”查理二世上位。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克伦威尔建立的庞大军队被解散,财政开支减少了一半,英国资产阶级也终于能从重税的“暴政”下松口气了。虽然查理二世当上了国王,但由于在财政方面受制于议会(内战前议会控制了 1/4 的财政收入,而内战后这一比例达到了 90%),实际权势完全无法同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相提并论,类似于鲁王、唐王在南明政权中的地位。因此他虽然在继位不久后就对革命者展开报复,处决一批“弑君者”,“报君父之仇”,连克伦威尔也落得被“挖坟鞭尸”的下场,却无法动摇资产阶级议会在英国的政治优势。就好像唐王能囚禁裘兆锦、杀陈谦,却动不了郑芝龙。与裁军、裁军费、减税相对应的是,英国的军事力量被削弱,输掉了第二、第三次英荷战争。

1681 年,查理二世得到法国方面的资助,摆脱了对议会的财政依赖。有了钱,就有了权。查理二世趁机大幅提升王权,重建了英国的君主专制。再后来,詹姆斯二世继位后解散议会,威胁英国资产阶级珍视的司法独立、议会选举自由和国教的统治地位。于是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联虏平寇”,邀请一个叫威廉的荷兰“鞑子”带兵 1.5 万人登陆英国。英军集体叛变当了“吴三桂”,连詹姆斯自己的女儿安妮也参加了入侵军并带走了许多王室的支持者,詹姆斯二世在众叛亲离的局面下只得跑路去法国当“寓公”。

由于这次“引荷兰兵入关”的行动非常顺利,没实际流血就赶跑了詹姆斯二世,因此被称为“光荣革命”。

对英国资产阶级来说,管你是主张“共和”的“护国主”、主张君主制的国王还是荷兰“鞑子”,谁当老大都行,少收税、“不干政”才是硬道理。

光荣革命后,英国解决军费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借款。“借钱打仗”可以说是西方从中世纪就有的老传统了——向国内外的贵族、商人借钱打仗,胜利后用税收、土地、战利品和战败方的赔款还债。到了资产阶级时期,“借钱打仗”的制度得到了完善,英国也在“借钱打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且带来了货币贬值的副作用。

1694 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向新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借贷 120 万英镑,充当与法国作战的军费。自 18 世纪中期开始,英国接连卷入几场规模大、耗时长的对外战争,如英法殖民战争、北美战争、反法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为支付高额军费,政府多次向英格兰银行贷款,导致债台高筑。1801 年,英国的国债高达 5.7 亿英镑,每年国家需向银行支付 2100 多万英镑的利息。战争期间,英国的大部分金属货币被运往国外购买战争物资和资助欧陆国家参战,使得国内金银几乎从流通中绝迹,金属货币的缺乏又导致各地银行发行的纸币取代金银成为主要货币。到 18 世纪后半期,由于国债飘升和金银匾乏,纸币逐渐大量发行并广泛流通。1797 年初,受战争谣言影响,民众蜂拥到英格兰银行要求兑换金银,挤兑潮流很快使银行库存金银接近枯竭。为保障银行的稳定,当年 2 月底议会通过《银行限制法案》,保护英格兰银行拒绝兑换金银,此后纸币贬值、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参阅《科贝特对近代英国国债问题批判的浅析》一文。

1797 年,因为拿破仑战争使英国的军事支出大幅度增加,英国最早开征个人所得税,这个税种的开征为当时的英国提供了约 20%的财政收入。有历史学家认为,英国是通过发明所得税而打败了拿破仑。然而当时所得税的征收类别为:对土地和建筑物所征的税;农业所得税;公共养老金收入税;工薪、退休金收入税;自由职业者和不被以上四项所包含者所交的税。也就是说,英国资产阶级认为英国的退休老人应该和他们一起“平等纳税”。

看到这里,大家会发现,英国资产阶级政权并不是一直打胜仗,所以战争借款理论上是有风险的。如果不能打赢,战利品和战败方的赔款也就没了指望。实际上当年英国与欧洲大陆强国的争霸战真的是输多赢少,由此形成了“大陆均衡”的外交政策。

但最终,英国政府还是能偿还资产阶级的战争借款。至于原因,除了滥发纸币制造通货膨胀,压榨底层工农和退休老人,最主要是通过殖民扩张解决财政问题。跟欧洲封建强国相比,很多连封建社会都没进入的殖民地土著势力是非常容易对付的,尤其是还处于原始社会的北美印第安人和西非黑人。于是英国人去北美抢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去西非抓黑人当奴隶,劫掠了大量的财富,并开始向殖民地征税。美国独立的根源之一就是英国为了解决“英法七年战争”导致的巨额财政亏空向北美人民征税。

美国独立后,英国最大税收来源是印度。此时已经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开始吊打印度、奥斯曼帝国、中国等亚洲封建强国。这也是为何丘吉尔会说:“哪怕死光最后一个印度人,大英帝国都不会屈服”。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其实是,只要还有印度人能被英国的税收压榨,英国就有军费来源。在这里必须再次提醒一下,在计算近代西方工业国财政收入时,应将为其提供税收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计算在内。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这实际上就是满清财政与整个南亚次大陆财政的战争,英国远征军的军费主要来自印度。

当英国在中国有了殖民据点和租界,他们又能直接从中国收税了。考虑到这些税收来源于对华贸易的工农业剪刀差,实际上所有跟英国租界有经济往来的中国人都在给英国间接交税。关于这件事,有一个类似的段子:“每买一百元日货就会给日本政府送去 5 元钱,让日本自卫队多造 10 颗子弹……”。

可以说,大英帝国的强盛,是建立在广大殖民地人民的血泪基础上。没有他们贡献的战争赔款、税收与工农业剪刀差,大英帝国根本没办法供养庞大、烧钱的战争机器并还清资产阶级提供的战争贷款。

后来印度独立了,自治领与殖民地的市场也被美苏两国以“反对殖民主义”的理由瓜分了。随着殖民地的纷纷独立,英国的海外税收急剧萎缩,“大英帝国”也就由“美苏英”三大列强之一沦落为欧洲二流国家。昔日雄霸七海的英国海军,如今堕落到“连家底都要被卖光了”。很长一段时间内,背靠中国市场、以“高价卖地”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香港是英国唯一能大量补贴英国军费的殖民地,因此当年英国人对于对失去香港真的是很伤心。

英国这种靠卖地、借钱、压榨本国平民、掠夺殖民地与异族的取得财政收入的做法,并非孤例,而是美国、法国等早期资产阶级政权的普遍做法。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2:50 发表了:

二、法国近代财政史

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如果套用中国明末和清末的历史,其实就是法国跟“英夷”打仗缺钱,法王要向法国“东林党”征收新税。结果法国“东林党”表示,继续多交税也行,但必须“官绅一体纳粮”,不能光我们和农民交税,那些天主教喇嘛和法兰克“八旗”也得交税……

路易十六夫妇决定找奥地利“洋大人”“借师助剿”的事情暴露后,法国“东林党”向法王和法国贵族叫嚣:你们这帮“法兰克八旗”,都是你们的异族殖民统治使法国积贫积弱,你们眼里只有法兰克人的部族利益,没有法兰西的国家利益,我们要驱逐法兰克鞑虏,恢复高卢正统……

于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国旗上出现了“高卢雄鸡”的形象,并取代了王权的标志---百合花,渐渐被法国人视为“法国”的标志。

财政方面,1789 年制宪会议没收教会地产,并发行了“指券”。最初“指券”并不具有货币的职能,而是一种普通的有价证券,是用来购买收归国有的教会地产的票据。但后来“指券”被作为纸币流通,并且发行额越来越大,引发通货膨胀。后来又发行“土地票”用于取代“指券”,但由于人民对纸币的信任度低,很快被废除。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参阅《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货币、财政》。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是雅各宾派改革,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将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卖给法国农民,分期 10 年付清土地款,这实际上确保了法国革命政府在 10 年内的财政收入。

此外,法国大革命时期还大量发行公债。这批公债在法国督政府期间进行清理,其中三分之一国债变成只付利息的长期国债,三分之二改为没有流通性的“银行券”,只用来抵偿购买国有财产不需要铸币支付的部分价款。

但是,法国资产阶级政权依然无法从本国税收中取得足够的收入解决军费问题,财政亏空让人们的信心大为动摇。如果不是拿破仑军队不断取得胜利,获取赔款和抢掠战利品来填补空虚的国库,法国革命政府可能早就崩溃了。这就是为何保卫法国革命成果的战争没过几年就变成拿破仑的掠夺与侵略战争。

1796 年,拿破仑担任统帅进攻意大利与奥地利军队。法军在意大利无恶不作,他们屠杀平民,强奸妇女,肆意抢劫。掠夺意大利金币则让法国人获取了巨大的战争红利。意大利人始终无法忘怀拿破仑的暴行,甚至是 200 多年后的今天都是如此。2004 年,米兰一位官员就曾向法庭起诉拿破仑犯有战争罪。有趣的是,拿破仑是科西嘉人,而科西嘉岛是法国于 1769 年从意大利人手中抢来的。拿破仑的母语是意大利语,法语一直到老都说得不太地道。

1799 年 11 月 9 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夺取法国政权。拿破仑和一群金融资本家创建了法兰西银行,为法国的对外战争提供贷款。随后,拿破仑发动了对整个欧洲的侵略战争。采用以战养战的方针,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来为法国谋取利益。通过奴役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对被占领国实行军事掠夺,来解决财政问题并偿还法国金融资本家的贷款与“投资”。

拥有 400 万居民的西沙尔平共和国每年向法军交付 3300 万法郎,并为法军提供总值为 1.6 亿法郎的军需品。西沙尔平共和国是拿破仑在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地区建立的傀儡国。该地是文艺复兴发源地,也是意大利最为发达的地区。在法国蹂躏下,伦巴底的经济几近瘫痪。

威斯特伐利亚是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统治下的德国小邦国。当地年财政收入只有 3400 万法郎,为了给拿破仑凑钱,不得不变卖国家资产,还要向金融家举债 2 亿法郎。原本一度繁荣的威斯特伐利亚成为一片废墟。

经历同样遭遇的还有西班牙。1809 年,西班牙总共提供 3.5 亿法郎,并且每月还要提供 2400 万~ 3000 万法郎的军费。由此,西班牙债务由 1808 年的 960 万法郎增至 1813 年的 8700 万法郎。为了给法国人钱,西班牙居然向法国借债 1.26 亿法郎。换句话说,法国人凭空变成了西班牙人的债主。

法国从普鲁士和奥地利榨取的油水最多。每年有 10 亿法郎的税收源源不断地流向法国。除了用作军费外,拿破仑还拿这些战争红利买国债与法兰西银行股份来控制纸币发行,稳定货币信用体系。1811 年以后,这些钱还用来发放贷款以促进法国的经济发展。

在拿破仑时代,法国摆脱了大革命所带来的经济萧条,财政收支保持盈余,从 1799 年到 1814 年有价值 7.55 亿法郎的金银流入法国。后来拿破仑进攻俄国,其实也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据说拿破仑在进攻俄国之前曾说过:“这也会有利于我国财政。难道不是通过战争我才恢复了财政的吗?古罗马不正是这样获得了世界财富的吗?”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俄国不好打,这次战争让法国财政亏了大本,也间接导致拿破仑下台。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拿破仑的对外军事扩张,法国与反法同盟之间的战争逐渐由法国资产阶级与欧洲封建势力之间的革命战争,变质为英法两国资产阶级政权之间的争霸战。

1803 年,因镇压海地起义失败,同时与英国的战争急需大笔军费,拿破仑向美国出售面积达 260 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州。法国的“一代天骄”拿破仑,在“出卖领土面积”方面直接超越满清。

除了直接出兵作战,英国人更在财政方面大力支持反法同盟。

俄国在荷兰欠债就高达 1.32 亿荷兰盾,英国不得不在 1805 年 4 月做出承诺,俄罗斯每出 10 万士兵攻击拿破仑就资助 125 万英镑。

奥地利年度赤字上亿奥地利盾,政府债务在 1798 年是 5.72 亿奥地利盾,英国又得给奥地利补助金,还保证其在伦敦向私人金融家借款。如果没有英国的金融力量,反法联盟各国很难发动对拿破仑的战争。那么,鹿死谁手,就未为可知了。

波旁王朝复辟十年后,法王查理十世强行通过法令,要全体法国国民赔偿法国贵族十亿法郎,以补偿他们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损失。为此法国的公债利息由百分之五降到百分之三,那些持有这些公债的法国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都傻眼了。当年他们觉得支持拿破仑打下去不合算,转而选择容忍复辟的波旁家,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正所谓“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这件事后来成为“七月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美国近代财政史

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如果套用中国明末的历史,其实就是英国跟“法兰西鞑子”打仗缺钱,英国政府就向北美的“东林党”与农民征税,结果北美“东林党”勾结法国“鞑子”当了“吴三桂”。

财政方面,独立战争的“抗英主力”其实是法国人,不仅对英作战的主力是法军,大部分军费实际上也是由法国无偿承担了。剩下的军费一是靠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贷款;二是没收亲英派的地产,一部分出售,一部分以土地券的形式发给士兵作为军饷;三是发行理论上可兑换西班牙银元的纸钞“大陆币”。

简而言之,就是“联虏反英”、“借钱助叛”、“分田免税”、“追赃拷饷”、“土地财政”、滥发“银元券”。即使如此,美国依然欠下了巨额的内债和外债无力偿还,让美国平民和欧洲债主亏得很惨。其中亏得最惨的一个债主叫路易十六,真的是既赔钱又赔命。发行的“大陆币”也在北美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结果使大批群众负债累累,士兵们在战时领得的土地券多数被迫卖掉还债。

美国独立战争的本质可以形容为“英国农民抗税”。结果等到美国真的独立了,美国平民惊讶的发现各州政府向他们征的税居然比英国人还多,又激发了谢司领导的农民起义。

套用中国明代的历史,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是“农民军”赔命又赔钱,“东林党”窃取革命果实吃香的、喝辣的。不仅是在独立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财政都是偏向有钱人、压榨中下层。

1791 年美国《岁入法案》就若干进口货物设立了关税;就若干消费品设立了消费税,包括马车、烈酒、鼻烟和精制糖。事实证明这些税目极不受欢迎。郁积的民怨终于在 1794 年爆发,农场主起而抗议每加仑 30 美分的威士忌税,史称威士忌叛乱。1801 年,政府废止了这些销售税中的大部分,但后来又恢复了一段时间,以便为 1812 年战争筹款。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为了筹款,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消费税体系,包括了酒类、烟草、制造品、法律文书和保龄球场。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公众认为“销售税和关税容许富人不足额承担他们理应承担的纳税份额”。也就是说,当时美国平民认为美国的税收是压榨平民、便宜有钱人的。于是到了 19 世纪末,要求开征累进税率制所得税的呼声高涨起来。189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累进制所得税法令,但一年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其违宪。美国直至 1909 年才首次向企业开征所得税,1913 年开始长期征收个人所得税。

实际上,美国资产阶级政权像现代这样长期大规模征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事了。此时,纳税的主体是新崛起的“中产阶级”(高收入无产阶级与小资),真正有钱的资产阶级则有各种办法进行“合理避税”。

直到现在,美国资产阶级在财政方面支持政府的手段还是以贷款为主,这个流程如下:

1、议会批准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

2、政府发行相应数量的国债,由私人、企业和其他国家认购,剩下的由美国最大的私营股份制企业美联储全包。

3、美国国税局,一个受雇于联邦政府的私人公司,收取美国公民的税务,并不是上缴给美国政府,而是直接付给美联储用以偿还国债。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也买了很多美国国债,现在美国强大的战争机器维持费用,其中也有中国人民血汗钱的一份。虽然理论上是“借款”,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利息的差距,以及中国对美债的长期持有,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等于是中国间接支援美军了。日本、韩国作为美国的半殖民地,花钱养美军倒也罢了,中国人出钱养活美军,这算什么?总觉得这事比买日货还恶心。

四、西方早期资产阶级政权的财政模式总结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条结论:

1、早期资产阶级政权主要通过卖地、借债和滥发纸币筹措战争经费。

具体点说,英法两国资产阶级政权通过没收并出售教会、国王、旧贵族、“王党”等封建势力的土地筹集军费,其中法国还卖了 260 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州;美国靠没收并出售英国“王室领地”和亲英派的地产以及发行“土地券”来筹集军费。英法两国资产阶级还以没收的土地为抵押向资产阶级大量贷款,美国则是碰上了路易十六这个可以“借钱不换”的“冤大头”——美国独立后没多久,路易十六就被法国大革命送上了断头台。

同时英法美三国都有滥发纸币的问题。至于税收,反而是比较次要的财政来源。

2、经过资产阶级议会批准,政府可以征税,但本国的纳税主力是农民和小市民。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农民与小市民的纳税负担就不多说了,到了 18 世纪末英国资产阶级政权的征税目标甚至盯上了退休老人。以收入为标准进行衡量,和工农相比,资产阶级在纳税方面真的很占便宜。唯一敢向资产阶级征收重税是克伦威尔,后来被挖坟鞭尸。

法国方面,不管是“指券”、“土地票”、分期 10 年付清的土地款、公债还是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为此付出代价的主力都是农民与小市民。因此《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货币、财政》一文评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广大下层群众所幻想的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并没有降临人间,呈现他们面前的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政治讽刺画:眼看法国人的钱袋越来越鼓,只是连面包都吃不起了。”

美国在独立战争期间倒是直接征税不多,但通过借债不还和通货膨胀,依然让美国平民亏得很惨。到了美国真的独立了,美国平民发现美国各州政府在征税方面比英国人狠多了。一直到今天,有钱人在纳税方面占便宜依然是美国的主流。

3、早期资产阶级政权长期靠对外军事侵略和殖民掠夺获取军费和财政收入。

这方面,英国为了军费先后打下了苏格兰、爱尔兰、北美、印度以及无数殖民地,掠夺了无数土地与异族奴隶,取得了大笔战争赔款。法国打下了几乎整个欧洲,一直到攻打莫斯科才亏了本。美国则不停的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发动对英国、西班牙的战争。西方列强的军费支出,中国在近代的赔款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很显然,从古至今西方资产阶级一直是“东林党”作风,从未想过让自己交重税养活政府。早期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抢夺、出售本国地主与殖民地土著的土地、财产来维持,其次是将重税加到了本国平民与殖民地土著头上。

跟中国朝廷对外战争纯亏本的情况不同,近代西方的对外战争是一项非常赚钱的买卖,尤其是对殖民地的掠夺战争。因此西方资产阶级借钱给政府打仗倒是比较积极,但这些债务最终还是要靠税收来偿还,本质上还是压榨本国平民和殖民地土著的路线。

除了借钱给政府“投资”战争,西方资产阶级“私军”也大量直接参与战争。于是我们不难发现,近代西方的殖民战争很多不是以政府军的模式出兵,而是广泛使用“东印度公司”、“佛吉尼亚公司”之类的企业招牌。

这些拥有军队、法庭、贸易垄断权、宣战权等等特权的“公司”,并非是西方政府的马甲,而是真正的盈利性企业。实际上直到现代,“军事承包商”依然活跃于美国对外侵略战争之中,美联储和美国税务局也是“私营企业”,警察、监狱等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国家政权才有权设置的机构在美国国内也有一部分是“私营”的。

历史上大明东林党抗税、挖国家墙角在现代人看来很恶心,但其实类似的事荷英法美等早期资本主义势力都干过。

除了英法美三国,尼德兰革命也可以套用中国明清的历史进行讲述:西班牙朝廷的“江南”(尼德兰地区)发生了反对“厂卫”(宗教裁判所)“迫害忠良”(压迫新教徒)和过度征税(16 世纪西班牙财政收入一半以上来自尼德兰)的暴动。最后荷兰人在英、法、德等国“洋大人”的协助下驱逐了西班牙“鞑子”,恢复了“荷兰正统”。

东林党跟他们的差别是,既没能像荷兰、美国那样独立成功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也没能像英法那样上台掌权后反过来打翻苏格兰、奥地利的“鞑子”。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3:51 发表了:

第八节    中国明末的阶级斗争与财政史

写作中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4:23 发表了:

第八节(中)

写作中,待修改补充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5:22 发表了:

第八节(下)

写作中,待修改补充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5:48 发表了:

第九节    现代人对工业与科技发展的一些误解

在经历了近代革命的洗礼后,大部分现代人都知道封建主义对工业化有阻碍作用。但我感觉很多人其实并未真正理解为何封建主义对工业化有阻碍,因为之前临高讨论区的很多人在谈论明代儒家与地主士大夫的可恶之处时,重点都放在了科举特权、租佃制方面,并且对“土改”和小农经济不屑一顾。

但实际上,科举的免税特权在历史上虽然把大明朝坑得很惨,但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反而有促进作用。地租剥削在历史上对工业化有危害,但危害程度比地主放高利贷和封建朝廷苛捐杂税的危害还稍微轻点。“土改”或“分地”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历史上要搞工业化的国家没有不“分地”的。区别是,历史上有的西方国家如法国在搞资产阶级革命时主要是分本国封建势力的土地,有的西方国家如英国主要是在殖民地分异族土著的土地,例如爱尔兰人和印第安人的土地。

一、封建主义对工业社会的实际阻碍作用

关于封建主义对工业化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条

1、封建统治者把工商业当作“奶牛”压榨,阻碍资本的原始积累。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不管是英法两国弄死国王,还是荷兰、美国的独立,起因都是税收问题。在中国,没有靠山的工商业者也是普遍被官府的苛捐杂税与各种封建统治者压榨到破产的境地。不过,如果工商业者能在破产之前安排自己的子弟考到科举功名,这条就不是问题了。所以说,科举制度其实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临高启明》里,赵引弓为了安心在杭州做生意,也给自己弄了“秀才”的功名,张毓、曾卷等城市小资子弟读书、考科举的目的也是如此。

对于这种情况,西方资产阶级喊出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口号,并且制定了未经资产阶级议会同意,不得征税的制度。

2、封建壁垒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

通俗点说,关税太多,妨碍了商品利润,最可恶的是有的国家干脆不准外国商品进入。这方面欧洲的情况比较严重,尤其是意大利和德国。由于四分五裂,尽管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尽管德国传统的手工业非常强,但还是落在英法的后面,几乎成了最晚工业化的欧洲列强。所以跟英法美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意大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国家统一”的模式完成的,目的是“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为工业化生产扫清障碍。

中国方面,虽然是大一统国家,国家公开的商税也不高,但禁不住地方官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和各种封建势力收“买路钱”。这方面中西方都一样,所以别以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公侯伯子男等封建领主,就不是“封建社会”了。

当然,如果有科举功名,不管是苛捐杂税还是“买路钱”,都可以减轻很多。因此当年有科举功名的人,收益之一就是替商船“护航”。例如有个举人老爷在船上,长江、运河沿岸的各种官方机构就不敢为难商船。

除此之外,封建行会的各种行业壁垒也是商品自由流通的阻碍。这方面,临高同人《鸳鸯茶》里就描绘了大明粮商行会是如何阻碍元老院直接从江西、湖广购买粮食的。《临高启明》正文里,元老院占领广州之后对“牙行”的打击其实也是“反封建”。

简而言之,真正的封建势力不仅有靠农业吃饭的封建领主与地主,还有从事工商业的封建行会。对此,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是“自由主义”。这玩意的本意其实是“自由贸易”,而不是某些中国人幻想中的“想干啥就干啥”。后来,为了能在中国“自由”的卖鸦片,“自由”的倾销洋纱、洋布与其他商品,英国发动了侵华战争,控制了满清的海关……

3、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让工业化失去所需的市场。

所谓的“封建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非工业社会所需的“商品经济”。自己种粮食自己吃,自己织布自己穿,除了盐、铁等极少数农村社区无法自产的商品,不会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也很少对外出售剩余农产品。换句话说,在封建社会,除了盐、铁等极少数商品,其他的工商产业没有任何发展前途。

这一条是“封建主义”的最大原罪,是工业化的最根本障碍。这就是为何传统农业国不管是东方的中国还是占据黑土地的沙俄,不管本国农业有多强,都无法提前升级到资本主义。既然能吃饱饭了,低水平、自给自足的手工业也能勉强满足需求,何必再去琢磨主要用于对外销售的高风险工商业呢?不过,一旦有工业国家崛起了,通过武力消灭了“封建壁垒”,要消灭这方面的“封建主义”倒是不难。如果能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比自己生产合算,没人会和钱过不去。所以英国在控制满清的海关并且通过不平等条约将内陆关税降到最低之后,中国的自然经济在西方商品的倾销下解体了,依附于自然经济的中国封建势力被严重削弱,间接给了中国民族工业崛起的机会。

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商品竞争,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艰难,解放前只在“一战”时期有过“黄金岁月”。适当的“自由竞争”,有利于产业升级,但过于强大的竞争对手也会毁掉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建立起意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税壁垒”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二是“计划经济”。

4、“安于清贫”的封建道德,严重削弱了底层人民的购买力。

这方面,全球的封建文化都一样。在生产力落后、剩余物资有限的情况下,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甚至于为了多搜刮被统治阶级,找各种理由让底层一边积极工作一边“安于清贫”。儒家为此鼓吹“安贫乐道”、“俭以养德”,最登峰造极的说法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安安饿殍”,并且制定法律规定各阶层的服饰等级、乘坐轿子的等级等各种消费标准,不得僭越。基督教将“贪婪”、“色欲”、“暴食”列入“七宗罪”,以“上天堂”为诱饵让底层安心贫穷。

但这种心态对工业发展是不利的,工业社会里生产和消费互相促进互相作用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因此西方资产阶级在近代鼓吹“天赋人权”,“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在明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手工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与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大明在服饰方面的法律也彻底崩溃,老百姓违反法律乱穿衣服官府也不管了。

这些历史再次证明,在强大的市场需求面前,儒家与天主教的道德洗脑都是浮云,“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到了现代,各国资产阶级又鼓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借钱提前消费,这方面最有名的心灵鸡汤是《一个美国老太太同一个中国老太太的故事》。

5、沉重的封建剥削,严重削弱了底层人民的购买力。

这个应该也不难理解,底层平民要是被压榨到连吃饱饭都成问题,也就没啥购买力。不购买消费工商业产品了,资产阶级的销售市场与利润哪来?

这方面的压榨,主要分成三块,一是地租剥削,二是高利贷,三是苛捐杂税。

其中地租剥削反而是较弱的一项,历史上将佃户逼到破产的大多是高利贷与苛捐杂税。高利贷与苛捐杂税不仅妨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对传统的农业生产与封建统治本身也是不利的。因为佃户破产之后,将会选择自杀、逃亡或反抗暴动,不管是选那条路,都意味着劳动力的大量损失与耕地的大量抛荒,然后就是农业生产遭到惨重打击,最终倒霉的是封建皇朝。

因此,历史上很多封建皇朝都搞过“均田制”、打击高利贷、轻赋薄役,但在封建皇朝末期这些都被破坏了。

封建皇朝为了税收与社会安定尚且有此觉悟,资产阶级在革命初期的想要从占到人口大部分的农民身上赚钱,就更使得想办法让农民手上有“闲钱”。对于以大规模、物美价廉为特征的工业品来说,“中产”是消费的主力,100 个自耕农的消费能力远远大于一个大地主的消费能力。而要让农民有“闲钱”,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土改”或分地,废除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等各种封建剥削,增加农民的购买力。

反过来说,任何将底层搜刮得一干二净的剥削方式,都是不利于商品市场的,不管这么干的人是封建势力还是资产阶级。

实际上,“雇佣制”并非资产阶级使用劳动力的唯一方式。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是追逐利润,如果奴隶制能带来更高的利润,资本家也会欢迎奴隶制。因此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利用全球上层的市场需求,资产阶级可以暂时不顾下层,为了节约成本广泛使用奴隶或类似于奴隶制的“包身工”。

但等到全球上层的购买力饱和之后,需要动员社会下层消化工业品时,就需要让下层有闲钱了。因此资产阶级在渡过原始积累阶段后很快废除了奴隶制,推广剥削相对较轻的雇佣制。历史上很多底层工农广泛参与的革命,也因此被定义为“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例如 1848 年欧洲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到了现代,为了消费工业品,资产阶级对于本国左翼提出的高工资、高福利要求也半推半就的接受了,甚至于发生了把慈善活动和接纳外国难民当生意做的社会现象。

当然,理论上让工业品消费市场最大化的做法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均富”,在自然的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计划经济指导生产、人为制造市场需求,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全分掉,这就是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故事。这种做法打破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流程,优先发展重工业,然后重工业直接反哺轻工业与农业。

这也是没有殖民地与国外市场、工业品缺乏竞争力的后发国家最快实现工业化的办法。至于实际操作,需要面对先发工业国也就是“帝国主义”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干涉,很多操作细节也需要时间慢慢探索完善。

很显然,历史上的苏联虽然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但没能顶住“帝国主义”通过经济、文化手段进行的“和平演变”,是非黑白至今还在争议中……

6、封建统治者通过“地租”控制了大部分人口,对早期的资产阶级形成政治优势。

在近代早期,资产阶级主要经营工商业,政治经济势力也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封建势力的根基在农村,通过控制耕地控制农民与农业剩余。

前面提过,正常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化主要靠农业剩余价值来推动。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或者说在机械化农机、化肥、农药等等现代农业资材被生产出来、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之前,农业人口始终将占到整个经济体系的大部分。

例如美国是 19 世纪本土不需要进口粮食的西方工业国之一,即使地广人稀、大规模普及畜力,1820 年时农业劳动力依然占到总劳动力的 70%,直到 1900 年左右农业劳动力才下降到总劳动力的 50%以下。

虽然通过海外市场与农业殖民地,西欧早期的资产阶级很早就积累了与本国的农业剩余价值不相符的经济实力,但对本国大部分人口的控制却不如封建势力。例如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全国的 550 万人口中有 410 万人住在农村,最大的城市伦敦人口也只有 20 万人,其他城市的人口最多也不超过 2 万。

显然,光靠本国的城市人口,资产阶级是无法动摇本国封建势力统治的。唯一的办法是将原本依附于封建势力的农民拉拢过来,形成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人心向背。而要拉拢农民,“土改”和分地是最直接的办法。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6:07 发表了:

二、土改与分地的积极作用

根据前文,我们不难发现,封建土地制度在历史上对资产阶级产生了三种“威胁”。一是和高利贷、苛捐杂税一起榨干农民,让资产阶级的工业品失去销售市场。二是使地主阶级控制了农产品的供应,对经营工商业的资产阶级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一个强大的“原料供应商”对生产商是非常不利的。三是使地主阶级控制了农民,使各国的封建势力对本国资产阶级具有人力优势与政治优势。

土改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增加农民购买力,为工商业产品的开拓销售市场。消灭地主后,原本农民上交给封建统治者的财富将会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二是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农产品供应。“讨价还价”这种事,永远是大资本对小资本具有优势,100 个缺乏组织、一盘散沙的自耕农,面对资本家远不如单个大地主的“议价”能力强。三是通过剥夺封建统治者的土地,毁灭了封建统治者对社会底层的动员。而新崛起的自耕农阶层,如果缺乏组织,是无法对抗资产阶级的。

实际上,拿破仑将神圣罗马帝国肢解为 16 个小国,美国、苏联不约而同的一起瓦解西欧国家的殖民体系,让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就是土改的“上层建筑”版本——小国无法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对国际上的工业产业链有很大的依赖性,一群小国的国防开支总数大大高于单个统一的大国,这为工业强国的工业发展与军火销售提供了市场;一群互相勾心斗角的小国,远比单个大国更容易对付,也更容易操纵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与经济命脉。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英法美等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都充满了“土改”或“分地”的政治措施,而且是“暴力土改”的性质,资产阶级革命军的主力也是来自农民。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军的主力是“新模范军”,兵源主要是信奉清教的自耕农。弄死查理一世后,克伦威尔带他们远征苏格兰、爱尔兰,然后很多“新模范军”的官兵成了“地主”。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大多数英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土地,所谓的“资产阶级化乡绅”,其实是向封建领主大规模租地的高级佃户。英国的农业资产阶级是在革命战争过程中通过向议会和克伦威尔军政府“买地”的方式获得土地所有权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说是一场资产阶级和参军农民一起瓜分英国封建领主土地的武力“土改”。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开始,就没收了教会土地。革命高潮是雅各宾派的“土改”,之后拿破仑依靠在雅各宾派土改中分到土地的法国农民,组成自耕农大军,横扫了半个欧洲。

在北美,1763 年英王室宣布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归英王室所有,殖民地人一律不得向西迁。这样的政策引起了殖民地农民对英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项政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条导火索。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大陆军”的主要兵源就是北美农民。美国独立后,他们和北美资产阶级一起分掉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

到了南北战争,林肯又颁布《宅地法》,旨在无偿分配美国西部国有土地给广大移民。《宅地法》规定,凡一家之长或年满 21 岁、从未参加叛乱之合众国公民,在宣誓获得土地是为了垦殖目的并缴纳 10 美元费用后,均可登记领取总数不超过 160 英亩宅地。《宅地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部垦殖农民的土地要求,确立了小农土地所有制,从而为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它的实施也鼓舞了西部农民反对南部奴隶主的斗争,遏制了奴隶制种植园向西扩展。在南北战争中,西部农民为联邦军队输送了半数以上的士兵,并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对北方取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美国主流的“大农场”面积很大,但本质上还是“小农土地所有制”和“家庭农场”,“农场主”属于“自耕农”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而非“地主阶级”或“农业资产阶级”。实际上一直到现代,“自耕农”与“家庭农场”依然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具体大家可以参考贴吧的一篇文章《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农业资本主义的失败》。根据这篇文章的分析,雇佣制大农场更加适合开荒与早期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需求。随着开荒的完成与农业机械的大发展,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家庭农场”也重新在西方复兴。

至于奴隶制种植园,曾经在广大殖民地非常流行的原因并非是这种经济模式有什么“先进生产力”,而是被殖民地土著“落后生产力”拖累的。很多刚迈进奴隶社会甚至还处于原始社会的黑人、印第安人,“生产力”与“生产积极性”太差,不仅不会种地,而且很懒散,不愿意多劳动产生“剩余价值”,于是白人奴隶主只得用鞭子“教育”、督促他们多干活。

简而言之,奴隶制种植园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为劳动力太“落后”,于是资产阶级化的白人农场主不得不采用奴隶制、封建制的落后生产关系来管理殖民地的农场。

三、工业与科技的发展与“重奖工匠”无关

1、最反对工业化的是传统工匠

近年来关于工业化要素讨论与穿越小说写作过程中的一种思维误区,那就是认为工业与科技发展的关键在于“重奖工匠”,觉得只要提高工匠的政治经济地位了,就能极大的促进中国科技与工业的发展。然而历史事实是,当年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对工业化抵抗最激烈的不是封建地主,而是传统的手工匠人,尤其是农业国与殖民地的手工匠人。原因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很多传统工匠都面临失业的危机。例如英国纺织工人曾经捣毁“珍妮机”,然而庞大的国际市场需求最终吸纳了英国本土所有的纺织工人,代价是——“孟加拉纺织工人的尸骨染白了孟加拉的原野”。资本主义与工业化对封建统治者来说,不过是失去特权。如果及时“转行”当资本家,依然有希望在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当人上人。但对饭碗被夺的传统工匠来说,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历史上早期的工人运动就是以破坏机器、反对工业化为主要特征,传统工匠在阻碍工业化方面比封建统治者做得更加直接。而且,早期西方资产阶级给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待遇其实跟封建势力给农民、工匠的待遇差不多,以至于在 19 世纪早期的英法两国居然还冒出了“封建社会主义”的思潮——某些工人觉得在封建社会的“田园牧歌”里他们也许能过得更好。

2、制造业的发展和“重奖工匠”无关

在中国古代,不是没有“重奖工匠”的事情。明朝有好几个工匠出身的高官,大明天启皇帝亲自钻研木匠工艺。然并卵,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市场需求,这些主要用于宫殿、园林营造的技术发展成果只能给人以“劳民伤财”、“奇技淫巧”的观感。那些匠户高官与天启皇帝对中国制造业经济的促进作用,还不如一个黄道婆。虽然黄道婆没有被“重奖”,也无官位,但在人民群众的市场需求支持下,她所传授的织布技术让松江府成了中国元明清三朝的纺织业制造中心与税收重镇。在明初,松江一府的税收就超过了整个浙江省。

3、科技的发展与传统的文盲工匠无关

科研需要受过良好基础教育的科学家与耗资巨大的投资,近代科研所需的投入,真不是文盲水平的旧式手工匠人能承担得起的。

在西方,近代职业科学家大多数是传教士、贵族、资产阶级等富贵家庭出身,在教会学校或贵族学校接受教育,然后在长期“脱产”的情况下进行科研活动。哪怕是被认为最底层的爱迪生,其实也是破产商人的家庭出身,由身为专业教师的母亲负责爱迪生的教育,家里也有点小钱可以供爱迪生博览群书和做实验。

在中国,明代后期清代前期比较出名的三位火器专家——赵士祯、戚继光、戴梓,全都不是工匠,赵士祯、戴梓是文官,戚继光则是军事贵族。清末中国第一艘国产机动轮船“黄鹄号”的两位设计者徐寿、华蘅芳也都是地主士大夫家庭出身,他们俩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脱产学习科学技术,这样的学习投入真不是底层工匠家庭能负担得起的。

四、关于专利制度的一些误会

误会之一,专利制度是保护发明人的。

其实专利制度是保护专利使用人的。从利益角度,即使现代专利制度,专利使用人从专利制度中的获益也远大于专利发明人,专利发明人贱卖自己的专利简直是常态,假如没有专利制度,专利技术的发明人一样可以想办法捞一笔,而专利使用人就惨了。

误会之二,专利制度可以激发社会底层工程师的创造力。

其实专利制度激发的是社会上层对科研的投入。科技发明需要高成本的资源投入,绝对不是智商高绝的潦倒机智汉灵机一动就能搞出来的。使用专利的成本更高,不“姓赵”根本就玩不起,无论是“权赵”还是“钱赵”,反正专利是一种“赵”游戏。所以专利制度激发的是社会上层对发明创造的热情,社会底层只不过是顺带的。

误会之三,专利制度是资本主义萌芽。

其实专利制度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制产物。啥叫专利?专营之利么,专营特许权么,而专营权浑身上下就是一股封建味道。资本主义和封建制的真正法理区分,就在于封建贵族政治上的优势,是以不平等的经营特许权来实现的。简单表述,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有制+自由交易,封建生产关系=私有制+特许经营权,而专利制度恰恰是特许经营权之一。专利在诞生之初是封建贵族的特许经营权,现在则是资本家的特许经营权。

最早的专利制度出现在十四世纪,也就是欧洲中世纪中间时间,正式的国家专利法出现在十六世纪,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所以看起来像是资本主义萌芽,其实是封建制成熟的产物。英国的国家专利法叫垄断法,而垄断两字,对现代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已经是仇大街,现代资本主义专利制度的专利期限已经一减再减,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的一大支柱就是自由交易啊,要不是为了让资本家掏钱投入科研,这玩意就废了。事实上互联网早期的免费主义运动,就是西方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一种反动。

所以,与其说专利制度是成熟的封建制社会里面的资本主义萌芽,还不如说专利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封建制残余。只不过专利制度实在对经济促进作用太大,大到没法抛弃。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6:43 发表了:

第十节    儒家在近现代被批判的根源(上)

写作中,待补充修改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6:59 发表了:

第十节    儒家在近现代被批判的根源(中)

写作中,待补充修改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7:27 发表了:

第十节    儒家在近现代被批判的根源(下)

写作中,待补充修改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8:03 发表了:

总结

写作中,待补充修改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8:31 发表了:

番外 1:关于儒教的历史及与道教的区别

儒教与道教同源,都是起源于上古时代以“三皇五帝”的传说为核心的华夏文明。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文化,以“儒”作为宗教神职人员,以“道”作为教义。

这种宗教文化长期没有正式名称,因为以“儒”作为宗教神职人员,我在正文中称这种宗教为“原始儒教”。由于孔子和他的门徒广收学生,“儒”的数量迅速扩张,逐渐形成了很多学术团体与政治团体,这是“百家争鸣”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孔子以后不久,战国时代早期的思想家墨翟曾称儒教为“道教” ,因为“儒者”们奉行着自认为正确的“道”。汉代末年,一部中国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中,也称孔子的教为"道"教。直到晋代,皇帝在征召儒者到朝廷服务的诏书中,仍然称儒教为"道"教。

在汉代,“原始儒教”正式分裂。道家、墨家等“原始儒教”中的“自然科学”派系创立了道教,后来就越来越“宅”成了“出家人”。而儒家、法家等主要研究政治学、社会学的“人文余社会科学”派系则称自己为“圣教”、“名教”、“王道”,偶尔称为“儒教”。到了近代,“儒教”、“孔教”才成为最流行的称呼。

如果说汉代之后的“儒家”其实是披着儒皮的法家,那汉代之后的道教其实是打着道家招牌的墨家。这就是为何《墨子》的残篇最后会在道教典籍中被发现。至于打“道家”招牌的原因,现代有人推测可能是墨家为了防范儒家的迫害。毕竟历史上儒家和墨家是政敌,而道家的老子做过孔子的老师,儒家要下手对付“道家”有一定的顾虑。

简而言之,后世所说的“儒教”其实是古典华夏文明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部分,后世所说的道教则是古典华夏文明中的自然科学部分,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理分科”。

儒教以太昊伏羲为起源,称伏羲为“至圣先王”。孔子让伏羲儒教在当时由贵族知识分子开始向平民百姓传播,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被称为“至圣先师”。经过“百家争鸣”的大“分裂”后,西汉董仲舒让中国的世俗知识分子又重新“统一”在“儒”的招牌下组成儒教。

作为古典华夏文明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部分,儒教以始源於人王伏羲,乃尊“仁圣伏羲”为“始祖”,以阐扬儒教精义的“儒圣孔子”为“儒祖”,以组成儒教的“经圣董仲舒”为“教祖”,是谓“儒教三祖”。现代儒家声称:“上古伏羲开创了儒教、中古孔子光大了儒教、下古董仲舒建立了儒教”。

作为古典华夏文明中的自然科学部分,道教以始源於黄帝,乃尊黄帝为始祖,以阐扬道教精义的老子为道祖,以组成道教的张道陵为教祖,是谓“道教三祖”。

神祇方面,儒教早期的祭祀对象分为三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的代表是昊天上帝,后来被称为玉皇大帝,俗称“老天爷”,风伯、雨师、雷公、电母、龙王、七曜、二十八星宿等跟气候和天文相关的自然现象也属于“天神”。地祇的代表是社稷(土地神和谷神)、城隍,河神、山神等跟地理环境相关的自然现象。“人鬼”很好理解,就是人的鬼魂。

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山河湖海,原则上都是儒教的神祇。各种自然现象,风雨雷电等,也是儒教的神祇。那些对人有益或者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植物,也可以成为儒教的神祇。各种著名的人物,也都可以作为儒教的神祇。

后来,儒教的祭祀对象又被细分为“天地君亲师”五类,即天神、地祇,以及君王、父母祖宗、祖师爷的鬼魂。

儒教最典型的祭祀行为是“祭祖”,最典型的宗教场所是“宗庙”和“祠堂”。

“师”则是老师和祖师爷,拜孔子其实属于其中“师”祭拜的一种,但孔子绝非这类的信仰的唯一,像道士拜老子、木匠拜鲁班、妓院拜管仲也属于“师”的祭拜。

需要指出的是,皇帝绝非“君”祭拜的唯一,“君”也不止是指皇帝和君王,还泛指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积极作用的一切“伟人”,甚至任何历史名人都有可能成为“君”。例如老子被称为“太上老君”,关羽被称为“关圣帝君”,妈祖又被称为“辅斗元君”。

道教里的高级神除了三清,大多数来自儒教,品级也与儒教类似,天神比地神尊贵,也比人神尊贵,只不过大部分神灵会“改名”。例如,儒教的“昊天上帝”=道教的“玉皇大帝”,儒教的“社稷”=道教的“土地”,“城隍”的名字儒教和道教一致。具体情况,请大家上百度百科或 360 百科查阅,我就不多说了。

祭祀制度方面,儒教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而道教没有。

依照儒教的祭祀制度,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祭天下的名山大川,祭祀所有的神。而诸侯不能祭天,只能祭祀处于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普通百姓,能够祭祀的公神就更少,除了灶神,日常有机会祭祀几乎只剩下自己的祖先。

儒家的之所以给人以“拜孔子”的感觉,根源在于绝大多数儒家读书人能够祭拜的对象除了自己的祖先,就只剩下老师和祖师爷了,而所有儒家读书人共同祭拜的祖师爷就是孔子。

孔子是国家的公神,但是按照规定,只能由儒者进行祭祀。官员可以祭祀孔子,因为“独尊儒术”的国家,官员一般也都是儒者。

依照儒教的祭祀制度,神祇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纳入祀典。否则被认为是“淫祀”,即超出规定的祭祀。这样的祭祀遭到儒教的反对,认为它不会带来幸福:“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在历史上,儒教国家对于民间不断兴起的神祇祭祀,一般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将它们“招安”,收归国有,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城隍、关帝、梓潼神(文昌)和妈祖。其二是禁止,历代都有作为国家官吏的儒者,其中如曹操、狄仁杰等,禁止他们认为危害社会安定、危害人民健康的神祇祭祀,拆毁庙宇,破坏神像。其三是不收不禁,在国家遭遇大难大灾时,甚至也会委派国家官吏去向这些神祇祈祷。

因此,对于儒教、道教共有的神祇,如果没有像关帝、妈祖那样得到国家的认可和册封,平民只能在道教系统内进行祭拜。例如,普通百姓不能像皇帝那样祭拜昊天上帝和社稷,但可以在道教系统内祭拜玉皇大帝和土地爷。

后来,儒教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淡,逐渐去宗教化。结果就是现代人提到中国的土生宗教,大家只想到道教,对于儒教算不算宗教有很大的争议。儒教去宗教化的原因有几下几点:

1、儒教的祭祀制度不准普通百姓祭拜“天地”之类的“公神”,使得广大底层群众长期脱离除了“祭祖”(包括血统祖先与作为文化祖先的祖师爷)之外的其他宗教祭祀活动,跟让底层群众全民祭拜“公神”的其他宗教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很多人觉得儒教不像宗教。

2、儒教的祭司阶层都有另一重世俗身份,例如君主、官僚、族长、家长等等。或者说,儒教的祭司阶层都是由君主、官僚、族长、家长等较高地位身份的人兼职,普遍都结婚了,这跟拥有专职祭司而且祭司阶层以“单身狗”/“出家人”居多的其他宗教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很多人觉得包括儒家士大夫在内的各类祭祀主持人不像神职人员。

3、儒学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作为政治经济学和管理学必然向世俗化和唯物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一旦唯物主义和世俗化了,就不再像宗教文化了。

4、自古以来儒家知识分子与政治家里不断涌现无神论者或唯物主义者。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汉代的司马迁、桓谭、王符,三国时代的曹操,南北朝的范缜,唐代的李荃、刘禹锡,宋代的张载,明代的王夫之,清代的熊伯龙、洪亮吉等。有人曾评价,其实正宗的儒家士大夫本就对迷信那一套不感冒,有担当的儒家官员一向把打击淫祠作为已任。

对比儒教与道教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不仅是华夏文明“文理分科”的历史,也是中国统治阶级宗教信仰与平民宗教信仰分流的历史,还是世俗派与宗教神学派分道扬镳的历史。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0:58:55 发表了:

番外 2:儒教与一神教系统、印度教系统的区别

这方面的区别,通过讨论“人生三大终极问题” 与“阶级统治”的理论最容易区分。

“人生三大终极问题” 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一神教的说法是“造物主”造人,人是“造物主”的选民/羔羊,最终的目标是让灵魂上天堂或下地狱。其中犹太教没有“地狱”的概念,主张犹太人的灵魂上天堂,异教徒在人世间灭亡。

印度教系统(包括佛教、锡克教等支派)的说法是“六道轮回”,人的灵魂不停地在各阶级的人生与动物之间“轮回转世”。

而儒教的说法比较复杂,可以分为“鬼神论”和“无神论”两大派系。

鬼神论认为,“女娲用泥土造人”,普通人的灵魂将“入土为安”,在“地府”生活,而伟人的灵魂将“上天”成为神仙。为了让父母死后在地府过好日子,不至于让父母的灵魂“饿死”,子女需要定期“祭祖”、“烧香”、烧纸钱,以及其他做成财物、奴仆样子的纸扎品。有条件的话还需要在父母安葬时提供各种陪葬品,可以说汉族的“厚葬”习俗跟儒教信仰的关系很大。考虑到早期“儒”的本职工作之一是举办葬礼,这实际上是一门非常有“钱途”的生意。在现代,这种祭祀的行为已经发展到焚烧电器、汽车、别墅等现代产品的纸扎品模型了。为了确保这种“香火”模式的“地府快递”能一直延续下去,生孩子“后继香火”成了汉人一生必须完成的“使命”。

此外,富贵人家还热衷于“修道成仙”、“得道飞升”,希望在“天庭”当神仙。

孔子之后,儒教逐渐发展出了唯物主义无神论派系,不相信鬼神的存在,不相信死后的世界,不修来世。他们对于“人生三大终极问题”的看法接近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是由动物(成精)变得。例如,汉人是“龙的传人”(起源可能是华夏原始社会对流产婴儿长条外形的猜想);异族是阿猫、阿狗等其他动物变的(这句可以参阅老电影《神鞭》),“彼虽畜类,亦具人形”(原文出自《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人的目标应该是追求肉体的“永生”。至于“永生”的手段,一是发展医学、“炼制仙丹”,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发展到现代就是老年人败光积蓄与退休金大量买保健品;二是生儿子延续“骨肉”与“血脉”,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延续身体的一部分”。

由于人类很早就发现精子的存在而没发现卵子的存在,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精子被视为“种子”,女人被视为“土壤”。只有生儿子才被视为“留后”,而只有女儿没儿子则被视为“绝后”。

因为这一理论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女人总体上要比中国男人“迷信”一些。古代中国女人比男人更热衷于烧香拜佛,现代中国女人则比中国男人更加热衷于灵异类的故事与传说,即使是写穿越小说女性作者写“魂穿”的比例也大大高于男性作者。

此外,不管是追求“炼制仙丹”还是生儿子,在古代都是穷人很难办到的事。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当儒家士大夫群体里大量冒出无神论者与唯物主义者的同时,中国古代的平民总体上比较“迷信”,更容易相信儒教有神论派系与佛教、道教的理论文化。即使到了现代,很多文化程度较低的中国平民依然热衷于宗教祭祀活动。例如,对买到的汽车举行烧香放鞭炮的祭拜仪式,或者“开光祭拜车神”、“血祭保平安”,详情请参阅搜狐新闻《车主崩溃:为爱车烧香、放鞭炮祈求开工大吉,结果烧掉了上百万》,北朝论坛有人对此评价为“朴素机械神崇拜”。

“阶级统治”的理论方面,儒教与一神教、印度教的区别也很明显。

一神教虽然提倡“人人平等”,但这种“平等”仅限于一身教徒内部,对于劫掠、压迫异教徒则是非常鼓励的。最常见的借口就是异教徒抢走了“造物主”给信徒的赏赐,必须“抢回来”。例如北美的土地是上帝赏赐给“天选之民”的,印第安人“偷”走了北美,白人清教徒再“抢回来”。“感恩节”是北美清教徒感激上帝的节日,因为是上帝让印第安人帮助清教徒的,印第安人对白人本身没有“恩情”。一直到今天,基督徒得到帮助,还是习惯性“感谢上帝”,轻视甚至无视帮助他们的人。不仅是基督徒如此,犹太人和绿教也是如此。这不仅是犹太人不管到哪都不受待见的原因之一,也是绿教在世界各国嚣张的原因之一。

即使是一神教内部,也不是没有协助阶级统治的理论。例如用“君权神授”的理论为君主和贵族的统治提供合法性,用“契约精神”和“不平等条约”奴役被统治阶级。这方面最赤裸裸理论之一是这样的——普通基督徒是“主的羔羊”,而神职人员是“主的牧羊人”/“主的仆人”。根据这一理论,基督教神职人员明显比普通基督徒高人一等。需要提醒中国人的是,当你听到外国官员自称“公仆”时,千万别自作多情以为人家想“为人民服务”。根据基督教文化,普通人只是“羔羊”而已,人家绝对不是想当“人民的公仆”。根据阶级统治的理论,政府官员一般是有钱人等统治阶级的公仆,跟被统治阶级没关系。

印度教方面,提出了“种姓制度”,根据种族、民族进行社会分工,划分相关种族、民族的专属职业,根据职业确定社会地位。至于这种不平等性的理由,根据《梨俱吠陀•原人歌》所说:“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大腿、首陀罗是原人的脚。至于贱民,则被排除在原人的身体之外。”低种姓与贱民如果想改变自己的处境,那就今生“积德”,争取下辈子投胎高种姓。

而印度教的“六道轮回”,其实刚好对应印度的四大种姓+贱民+动物。“天道”对应第一种姓“婆罗门”,本意是僧侣,实际上是印度教的知识分子阶层。“阿修罗道” 对应第二种姓“刹帝利”,这一阶层是武士阶层,需要经常沾血杀人或被杀。“人道”对应第三种姓“吠舍”,起源于普通雅利安人,是商业阶层。“饿鬼道”对应第四种姓“首陀罗”,起源于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南亚土著居民,这一阶层是南亚的底层工农阶层,经常饿肚子。“地狱道”对应“贱民”,是印度教社会的最底层。“畜生道” 对应动物,这个不难理解。

至于儒教的“阶级统治”理论,正文提过了,就是儒家文化,核心是君权、父权、夫权、族权。大致理由是,因为对方是君主、父亲、丈夫、族长、前辈、伟人、恩人,你身为臣子、奴仆、儿子、妻子、族人、后辈、受恩者,就应该服从对方。

但跟一神教“上天堂”与印度教“修来世”不同,儒教可以让大部分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完成从“被统治阶级”到“统治阶级”的转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儿子可以升级当父亲,媳妇可以升级当婆婆,晚辈可以升级当前辈,受恩者可以找机会当施恩者。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1:00:29 发表了:

番外 3:推荐几部精彩的反儒小说

1、《从零开始的穿越女》

作者:从零开始 099

评价:这是我第一部认真看完的穿越小说,是我痴迷穿越小说的启蒙之作。在此之前,我不是没看过穿越小说,但受到《寻秦记》《梦回大清》等穿越种马文、清穿送逼文的不良影响,一度对穿越小说有偏见,以为穿越文不过是现代人充满玛丽苏、杰克苏的意淫爽文,因此当时没有一本此类小说认真看过,都是看上几章最多一半左右就会弃文。看过此文后,我发现穿越小说也可以写得非常“真实合理”和具有社会科学性。然后我就开始看早就看过一些讨论帖子但从未看过正文的《临高启明》,算是入了局。这本书将中国古代真实发生的一系列奇葩政治现象集中到一个架空的“大楚朝”,让我大开眼界。其中很多奇葩现象与裙带腐败跟儒家的“家天下”政治观关系密切,尤其是关于儒家夫权的批判入木三分,对我来说算是批儒的启蒙作品,使我对儒家文化的黑暗面有了最直观的认识。在此之前,我只看过四人帮写的反儒黑材料,充满了教科书式的说教,远不如这本书对我的思想冲击大。除此之外,我对于儒家的印象就是出版于 90 年代分析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崛起的书,但那些是捧儒的,不说也罢。现在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没落早就说明,儒家文化比起其他文化并没有啥特别优势。中国近代的落后固然不能全推到儒家头上,但想指望单纯靠改革儒家文化就崛起也是妄想。尤其是组织问题,是儒家最致命的缺陷,也是当年炮党败给 TG 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作者后来写的《禽兽不如的穿越女》也让我发觉,真的是没有最烂只有更烂,中国 2000 年前的科技都能吊打西方中世纪。

2、《人间无数雨打去》

作者:鹿门客

评价:这算是一部深入揭批中国旧社会与儒家黑暗面的作品,全面批判了儒家的父权、夫权、族权,看过这本书后我才对鲁迅说的“礼教吃人”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不得不说,现代人的日子过得太好了,根本无法想像旧社会与旧儒家有多黑暗。难怪《临高启明》里高举大官人殴打歌姬的内容很多人表示看不懂,应该说这段对儒家的黑暗面有惊鸿一瞥的揭露,而这里那些整天“批儒”的人居然没有任何反应,由此可见某些人的批儒完全是“叶公好龙”,没搞明白儒家真正的缺陷在哪里。

3、《1851 远东风云》系列

作者:纳尔逊勋爵

评价:相比上面的女性作品,纳尔逊勋爵的作品应该比较适合男性看。因为“当局者迷”的原因,在中国真正对儒家文化的缺陷有比较透彻的分析,能够做到彻底反儒的人,以一神教徒居多,写《1851 远东风云》的纳尔逊勋爵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儒的批判我是信服的,问题是他在透彻批儒的同时,对一神教的缺陷视而不见。儒家固然很黑,但一神教也不是完全没问题。中世纪天主教与现代绿教有多黑我不多说了,连马列政党的肃反扩大化、早请示晚汇报等毛病,也都能从一神教的反异端、祷告活动那里找到原型。中国近代革命史早就证明,单纯靠引入一神教文化或改革儒家文化来让中国崛起都是不靠谱的,只有结合两者的精华才有希望,这条路在中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当年西方的崛起也不是单纯靠一种文化,而是涉及三种文化的借鉴。一是搞“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的新教,主要用于基层管理;二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主要用于国家上层建筑;三是欧洲贵族文化,主要用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凝聚力与统治阶级的“修身齐家”。

4、《窃明》

作者:灰熊猫

评价:书里很多“反封建”的内容其实是反儒,而很多跟我争论儒家是非的人刚好相反,以“反儒”的名义反封建。在中国,儒家文化和封建主义虽然有不少交集,但还是两码事,并不能混为一谈。封建主义不是只有儒家文化这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还有旧的一神教、佛教、道教,光靠反儒不能解决反封建问题;而儒家文化也不是只有封建版,还有奴隶制版、资本主义版。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1:01:49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1:03 编辑

番外 4:《临高启明》产业化的最大阻碍是市场需求不足

关于《临高启明》的产业化,很多人说是内容不 he 谐,但我认为内容不 he 谐、有 guan 部门的阻挠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本书还是太小众,市场需求不够。

例如实体书的出版,如果愿意为此掏腰包买单的读者与观众不多,实体书连三千本都卖不出去,那一切相关的技术发展与产业升级就都是空中楼阁。就算有出版商为了情怀自掏腰包印了 3000 本,然后就没然后了。反之,如果愿意为《临高启明》及相关文化产品掏钱的铁杆粉丝达到了几亿人,相关的消费能够为相关的企业带来几百亿的利润,那所有的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有的是人愿意为《临高启明》的出版提供各种资源,并为此发展相关的技术。

为了印刷数以亿计的实体书,赚取数以亿计的利润,哪怕现在中国的印刷术还停留在最原始的雕版印刷,出版商也有足够的动力与资源将中国的印刷术升级到大规模工业化印刷厂。因为建设工业化印刷厂的市场需求,与印刷相关的能源动力、材料、机械加工、纸张、油墨化学等等相关产业的升级也将得到足够的动力与资源支持。

在实体书之后,相关的游戏制作、影视剧拍摄等投资更大、技术要求更高的文化产业,也将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得到发展。

最终,上下游很多产业部门将跟着升级,由此带来了整个产业水平的升级。

实际上,目前中国的“辫子戏”之所以拍得多,根源之一是早期有这方面的市场需求,于是作为拍摄的副产品,积累了大量清代古装剧所需的服装、道具,价钱异常便宜。这为以后工业化的拍摄更多的“辫子戏”提供非常多的廉价资源。甚至有的剧组为了节省成本,会将明代历史背景的故事改成“辫子戏”,例如 1996 年的《千秋英烈传》中《情灭》《江湖》两单元很明显是明朝的故事,服装、发型却是清代的。

有人会问,要是政府不让印《临高启明》怎么办?马克思会说:“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这个世界,只有亏本的买卖没人干,杀头的买卖有很多人抢着干。如果可以一次捞到几百万,我相信很多人不介意吃几年 lao 饭;如果能有一次上亿的利润,我相信很多人愿意为此玩命。

这方面,有很多现实案例可以提供,例如北朝有个帖子的标题是《写小黄 wen 被抓,女的》。对此,我只能赋诗一首:“节操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利润故,两者皆可抛。”为了小钱钱,国家的专政铁拳算什么。

有人会问,要是国家的专政铁拳与社会控制力强大到让你一本书都卖不出去呢?答案是,要是国内实在混不下去,那就把印刷厂搬去国外,甚至连销售市场都转向国外。

实际上,TG 的专政铁拳只能控制国内的市场,很难干涉国外市场。《天 yu》《yi 和园》等国产禁片之所以有人拍,根源在于国外市场的需求。对投资者来说,只要西方人愿意买单,哪怕在中国一分钱都赚不到,甚至遭遇一些“禁止入境”之类的麻烦,都不是问题。

类似的案例是《鬼吹灯》和《盗墓笔记》,这两本书其实也非常“不 he 谐”,但由于粉丝众多,市场“钱景”巨大,不仅很早就出了实体书与游戏,现在相关的影视作品也出了很多版本。至于在这过程中,私营资本的力量和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了多少利益交换,互相做出了多少妥协,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备注:本文内容原本是用来说明“市场”要素对工业化的关键性作用,是第六节的一部分,但后来感觉跟正文风格有冲突,因此独立出来作为番外。


波尔布特 于 2018-8-28 21:04:02 发表了:

后记

很荣幸,我在 2017 年底收到“无法不甜”的邀请,去《临高启明》读者交流会上发言,浅谈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明末的阶级斗争,这是本文写作的起点。

邀请很仓促,直到开会前 10 天才受到邀请。而我准备发言稿也很仓促,只写了 3 天。一直到我写稿的最后一天,整篇发言稿的标题与框架结构才正式确定下来,而细节内容写了不到一半。演讲的时候更加仓促,演讲时间原定半小时,超过半小时了,我的讲稿也只讲了一半左右,于是后半部分只得挑少数比较重要的内容粗略说一下。有听者在“之乎”上我说的内容“跳跃严重、论证缺乏”,这不奇怪,我本来就是“跳跃着”说的,大部分“论证”的内容根本就来不及说。我发言时的“加特林”语速固然有紧张的因素,但更多的原因是希望能及时完成演讲,并且在演讲完成前尽可能多讲一些内容。因此虽然演讲过程中,多位同仁暗中提醒我“讲话太快”,我还是没办法将语速降下来。

其实如果要讲清楚儒家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对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负有哪些责任,明末的斗争是怎么回事,中国为何没能早点实现工业化,这是一个相当庞大、复杂的主题,没有一本类似《大目标》的专著,是难以真正讲清楚的。就算是我那份赶鸭子上架、有很多内容来不及写、仓促出笼的演讲“草稿”,都已经突破了两万字,现在经过修改补充后更是突破了十万字。因此我这次写的这篇文章,对这些内容也只能“浅谈”,希望能让大家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算是一篇入门级的科普文章。

有人希望我能列出书名和资料原文,我只能遗憾的表示“臣妾做不到”。

一来,我没那个时间与精力将所有的资料来源标清楚。二来,有很多内容我没办法标清楚来源。有的内容是我很久以前在书店或图书馆看书时看到的,很多书连书名是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有的内容是我在看报纸时无意中看到的,也记不清报纸刊登日期与具体版位了;有的内容是我上网看到的,很多文章的原文标题我也记不清标题了;还有的是我在参观博物馆时看到的展览内容,也不知该如何写关于博物馆的资料索引。三来,我写得是一篇比较简略的“科普文章”,不是专业论文,也没这个必要将资料来源标清楚。

但在写作后期,我已经有意在正文里提到相关资料的来源了。例如,提到英国资产阶级政权财政史时,我提到了《论 17 世纪英国税收变革》《科贝特对近代英国国债问题批判的浅析》等专业论文。

大家如果对我所写的内容感兴趣想深入了解,或者有疑问,不妨上网“百度”儒、儒家、儒教、天地君亲师、周公、科举、明末三大儒等词汇,很多相关的资料都不难查到。


繁华烬燃 于 2018-8-28 21:26:03 发表了:

收藏了慢慢看


人畜无害小白免 于 2018-8-28 22:27:15 发表了:

哈哈,儒棍!他们说你是儒棍,不要狡辩,你就是儒棍!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嘻嘻,学学我,他们说我是神棍我就当了这个神棍。


左小乙 于 2018-8-29 11:52:35 发表了:

人畜无害小白免 发表于 2018-8-28 22:27

哈哈,儒棍!他们说你是儒棍,不要狡辩,你就是儒棍!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嘻嘻,学学我,他们说我是 ...

还以为崔道长也要加入战团了


Smokey_Days 于 2018-8-29 12:04:10 发表了:

你这个财政史啊...暂且不论类比的奇特性,就里面的一些史实或者论断也很奇怪啊...

儒家的定义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你爱怎么定义怎么定义吧。


圣天使高达 于 2018-8-30 10:18:23 发表了:

先马克一下


猫失前爪 于 2018-8-31 12:16:39 发表了:

标题还以为是论战呢,结果不过是堆砌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已······


周围 于 2018-8-31 12:32:47 发表了:

人畜无害小白免 发表于 2018-8-28 22:27 哈哈,儒棍!他们说你是儒棍,不要狡辩,你就是儒棍!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嘻嘻,学学我,他们说我是 ...

你本来就是,装神弄鬼的,你看人家张道长


周围 于 2018-8-31 12:36:23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周围 于 2018-8-31 12:37 编辑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一本书

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

其实波尔布特考虑的也是类似的东西,既有反思,也有改良,核心是为了降低统治成本。你们一群人吵是可以的,但是麻烦拿一个思路出来。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共产主义的政策。各位好歹拿个体系出来再辩论。


Scat 于 2018-8-31 13:20:55 发表了:

周围 发表于 2018-8-31 12:36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一本书

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

其实波尔布特考虑的也是类似的东西,既有反思,也有改 ...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一般都就事论事,懒得写一大堆企图统一别人的脑袋,结果落一身骚。

你非要我说的话,大体上意识形态就是三观加方法论,儒学几乎没有世界观,基本上就是敬鬼神而远之普天之下 bla bla 那几句,在古代意识形态里都是很 low 的,所以才有佛道景绿的发展空间,髡贼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全套近现代自然科学。人生观是很主观的东西基本上是和世界观捆绑的,儒学讲性善,基教讲原罪,髡贼有全套行为认知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哲学,自然是博大精深。价值观是外部世界塑造的,儒学的内容是礼和纲常,不说社核价,髡贼也有近现代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构架,外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五讲四美三热爱那些工具。至于方法论自然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辩证不好懂也有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开放,土鳖发展到世界第二都已经不会被阶级分析自黑了,更何况髡贼站在人类的顶点上。

总之髡贼的意识形态不是用一本论语就能简单 cover 的,毕竟工业化社会会非常多元化,不同阶级阶层不同职业人群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倾向,现代文化思想的博大精深程度比古代的就像太平洋比游泳池。


波尔布特 于 2018-8-31 15:41:08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波尔布特 于 2018-8-31 15:46 编辑

Scat 发表于 2018-8-31 13:2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一般都就事论事,懒得写一大堆企图统一别人的脑袋,结果落一身骚。

你非要我说的 ...

反对三纲五常的“儒家”low 不 low?


没事乱溜达 于 2018-8-31 16:13:41 发表了:

周围 发表于 2018-8-31 12:36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一本书

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

其实波尔布特考虑的也是类似的东西,既有反思,也有改 ...

用抽象理论产生直观的政策?


周围 于 2018-8-31 16:18:47 发表了:

没事乱溜达 发表于 2018-8-31 16:13 用抽象理论产生直观的政策?

党建。。。就是政工。这个涉及稳定的。第二个也确实会影响政策制定。


Scat 于 2018-8-31 20:02:41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8-31 15:41

反对三纲五常的“儒家”low 不 low?

反对三纲五常就 low 的话,看起来地球改名叫 lowboll 就行了


波尔布特 于 2018-8-31 22:51:51 发表了:

Scat 发表于 2018-8-31 20:02 反对三纲五常就 low 的话,看起来地球改名叫 lowboll 就行了

我的意思是说,明代有一批反对三纲五常和封建礼教的知识分子自称“儒”。对于这批人,我们是应该统战?还是仅仅因为对方带儒帽而打压?


Scat 于 2018-8-31 23:22:26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8-31 22:51

我的意思是说,明代有一批反对三纲五常和封建礼教的知识分子自称“儒”。对于这批人,我们是应该统战?还 ...

1-具体情况具体分析,2-对儒生儒士儒学家没有统战的必要,如果他们是士绅地主早晚要从阶级上消灭,如果不是那么统战过来的价值值茶水瓜子钱吗?

3-儒学儒生儒士儒学家的职业技能主要是治国理政,所以你想要那些人干嘛,帮你治国平天下?


波尔布特 于 2018-9-1 06:14:25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波尔布特 于 2018-9-1 07:32 编辑

Scat 发表于 2018-8-31 23:221-具体情况具体分析,2-对儒生儒士儒学家没有统战的必要,如果他们是士绅地主早晚要从阶级上消灭,如果不 ...

1-明代的人宣传反三纲五常、反封建礼教要比 500 废接地气,起码不会犯把“买办”差事当荣耀的错误。

2-古代儒生尤其是穷儒生其实是造反骨干。其实现在不是我想怎么样,而是元老院早就在招募儒生当归化民干部了。临高正文里最早搞教育时就招募过一批童生教认字,澄迈战役后又有萧占风这种儒生过来投髡,公务员考试后投髡的儒生更多。你不觉得这些归化民干部是儒,但人家一直以儒自居,公开谈“反儒”容易把这些人推向对立面。

在明代中国的世俗识字群体普遍以“儒”自居,那是一个骂孔子的人都能自称儒的年代。


Scat 于 2018-9-1 22:36:54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8-31 22:51

我的意思是说,明代有一批反对三纲五常和封建礼教的知识分子自称“儒”。对于这批人,我们是应该统战?还 ...

但是这些人有什么用呢?能设计内燃机?能画火影忍者续?能抓小偷?能当船长?统战要花钱的好吗,花的钱是大家的分红好吗,如果怎么看都赚不回来凭啥给你批预算?


波尔布特 于 2018-9-2 09:43:40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波尔布特 于 2018-9-2 09:53 编辑

Scat 发表于 2018-9-1 22:36 但是这些人有什么用呢?能设计内燃机?能画火影忍者续?能抓小偷?能当船长?统战要花钱的好吗,花的钱是 ...

《天工开物》的作者认为自己是儒,清末设计中国国产蒸汽船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儒。

实际上钱已经花出去了,不用另外批预算,否则你怎么解释萧占风和其他为元老院效力的旧知识分子公务员的工资从哪来?


流水去也 于 2018-9-2 09:48:54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2 09:43

《天工开物》的作者认为自己是儒,清末设计中国国产蒸汽船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儒。

实际上钱已经花 ...

布特我感觉你完全没有注意元老院的气氛啊:从实际效用来说,传统儒生对元老院是没啥价值的;从第一印象来说,大部分元老对儒家的印象用恶劣形容也不为过;而且这时儒家思想还是占优势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儒家必定是被打压的对象,区别只在程度。

你这是个辩护律师的形象,要做的是争取减刑而不是判无罪,这不光要提到被告的闪光点,还要提到对方改过自新的可能。


波尔布特 于 2018-9-2 10:00:14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波尔布特 于 2018-9-2 10:04 编辑

流水去也 发表于 2018-9-2 09:48 布特我感觉你完全没有注意元老院的气氛啊:从实际效用来说,传统儒生对元老院是没啥价值的;从第一印象来 ...

我不是要做辩护律师,我是在提醒有些人,别太“不接地气”了,搞政治宣传也是要讲策略的。这是一个欧洲白皮都能被称为“儒”的时代,直接谈反儒,老百姓要么会反感,要么会误解元老的意思,就好像当年很多人误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意思一样。

披着儒皮反儒的做法,中国从明代一直延续到了新文化运动。一直到文革,才真正抛开儒皮谈反儒,因为当时 tg 找了法家的旗帜作为替代品。

如果单纯只是想反对旧士绅、旧文化,根本不用打反儒的旗帜,一样能办到。


Scat 于 2018-9-2 10:05:16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2 09:43

《天工开物》的作者认为自己是儒,清末设计中国国产蒸汽船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儒。

实际上钱已经花 ...

儒生也可以去当公务员,当工人,当兵,当职员,当资本家,当男公关,这是就业不是统战好吗

天工开物对髡贼只是一本古书,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上也许还有点宣传价值,那也得是按近现代传媒的模式去宣传。


平一指 于 2018-9-2 10:05:18 发表了:

两位别吵了,我来和个稀泥:

能不能模仿西方搞的“政教分离”那一套,废除独尊儒术?说中国啥都是儒,西方啥都是基督,但是人家搞了政教分离啊?在政教分离的大原则下,国家领导人完全可以是基督徒,也可以是无神论者,甚至信其他宗教,这个没问题啊?西方保守派政客每周去教堂,在教堂里拉票的多的是。西方左派政客公开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并且最终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也不少见。有必要争来争去吗?

我看元老院应该以“三个代表”为核心意识形态,三个代表又以代表先进生产力为核心,凡是阻碍生产力进步的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至于与三个代表无明显冲突的,可以模仿西方政教分离的办法办理,元老院总体上保持中立,不独尊不压制即可。至于个别元老的意识形态倾向,只要不打出元老院的旗号,在三个代表的大原则下可以自由发挥。

至于明朝读书人,比如刘进士,他肯定是分得清诸子百家的,在他看来髡贼是个大杂烩,但墨家和法家的成分很重。以刘进士为代表的明朝读书人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髡贼是不独尊儒术的,髡贼治国一切以求利为本,按照髡贼自己的说法就是“发展生产力”。虽然儒家治国讲究以德治国,家国一体,这些圣人之学与髡贼的学问是非常不同的,但开明的儒家也不会不让人求利。看来只要不拦着髡贼求利,明朝士大夫自己组织个书院讲个学什么的也没犯髡贼的忌讳。


天青地白 于 2018-9-2 10:14:23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天青地白 于 2018-9-2 10:17 编辑

平一指 发表于 2018-9-2 10:05

两位别吵了,我来和个稀泥:

能不能模仿西方搞的“政教分离”那一套,废除独尊儒术?说中国啥都是儒,西方 ...

你这就是司部长的观点啊。你看:取消科考独占地位,正统地位被三个代表取代,经济基础被剥离,那还剩下什么,我们今天现实中所谓儒家现代化可是搞的很扑街的。而且这么做等于否认了波特费那么大劲去构建一套理论的努力。


波尔布特 于 2018-9-2 10:24:11 发表了:

Scat 发表于 2018-9-2 10:05 儒生也可以去当公务员,当工人,当兵,当职员,当资本家,当男公关,这是就业不是统战好吗

天工开物对髡 ...

儒生的愿望本来就是当公务员,当工人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儒匠,当兵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儒将,当资本家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儒商。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就业和统战是一码事。你以为解放初那帮政协委员靠啥生活?还不是都靠 tg 解决经济收入或经济安全问题。


流水去也 于 2018-9-2 10:28:42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2 10:00

我不是要做辩护律师,我是在提醒有些人,别太“不接地气”了,搞政治宣传也是要讲策略的。这是一个欧洲白 ...

然而有个要命的问题是儒家是主流思想,要改造社会的元老院毫无疑问必须打压儒家,所以用儒皮是不可取的。儒家能争取到的最佳待遇也就是元老院现在的宗教政策:同等的鄙视。


波尔布特 于 2018-9-2 10:36:43 发表了:

平一指 发表于 2018-9-2 10:05 两位别吵了,我来和个稀泥:

能不能模仿西方搞的“政教分离”那一套,废除独尊儒术?说中国啥都是儒,西方 ...

我的目标就是搞“政教分离”,让中国文化“去儒化”。但这需要付出好几代人的努力,起码第一代归化民是绝没有希望的,只能用儒家语言沟通。

就像我之前说的,从明代到新文化运动,披着儒皮批儒的事中国人干了几百年,到文革时才“脱儒”,我不觉得 500 废能比新文化运动那批革命前辈还牛。

文革之前,唯一不批儒皮批儒的只有太平天国,然后下场很不好。毛泽东也批评太平天国不懂斗争策略,以至于被曾国藩利用儒家的礼义廉耻信仰团结平民镇压了(大意如此)。


波尔布特 于 2018-9-2 10:39:55 发表了:

流水去也 发表于 2018-9-2 10:28 然而有个要命的问题是儒家是主流思想,要改造社会的元老院毫无疑问必须打压儒家,所以用儒皮是不可取的。 ...

就像我之前说的,从明代到新文化运动,披着儒皮批儒的事中国人干了几百年,五四运动时也是披儒皮批儒,到文革时才“脱儒”,我不觉得 500 废能比新文化运动的那批革命前辈还牛。

文革之前,唯一不批儒皮批儒的只有太平天国,然后下场很不好。毛泽东也批评太平天国不懂斗争策略,以至于被曾国藩利用儒家的礼义廉耻信仰团结平民镇压了(大意如此)。


平一指 于 2018-9-2 10:42:58 发表了:

儒究竟是啥?是宗教还是哲学?如果是宗教,那就和佛教、道教、耶稣诸教并列,既然元老里有公开的道教和耶稣教信徒,那自然可以有公开的儒教信徒,否则就是歧视。

如果是哲学,红毛人的哲学咱们先不谈,就中国本土哲学来说,儒、墨、道、法这四大家是影响力最大的。既然元老院不搞独尊儒术,那元老或者归化民也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在不违反三个代表的大前提下,信仰儒、墨、道、法都是可以的。元老院一视同仁,不倾向于任何一方。


流水去也 于 2018-9-2 10:53:55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2 10:39

就像我之前说的,从明代到新文化运动,披着儒皮批儒的事中国人干了几百年,五四运动时也是披儒皮批儒,到 ...

所以结论不就是这样么,在元老院这里儒家必然失去地位,剩下的就是当宗教看还是当哲学看,怎么处理 ls 已经说过了。

元老院也不会公开说儒家就是王八蛋,要打倒在地再踩上一万只脚之类的,这是邪教的待遇。

临高模式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不知道当时如何统治一个国家,但那些不重要,我把旧的全丢了,按我所知道的从头建设一套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元老院不需要也不能打儒家旗号。

如果儒家不是主流思想就算反儒,那这儒家还是干掉比较好


波尔布特 于 2018-9-2 11:01:22 发表了:

流水去也 发表于 2018-9-2 10:53 所以结论不就是这样么,在元老院这里儒家必然失去地位,剩下的就是当宗教看还是当哲学看,怎么处理 ls 已经 ...

那是好几代以后的情况,问题是现在该怎么跟思想僵化的第一代归化民交流?


Scat 于 2018-9-2 11:04:42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2 10:24

儒生的愿望本来就是当公务员,当工人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儒匠,当兵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儒将,当资本家他们会认 ...

公务员要按髡贼的法制规定行事,他们要是不主动改造自己的思想也不太可能获得提升

儒匠算什么职称?工人要想当技工技师工艺师要钻研技术,要想当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厂长要钻研生产流程管理,四书五经里讲这个?


Scat 于 2018-9-2 11:06:45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2 11:01

那是好几代以后的情况,问题是现在该怎么跟思想僵化的第一代归化民交流? ...

不换思想换人,95%是文盲的世界里有几个人发工资不听你讲论语他就听的


流水去也 于 2018-9-2 11:08:42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2 11:01

那是好几代以后的情况,问题是现在该怎么跟思想僵化的第一代归化民交流? ...

僵化?为啥会僵化,元老普遍学历不低吧,那么简单的辩证法总是学过的。传统思想里有一些部分元老也是普遍认可的,并不是完全的异类,总归是可以交流的状态。而且,儒家能洗脑,元老院就不能给归化民洗脑么,这可是一直在做的事情。


波尔布特 于 2018-9-2 12:08:52 发表了:

Scat 发表于 2018-9-2 11:04 公务员要按髡贼的法制规定行事,他们要是不主动改造自己的思想也不太可能获得提升

儒匠算什么职称?工人 ...

儒匠是明代人对有文化工匠的尊称,类似于现代大学生蓝领的概念,跟读不读四书五经没关系。明代有个工匠出身的文官,说自己的学问来自道家,一样被视为“儒匠”。

其实说了那么久,你到底有没有明白归化民眼里“儒”的概念跟大多数元老眼里“儒”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反对的不是批儒,我反对的是错误的批儒方式。


波尔布特 于 2018-9-2 12:15:26 发表了:

流水去也 发表于 2018-9-2 11:08 僵化?为啥会僵化,元老普遍学历不低吧,那么简单的辩证法总是学过的。传统思想里有一些部分元老也是普遍 ...

成年人的思维本来就是比较僵化的,你看我说了那么久,有几个元老明白,明代人眼里“儒”的概念跟元老眼里“儒”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典型的思想“僵化”。

既然没几个元老看懂我对古代“儒”概念的科普,那你凭啥觉得归化民很容易就能搞明白元老跟他们宣传的道理?


流水去也 于 2018-9-2 12:22:43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2 12:15

成年人的思维本来就是比较僵化的,你看我说了那么久,有几个元老明白,明代人眼里“儒”的概念跟元老眼里 ...

这话说得,元老院真的对一代归化民有很大的期望么?元老院最看重的不是那些收留的孩子和二代归化民么?那么一代归化民只要不捣乱就行了。元老院不会公开说反儒,但一定会打压儒家,你纠结宣传方法这是细枝末节了。


Scat 于 2018-9-2 13:06:52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2 12:08

儒匠是明代人对有文化工匠的尊称,类似于现代大学生蓝领的概念,跟读不读四书五经没关系。明代有个工匠出 ...

简单说就是你相信中国古人对儒有穆斯林般的虔诚和热情,然而事实上没有什么能支持你这种臆想,你可以看到孔乙己里面老百姓对酸子的态度,真的封建社会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Scat 于 2018-9-2 13:14:19 发表了:

流水去也 发表于 2018-9-2 11:08

僵化?为啥会僵化,元老普遍学历不低吧,那么简单的辩证法总是学过的。传统思想里有一些部分元老也是普遍 ...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儒家对人民的洗脑,回想一下孔乙己里面老百姓和破落文人的互相鄙视,根本是不可调和,平时老百姓对读书人尊重是因为打读书人会被治罪,外加有时候还需要读书人帮忙写信,立契,抓药,老百姓把说书的叫说书先生,算命的叫算命先生,跟教书先生一样,只要认字能提供文字服务的都可以叫先生


波尔布特 于 2018-9-2 22:12:12 发表了:

流水去也 发表于 2018-9-2 12:22

这话说得,元老院真的对一代归化民有很大的期望么?元老院最看重的不是那些收留的孩子和二代归化民么?那 ...

像张兴教、萧占风那样走“投髡造反”之路的底层儒生要不要打压?你不觉得把打压对象定位在“儒”上面很荒唐吗?

其实依照刘汤姆当初的说法,就算按照大明律,一半以上的士绅都是死刑的下场,90%以上的士绅都得坐牢。


波尔布特 于 2018-9-2 22:17:02 发表了:

Scat 发表于 2018-9-2 13:06

简单说就是你相信中国古人对儒有穆斯林般的虔诚和热情,然而事实上没有什么能支持你这种臆想,你可以看到 ...

怎么你终于注意到光靠儒生的身份对 500 废毫无威胁了吗?那打压儒家有何好处?

与其考虑怎么反儒,不如端正态度考虑怎么清洗士绅阶层!

跟 500 废有利益冲突的士绅阶层跟儒家虽然有交集,但真的是两码事。


波尔布特 于 2018-9-2 22:17:37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波尔布特 于 2018-9-2 22:20 编辑

Scat 发表于 2018-9-2 13:06

简单说就是你相信中国古人对儒有穆斯林般的虔诚和热情,然而事实上没有什么能支持你这种臆想,你可以看到 ...

或者我再强调一遍,500 废的真正敌人是士绅阶层,而不是儒家。不过我估计你搞不清两者的区别,就好像港灿搞不清地产霸权和共产主义的区别。


流水去也 于 2018-9-2 23:32:41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2 22:12

像张兴教、萧占风那样走“投髡造反”之路的底层儒生要不要打压?你不觉得把打压对象定位在“儒”上面很荒 ...

所以你到底要表述什么观点?很显然元老院不会公开举旗说要打倒儒家,但是在元老院治下儒家必然失去原有的地位,将原本主流地位的儒家放到平等的地位上,这就是打压儒家。

然后他们被迫害了么?没有,失去特权和被迫害是两码事。


Scat 于 2018-9-2 23:55:51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2 22:17

或者我再强调一遍,500 废的真正敌人是士绅阶层,而不是儒家。不过我估计你搞不清两者的区别,就好像港灿搞 ...

照你逻辑,单个的细菌没有威胁所以就没有传染病咯。

儒生要当髡贼的公务员,就不要想当儒,尽管可以下班之后作为个人爱好读那些经史子集,但是如果工作业务不按规定不请示领导,拿着子曰诗云自行其是,那么最轻的是开除。

儒学作为一个体系,尽管内容上五花八门毫无逻辑,但是没谁能说孔二这句话对那句就错,如果无法把毒素从食材里分离出来,那就不是食材。如果想用儒生而不让他们犯错被送去挖矿,就得在一开头让他们和旧社会旧文化做个切割,一刀两断,以后一切按新规矩来,梁山泊入伙都有这一套,髡贼在你眼中得是多么的怂,连自己的规矩都不敢讲,非要讲儒家理论。


Scat 于 2018-9-3 00:04:22 发表了:

流水去也 发表于 2018-9-2 23:32

所以你到底要表述什么观点?很显然元老院不会公开举旗说要打倒儒家,但是在元老院治下儒家必然失去原有的 ...

不过有一点必须明确,养老院雇佣的儒生,只有下班回家可以当儒,上班必须严格遵守髡贼的纪律规范,听从上级指挥,严禁拿子曰诗云鸟生鱼汤做借口自行其是。


流水去也 于 2018-9-3 00:09:48 发表了:

Scat 发表于 2018-9-3 00:04

不过有一点必须明确,养老院雇佣的儒生,只有下班回家可以当儒,上班必须严格遵守髡贼的纪律规范,听从上 ...

这和雇佣教徒一样,只要没有危害,元老院不干涉归化民的信仰问题,但是不能影响工作,除非雇你来就是干这类工作。


平一指 于 2018-9-3 08:20:38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平一指 于 2018-9-3 08:48 编辑

其实在《芳草地参观记》里面刘进士已经看明白了,髡贼的核心意识形态就是“求利”,虽然儒家不重视求利,但开明的儒家也不会反对求利。

以后遇到儒家絮絮叨叨,或者上书要求独尊儒术什么的,元老院可以以核心意识形态为纲驳回去:你说的那个东西能多打粮食吗?能多织布吗?能建工厂吗?能改善交通吗?能练出强兵吗?如果不能,对不起,元老院对你那个不感兴趣。要自己在小圈子里玩无所谓,要成为国家政策是不可以的。就像《粤北平瑶记》里面写的那样,现在元老院要让土地增产,不管你有啥明朝功名,能增产才算真本事,否则还不如符不二那样的小地主有用。

另外,元老院不是信仰变种一神教的太平天国,去儒、非儒不等于反儒,不会立法禁止儒家,不会焚书坑儒,不会把孔庙改为屠宰场。


大漠老兔 于 2018-9-3 10:33:09 发表了:

不错不错,绝对神作!


波尔布特 于 2018-9-3 18:37:44 发表了:

流水去也 发表于 2018-9-2 23:32 所以你到底要表述什么观点?很显然元老院不会公开举旗说要打倒儒家,但是在元老院治下儒家必然失去原有的 ...

“不会公开举旗说要打倒儒家”只是你的想法,之前有个元老跟我肛时就说过“反儒”是消灭挡路者的“借口”。不过我早就论证过了,真正能挡路的地主士绅可以跟儒家撇清关系,而能够参加革命的底层读书人除了“儒”的身份,啥都没有。元代搞职业歧视时,有“九儒十丐”的说法,这种仅此乞丐地位高一点的“儒”显然不可能是地主士绅,而是底层穷儒生。

同样,在明代搞“反儒”,以归化民干部对“儒”的模糊认知与执行难度,最大的可能是地主士绅没啥事,像孔乙己这种穷得快要饭的底层儒生反而会成为替罪羊。

所以我一直在说,地主士绅、科举制度、儒三者虽然有一定交集,但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三件事,反儒真不是啥好办法。

五四运动那会儿,如果不是封建势力把儒和孔子的招牌举得太高,当时还真未必有人提反儒。当时主要是反对旧道德和封建迷信,儒不是主要目标,反而“批儒”的人也在拿(先秦)儒家文化当招牌反封建。

最后要说的是,儒家的君权、父权、夫权、族权等特权不是由统治者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不改变“家企一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儒家就有生存的土壤。没了“家企一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就算不对儒家做什么儒家文化也会自动消失。


波尔布特 于 2018-9-3 18:51:36 发表了:

Scat 发表于 2018-9-2 23:55 照你逻辑,单个的细菌没有威胁所以就没有传染病咯。

儒生要当髡贼的公务员,就不要想当儒,尽管可以下班 ...

看来你还是没明白在明代人眼里儒是什么。

这么说吧,明代人眼里利玛窦也是“儒”,如果现在利玛窦还活着,你打算怎么对付他?

在大多数明代人眼里,儒不儒跟读不读四书五经没关系,读四五书经的人也未必是儒。例如四书五经中其中一本是《易》,中医和道士也读《易》经,你打算怎么对付读易经的中医、道士或其他职业的人?好像元老里也有中医和道士。

或者问得直接点,你到底是要对付张兴教还是苟大户?前者在明人眼里是儒,后者在明人眼里不算儒。


Scat 于 2018-9-3 19:12:43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3 18:51

看来你还是没明白在明代人眼里儒是什么。

这么说吧,明代人眼里利玛窦也是“儒”,如果现在利玛窦还活着 ...

利玛窦是儒是你说的,自己能给自己创造论据谁能说的过你


波尔布特 于 2018-9-3 19:26:30 发表了:

平一指 发表于 2018-9-3 08:20 其实在《芳草地参观记》里面刘进士已经看明白了,髡贼的核心意识形态就是“求利”,虽然儒家不重视求利,但 ...

其实我的同人你看了这么久,还没发现儒家在生产力方面的三观吗?多打粮食、多织布儒家是绝不会反对的,其他方面也不是无条件反对,主要是担心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这帮人其实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根据历史经验,愿意投髡的儒家会把元老院的一切都套上儒家的理论解释其合理性。具体你可以参考我的同人里临高士绅们是怎么在张岱面前替元老院涂脂抹粉的。我说披儒皮,主要是因为这种解释模式对于宣传元老院更加接地气、更加有效果。因为第一代成年归化民的三观其实更接近那些亲髡士绅而不是 500 废。

或者你可以参考一下现在西方国家对华宣传的效果。500 废扮演了洋大人的角色,亲髡士绅扮演了公知的角色,归化民扮演了中国小市民的角色。通常洋大人亲自操刀搞宣传总是搞砸,公知搞宣传就给力很多,这也是历史上洋大人找买办的原因之一。

不过相比那些不太可靠的士绅,我更倾向于培养底层儒生。底层儒生相比文盲归化民要容易培养,相比士绅又比较可靠,是目前速成归化民干部的最佳培养材料。这也是我反对公开“反儒”的原因之一,反动士绅可以跟儒家撇清关系,而这些有革命动力的底层读书人除了一个儒生的身份啥都没有。元代搞阶级歧视,有“九儒十丐”的说法,显然这这种仅此乞丐地位高一点的“儒”不可能是士绅老爷,只可能是底层儒生。显然在元代,谁都可以“脱儒”,只有底层读书人没办法“脱儒”。

当然,元老院的长远目标应该是去儒、非儒,像 tg 那样逐渐淡化儒的概念,把有用的理论文化套上“中华传统文化”的外皮。

不过这个过程会很漫长,最乐观的估计也会在元老院统一中国 30 年之后,也有可能需要 50 年以上,也就是拥有明代儒概念的老一代中国人老死之后。


波尔布特 于 2018-9-3 19:29:02 发表了:

Scat 发表于 2018-9-3 19:12 利玛窦是儒是你说的,自己能给自己创造论据谁能说的过你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利玛窦自己说的,跟利玛窦交往的明代儒家也承认了他的“儒者”身份。你不会稍微查一下利玛窦的传教经历吗?


流水去也 于 2018-9-3 20:09:44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3 18:37

“不会公开举旗说要打倒儒家”只是你的想法,之前有个元老跟我肛时就说过“反儒”是消灭挡路者的“借口” ...

谁跟你说你去顶谁,这是个很无聊的话题。

我可以肯定,如果在元老院发起一次投票,如何对付儒家,那么最后胜出的肯定是取消其特权,和其他学派 宗教一视同仁,即同等的鄙视,直接支持和直接反对的提案根本通不过。

在辩论的时候,你要说服的不是对方而是评委和观众,而他们(即大部分元老)对儒家的印象都是比较差的(都学过历史吧,毕竟近代中国倒霉的时间大部分是尊儒的)。所以明面支持儒家是绝对不可行的,你如果真要设法通过提案,需要的是曲线操作,而不是和他们硬顶。


波尔布特 于 2018-9-3 20:25:43 发表了:

流水去也 发表于 2018-9-3 20:09 谁跟你说你去顶谁,这是个很无聊的话题。

我可以肯定,如果在元老院发起一次投票,如何对付儒家,那么最 ...

元老们要取消的其实是封建主义特权,而不是由儒家伦理带来的特权,我做得其实是一直在努力解释两者的区别,但很显然大多数元老都没搞明白。

同样,既然元老没搞明白两者的区别,又怎么能指望归化民搞明白两者的区别?真要搞出以“反儒”为核心的政策,结果要么是出现元朝“九儒十丐”的效果——士绅没事,底层读书人倒霉;要么就是湘军的崛起,然后被后世的毛泽东评价“不了解群众”。

当初跟司凯德争论时,也没说过任何提案,只是要求别公开反儒,这件事其实是司凯德陷害我。


琼府县办刘主任 于 2018-9-3 20:53:38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3 19:29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利玛窦自己说的,跟利玛窦交往的明代儒家也承认了他的“儒者”身份。你不会稍微查一下 ...

这个例子举得没意思

利玛窦的“儒”的身份只是他的传教工具,跟保健品推销员见着老年人直接跪地上喊爸妈一个性质。

他写给教廷的信里面敢自称“儒”么?

明明只是个传教工具 就别太当真了吧


波尔布特 于 2018-9-3 21:09:43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波尔布特 于 2018-9-3 21:12 编辑

琼府县办刘主任 发表于 2018-9-3 20:53 这个例子举得没意思

利玛窦的“儒”的身份只是他的传教工具,跟保健品推销员见着老年人直接跪地上喊爸妈 ...

利玛窦的儒皮本来就是针对中国人的,因为这样传教容易,而不是反过来要求罗马教廷捧儒。

同样,我也不是要求捧儒,只是希望用明代人能理解的(儒家模式)概念来解释元老院的意识形态,这样比较接地气。

从你之前对刘汤姆说的话来看,感觉你根本没搞明白这次争论是怎么闹起来的。

其实一开始提出批儒皮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元老,他的点子是提倡“古典军国主义儒学”。司凯德认为没必要批儒皮,我就跟他解释,地主和孔儒是两码事,孔子其实是一个类似武训的人物,以明代的国情,直接批儒不容易,想要批儒得等儒的概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淡去再说。然后司凯德就跟我吵起来了,不仅一开始就给我扣肛精的帽子,后来还诬赖我要把儒学当官方意识形态。

关于本次争论起点的帖子,请从 119、120 楼开始看。

http://bbs.northdy.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6458&extra=page%3D3&page=4&m=2


波尔布特 于 2018-9-3 21:45:57 发表了:

琼府县办刘主任 发表于 2018-9-3 20:53 这个例子举得没意思

利玛窦的“儒”的身份只是他的传教工具,跟保健品推销员见着老年人直接跪地上喊爸妈 ...

记得好像你说过商代的“儒”跟后世的儒不是一回事。

同样,明代的“儒”跟现代人眼里的儒也不是一回事。明代是一个骂孔子和三纲五常的人(李贽)都会被认为是“儒”的时代(实际上直到现在认为李贽是儒的人还是比认为李贽不是儒的人要多一些)。

在明代人眼里,投靠 500 废的张兴教是儒,被 500 废杀掉的苟大不算儒(逃掉的苟二是儒)。就元老跟明代归化民的这种代沟,你觉得应该怎样跟归化民解释元老院的政策?

“古典军国主义儒学”的说法对元老院到底有何害处?

别指望通过思想教育能让第一代成年归化民在对儒的理解上能跟其他元老一样,你看我说了那么久,有几个元老认同我对儒的释义?

我对成年归化民教育的失望,其实是建立跟元老交流失败的基础上。


Scat 于 2018-9-3 22:27:06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3 19:29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利玛窦自己说的,跟利玛窦交往的明代儒家也承认了他的“儒者”身份。你不会稍微查一下 ...

他自己说自己儒,于是就儒。你说那什么儒匠也是自称。这倒跟你是一路,自说自话,古兰经开篇说的就是“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这个调调挺适合你


流水去也 于 2018-9-3 22:39:36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流水去也 于 2018-9-3 22:44 编辑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3 20:25

元老们要取消的其实是封建主义特权,而不是由儒家伦理带来的特权,我做得其实是一直在努力解释两者的区别 ...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反儒是不会公开说的,也不可能通过,如果儒生自己非要抱着那些特权不放,不管那算什么都要打到,有什么疑问么,这是元老院治下,执行元老院的规矩,一切按规矩办,不就这样么。

而且你一直在说成年成年,元老院从来不会指望成年归化民会符合期望,临高特点不就是推倒重来么,第一代只要不搞事就行,真正的中坚是 1.5 代和二代归化民。虽然以实际时间来说临高的时间还是仓促,但也不是三年反攻之类的玩法。

“我不知道过去是怎么统治的,也并不在乎,我只打算从头建立一个我所知道的体系”


赤火 于 2018-9-4 01:44:10 发表了:

楼主倒不如来个魔改版《社会等级制度剖析》【就是一九八四那个】

——

有史以来。起码是夏朝以来。中华就已经出现了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这三等人目的各不相同。上等人的目的是保持权力、中等人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权力。而下等人....如果有。就像所有那些历代王朝的农民起义军起义时所宣称的一样。.....

而在将近几十年的内战、征服、扩张后、在这个时代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但是,澳宋的统治者比他曾经击败的明朝和之前无数的对手更精明。他们本身相当清楚自己的目的。


赤火 于 2018-9-4 01:49:47 发表了:

“儒”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元老院”要以何种方式去统治这个国家。准确的说,在可见的将来【也就是元一代中年】元老院帝国的版图【包括殖民地】基本上是世界旧大陆【欧亚非还有美等地】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如何去统治那里


赤火 于 2018-9-4 01:52:24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3 21:09

利玛窦的儒皮本来就是针对中国人的,因为这样传教容易,而不是反过来要求罗马教廷捧儒。

同样,我也不是 ...

以大英帝国为例。它本身的殖民帝国虽大。但守住它却是一个老大难题。首先,它本身的白人数量相当的有问题。而它的殖民地的非白人基本上是白人人口的数倍。可以这么说吧。在整个大英帝国殖民地里面澳洲和加拿大反而就是最为稳固的。不是么。

而如何统治那里就是问题。

首先 白人人口的缺少意味着它必须从殖民地本土人之中征召殖民地军队。但如何确保他们的忠诚。


赤火 于 2018-9-4 01:56:18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3 20:25

元老们要取消的其实是封建主义特权,而不是由儒家伦理带来的特权,我做得其实是一直在努力解释两者的区别 ...

而在临高位面。它以何等的方式去统治未来的澳宋世界帝国。【尽管我很清楚元老院不会让自己的子孙沦落到比朱明的藩王子弟和满清八旗一样废物的境地。】而在一到两个世纪。即使黑尔死了。但他那一套本身一定会蛊惑一些人。【尽管他们在未来澳宋世界帝国的铁幕下毫无力量】但是。元老院又要依靠什么东西去做。


波尔布特 于 2018-9-4 20:18:27 发表了:

Scat 发表于 2018-9-3 22:27 他自己说自己儒,于是就儒。你说那什么儒匠也是自称。这倒跟你是一路,自说自话,古兰经开篇说的就是“我 ...

不光是他们自己这么说,这些儒的身份也是被当时的明代社会承认的。

嘉靖时期有个工匠出身的工部尚书,明确说自己的知识、本领来自道家,还是被当时的社会认为是“儒匠”。


Scat 于 2018-9-4 20:23:09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4 20:18

不光是他们自己这么说,这些儒的身份也是被当时的明代社会承认的。

嘉靖时期有个工匠出身的工部尚书,明 ...

书匠出身就不需要靠科举了?被社会承认是你说的。


波尔布特 于 2018-9-4 21:05:43 发表了:

流水去也 发表于 2018-9-3 22:39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反儒是不会公开说的,也不可能通过,如果儒生自己非要抱着那些特权不放,不管那算什 ...

感觉你还是没搞明白儒家文化特权和封建特权的区别。你倒是说说张兴教那样的底层儒生有啥特权可言?当初搞“秋赋”的时候,临高县衙可是主动给了 500 废跟其他临高士绅同样的税收优惠特权,500 废的税收优惠特权是靠读四书五经得来的吗?

简单的说,500 废要消灭的那些特权其实跟儒家文化没有直接关系,只跟是否是统治阶级有关系。当 500 废拥有在临高县当统治阶级的实力后,那些特权自然就有了。反之,四书五经读得再好,没考上科举照样啥特权都没有(注意,文科举不是只考四书五经,还考比较实用的策问,不懂四书五经的人也一样可以通过武科举获得特权)。

说那么多,感觉离初衷越来越远,我们还是从当初讨论的起点开始。那就是,你反对“军国主义儒家”的点子吗?

司凯德反对“军国主义儒家”的儒皮,我是支持这种儒皮的,你的态度呢?

至于我为何支持披儒皮,因为我翻过历史资料后发现,这是“反儒”的最佳途径,差不多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可行的途径。

从李贽开始,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的主流一直是披“儒皮”的,唯一不披儒皮的太平天国下场很惨。而且太平天国虽然不披儒皮,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借用了很多儒家和儒教的东西,比较接地气,这就是为何当初洪秀全掀起的风暴远远超过所有的西方传教士。

中国直到文革才通过捧法家摆脱了披儒皮“批儒”的传统做法,这时候距离儒学脱离中国正规教育已经超过 60 年,陈独秀这样受过传统儒学教育的人差不多早就死光了。照这速度,临高得等到元四代才有希望不披儒皮。我那只针对第一代归化民的个人口头沟通计划,其实已经是有“金手指”嫌疑的乐观想法。

最有意思的是,直到 21 世纪,披儒皮“反儒”依然是反儒效果最好的模式。那个“军国主义儒家”点子,其实就是起源于知乎上一个反“国学”回帖。类似的帖子不止这一个,基本上点赞最多的“反儒”点子都是披儒皮的。

最后你应该想一下,“从头建立一个我所知道的体系”这种事,500 废能超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第一代 tg 吗?如果不能,那你凭什么认为 500 废能绕过第一代 tg 走过的“披儒皮反儒”之路?


波尔布特 于 2018-9-4 21:16:27 发表了:

Scat 发表于 2018-9-4 20:23 书匠出身就不需要靠科举了?被社会承认是你说的。

还真不需要,嘉靖皇帝直接下圣旨就当官了,这也不是我说的,是历史资料上写的。

明代历史上工匠出身的文官不止这一个,从朱元璋开始就有了,那个自称学识来自道家的“儒匠”是最后一个明代“匠官”。

还有那些在明清朝廷当官的西方传教士,也都没考过科举。

而且我说了,科举和儒家是两码事,武科举可不考四书五经,该有的士绅特权一样不少。


Scat 于 2018-9-4 22:45:23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4 21:16

还真不需要,嘉靖皇帝直接下圣旨就当官了,这也不是我说的,是历史资料上写的。

明代历史上工匠出身的文 ...

就算有一两个特例也只是在形式逻辑上证明此非比,在统计意义上依然毫无意义


流水去也 于 2018-9-4 23:20:32 发表了:

波尔布特 发表于 2018-9-4 21:05

感觉你还是没搞明白儒家文化特权和封建特权的区别。你倒是说说张兴教那样的底层儒生有啥特权可言?当初搞 ...

得了,我觉得你一直在兜圈子,就是不肯用简单的语言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总是用长篇大论试图说服对手,这根本不是在辩论。

如果说不接地气,你在这几贴里的发言才是真不接地气


波尔布特 于 2018-9-5 19:33:46 发表了:

流水去也 发表于 2018-9-4 23:20 得了,我觉得你一直在兜圈子,就是不肯用简单的语言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总是用长篇大论试图说服对手,这 ...

不知这样说你能不能理解:

1、在明代人眼里,儒家和地主、士绅、封建特权没关系,所以用“反儒”的办法斗地主、反特权不是好办法。

2、历史与现实证明,最好的反儒方法是披着“儒皮”反儒。


ACGman 于 2018-9-5 20:08:53 发表了:

楼主就是半桶水水平,儒在古代有学者的意思,并不是儒就是指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