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失落的模仿者:海上战略与旧日本帝国的兴衰>及对五百废玩法的预测.

北朝旧贴 | 眉间尺 | 8/15/2020 | 共 20577 字 | 编辑本页

眉间尺 于 2013-11-2 15:42:19 发表了:

本帖最后由 眉间尺 于 2013-11-2 15:42 编辑 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吊诡的情节之一:一个被乔治·凯南称为拥有“与英国在大西洋地理位置相同特质”的欧亚大陆“滨外岛”(Off-shore Island),决意采取与伦敦相同的路线来发展其国家力量。它从英国引进包括实体军舰、造船术、训练体制和海军兵学校宿舍赤炼瓦(红砖)在内的各项器物制度,建军不过二十余年,就在海战中击败传统上的亚洲霸主清帝国,“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就令全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就此倒转”。紧接着它又与英国结盟,冒险攻击了占据欧亚大陆心脏地带(Heartland)、拥有世界第三大舰队的俄罗斯帝国,在一场漫长的攻坚行动(旅顺攻围战)和一次特拉法尔加式的奇迹胜利(对马海战)中歼灭并俘获了对手的 18 艘战列舰,迫使这个被麦金德视为“世界帝国在望”的庞然大物吐出其相当一部分扩张果实。而在取代俄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之后,日本迅速填补了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所言的“北太平洋大真空”,在华盛顿会议上被欧美强国承认为全太平洋的主要控制者和世界强国之一。         然而这一在不到 60 年时间里创造的“太平洋奇迹”,从巅峰走向崩溃甚至只用了不到 4 年的时间。1941 年 12 月开始向头号海上强国美国挑战时,日本可资依靠的包括世界第三大舰队、训练有素且富于攻击性的航母特混舰队(也许是当时的世界第一)、经营多年的中太平洋基地体系和专注一个战区的地理优势,战争初期也一度令美方节节败退、无力招架。但这一切在 1942 年夏天开始逆转,东京突然发现它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前所未见的总体战争(Total War),不列颠帝国的历史范例和日清、日俄战争的经验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到 1945 年夏天宣告无条件投降时,日本不独丧失了辛苦养成的大海军,本土也从 1867 年以来第一次面临跨海入侵的威胁,宣告海上力量建设彻底失败。       可以把旧日本帝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之路概括为“模仿战略”:最初 40 年,它以英国为师,不仅在军舰购造、海军教育体制和海战理论方面统统学习英国,其关注大陆事务、竭力避免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出现的政策,也与英国塑造欧洲均势的手法颇有相似之处;至于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特殊地位以及“二战”爆发后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则是对美国先借“门罗主义”建立区域霸权、随后以之为基础追求世界强国地位的学习。然而这种亦步亦趋的效仿在全新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在亚洲大陆,日本并没有成为如英国一般的离岸制衡者(Off-shore Balancer),而是因为独占性优势的诱惑、深深卷入大陆利益的争夺,结果不独分散了海洋能力提升所需的战略资源,还激起了美国这一外围强国的敌意。而日美两国因为经济形态、历史传统、核心利益乃至种族亲缘方面的巨大差异,已经没有可能像 19 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一样结成战略同盟并实现权益让渡。当日本在完全陌生的战略环境中,指望靠模仿战略再度博得一场“对马式胜利”时,失败的种子已经悄然埋下——战略毕竟是一种艺术而非匠艺。       按照麦金德(Sir.Halford Mackinder)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的看法,在 16 世纪以前的“前哥伦布时代”,海上力量(舰船)的机动性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那一时期,游牧民族的骑兵和骆驼队从欧亚大陆中心的草原和沙漠地带出发,对围绕这一中心地带的大陆和近海岛屿(也就是所谓外新月形地带)构成威胁。而日本作为外新月形地带东部边缘的一个岛国,虽然也曾为元朝远征舰队的跨海入侵阴影所笼罩,但并未被彻底征服,一直处于置身事外的状态。到了 19 世界中叶,伴随着海上力量机动性为工具的“哥伦布时代”趋近尾声,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扩张到了东方。1853 年 7 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atthew Perry)率 4 艘“黑船”驶抵江户湾,要求德川幕府“开国”;第二年,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嗣后又发展为对欧洲列强普遍开国的《安政五国条约》。至此,日本被强行纳入了世界体系。       当代日本战略学者江畑谦介曾经指出:“由于日本的领土 100%为海洋所包围,不依赖海上交通就无法生存,因而日本之为海洋国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对于日本向海洋的开发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海洋与大陆究竟哪个才是日本的生命线,向来存在疑问。”这一描述概括了日本在地理上的两大特征:它既是海岛国家,又临近大陆。麦金德在 1919 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将日本定义为“滨外岛”,他认为,滨外岛在本质上和外围海上强国(英美)属于一个集团,它们都反对像俄国这样的大陆强国独占欧亚大陆“世界岛”(World Island),所以日本很自然地具有发展海上力量、成为海洋国家的倾向。

地理上与海洋国家之间的亲近感,后来成为著名的“脱亚论”的渊源之一。这种倾向不难解释:日本虽然处于欧亚大陆的“滨外”,但和亚洲大陆相隔较大空间,如本州岛距朝鲜半岛就有 161 千米之遥;而整个日本东海岸只有少数平原,主要城市和人口集中带都是面向太平洋而不是亚洲大陆。从这个角度说,日本既和中国一衣带水,又与美国隔太平洋相望。不过无论是从历史传统还是安全角度而言,日本又不可能真正“脱亚”——它的四个主岛绵延 1932 千米,相当于美国东海岸从北到南的全部长度,整个海岸线长达 27370 千米,还有 3900 个近地小岛,最远部分到达北回归线附近。换言之,日本的海上防御区足有北大西洋加欧洲那么大,还要加上整个地中海。自琉球向南延伸的群岛链构成一个长长的新月形地带,靠近亚洲大陆最大的陆权国家中国的东侧;而由亚洲大陆延伸出来的朝鲜半岛突出在外,犹如一把刺向日本心脏的匕首:即使是出于自保,日本也必须时时关注亚洲大陆内部的权力分布。这种介于海陆之间的战略位置和历史传统,为日本采取模仿英国的“海洋中心”战略埋下了伏笔。

日本对英国的效仿和艳羡,一方面是因为后者同样身为“欧洲西部一蕞尔岛国”,却能“做到国旗翻处,万民钦仰;兵舰向处,无不慑服。数百年间,益国威于世界,其势至今不衰”,而这种局面完全是因为英国能“唯水师论之真理,橐龠应用、微妙操纵”(肝付兼行:“海战论序”)。对一个自然资源和人力极为贫乏、无从依靠原材料和市场的规模优势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种范例显然极富吸引力。另一方面,英国从来没有放松对陆上事务的关注,它在欧洲大陆扮演着制衡者的角色,时刻警惕着有单一强国要独霸欧陆、对英国进行封锁或入侵,这也颇合日本西窥亚洲的传统。

“黑船”来日的第二年,德川幕府就在长崎设立海军传习所,聘请荷兰教官教授海军战术、炮术及航海要领。“王政复古”之后,明治政权延续了幕府的政策,继续致力于扩充海军、提升海洋能力。兵部省在 1870 年起草的《海军更张建白文书》明确表示:“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1883 年,日本海军将假想敌正式确定为中国,开始实行“第一期对清军备扩张计划”,其中首期扩充计划为期三年,购买防护巡洋舰以下军舰 13 艘;第二期扩充计划包括外购和自建 3 艘安装 320 毫米巨炮的法国式海防舰“三景舰”,专门用来对付中国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从 1881 年到 1887 年,日本海军的经费增加了 200%,到 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行、预算审议权由内阁转交国会时,海军年度预算已经高达 930 万元,占岁出的 11.7%。到 1894 年借朝鲜问题向中国启衅时,尽管联合舰队仍旧没有克制“定”、“镇”巨舰的有效手段(新锐的“富士”级战列舰刚刚开工),但在新型巡洋舰和速射炮的数量上已经占据优势。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海军建设完全复制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既有系统,从造船、人员训练到远航、后勤保障无不齐备,这也是日清战争日方海战获胜的主因。

日清战争甫一结束,日本马上开始了针对俄国的备战,兵锋直指正在借西伯利亚铁路把手伸向远东的罗曼诺夫王朝。1896 年起,日本海军开始实施为期十年的“对俄军备扩充计划”,目标是一支建成拥有 6 艘战列舰和 6 艘装甲巡洋舰的一线舰队,所以也称为“六六舰队案”。“六六舰队案”的第一期内容为新购 2 艘 15000 吨的“敷岛”级战列舰,第二期为增购 2 艘 15000 吨级战列舰“朝日”号和“三笠”号,为确保技术先进性,所有这些军舰全都向英国船厂订购。加上更早时候完工的“富士”级,6 艘各安装 4 门 12 英寸主炮的英式战列舰构成了日俄战争爆发前联合舰队的主力。此时日本陆海军军费支出已经占到年度预算的一半以上,到日俄战争爆发前的 1903 年,日本海军舰艇总吨位已经从 1895 年的 6 万吨增加到 27.9 万吨。1902 年,东京还与英国缔结双边同盟,获得了对俄战争所需的政治保障。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日方才得以在 1904-1905 年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取得可观的胜利,成为东北亚事实上的霸主。

日清、日俄战争的胜利,表面上可以归因于日本军事准备充分、指挥筹谋得当、国家上下同心、军人拼死用命等因素,而从战略层面看,最大的明智之处在于打了一场资源投入集中、目标清晰明确的“有限战争”。首先,一举投入全部海军,在主要战区建立区域制海,把注意力放在对敌方作战平台(舰队、要塞、海军炮兵)、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要点(要港、商埠、前进基地)以及陆军登陆地带周边海域的有效控制上,摧毁敌方的作战舰队并封锁其口岸。继而利用此种区域制海权,以相对较少的地面力量占领重要陆上目标(1894 年时是朝鲜半岛,1904-1905 年时是整个南满),实现阶段性胜利。到此时为止,对手将面临一种战略两难——如果他们不计损耗、投入足够多的兵力和装备,也许有希望在陆上逼退日军;但因为主力舰队已被消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施跨海迂回攻击,更不可能威胁到日本本土,实际上无论如何都没有希望达到完全的胜利。这种情况下,假如对手急欲减少损失,最保险的方案是谈判媾和、接受日本方面的要价,而日本则藉此达成战前设定的目标。

以日清战争为例,丰岛海战爆发后,大本营草拟了以争夺黄海制海权为主务、灵活机动的作战计划,预定以陆军在朝鲜进行牵制作战,联合舰队则在海上寻机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第二阶段作战则视海战结果而定:如果海战胜利、取得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兵力在渤海湾登陆,在河北平原与中国陆军决战,攻占北京;如果未能取得制海权,但中国海军也不能控制日本近海,则派陆军击退朝鲜的中国军队,单独占领朝鲜;如果海战失败、制海权被中国控制,则在朝鲜前线执行攻势防御,先取得战术胜利、再寻机将部队撤退回国,加强本土防御。当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海战中给予北洋海军以重创,使后者丧失机动能力后,陆军自可以长驱直入。

日俄战争的局面则要更复杂一些。东乡平八郎大将麾下的一线兵力和以旅顺港为基地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大致相当,但俄方在开战后调动波罗的海舰队自欧洲来援,倘若这两支舰队能够会合,日方即使有装备和人员素质之优,也很难断言一定可以取得正面交战的胜利。所以,夺取制海权的关键在于能否各个击破,抢在波罗的海舰队抵达远东之前先歼灭旅顺舰队。为达成此目标,日方可谓殚精竭虑,即尝试过奇袭和诱敌战,又实施了长期岸轰、沉船阻塞等效率不高的行动,其间还因为触雷损失了 2 艘战列舰,最后才由陆军在付出惨重伤亡(伤亡达 6 万余人)的情况下攻克岸上要塞,以陆基火力将港内舰只轰沉。至此,东乡终于能够集中力量准备与波罗的海舰队的决战。1905 年 5 月 27 日,风尘仆仆的波罗的海舰队(此时已经改称第二太平徉舰队)在朝鲜半岛和九州岛之间的对马海峡与日舰遭遇,8 艘俄国战列舰有 6 艘沉投、2 艘被俘,战死、烧死和淹死 5000 余人,损失舰艇超过 20 万吨,而日军仅沉没 3 艘 100 余吨的鱼雷艇。俄国至此再也无心恋战,于当年 9 月在《朴茨茅斯和约》上签字。

应当承认,对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工业实力和军事力量方兴未艾的日本而言,即使是实现这种“有限战争”的目标也是相当吃力的。早在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已经因为过高的军费开支陷入财政危机,陆海军军费在岁出中占的比例从未低于过 45%;日俄战争本身的花费则高达 18.6 亿日元,直接导致日本国债从 6 亿日元上升到 24 亿日元,人均税负从 1903 年的 5 日元上升到 1906 年的 10 日元。幸运之处在于,此际的中国和俄国虽然同为庞然大物,军事动员能力和战争效率却极其低下,不独无法将人力、幅员、内线优势等潜力转化成现实的力量,甚至也无法把自己已有的军事资源全部调动到战区、对日方形成优势。日清战争期间,日方在第一线的陆海军兵力上一支与清方相差无几;日俄战争期间,旅顺俄舰的“要塞舰队”策略使其对战局发展未能发挥应有影响,陆上俄军则时而集结混乱,时而逡巡畏战,始终不能作为一个高效的整体发挥作用,才使得数量有限的日军可以从容达成战术目标。假使俄国不是因国内政治危机爆发、急欲停战媾和,又或者前线俄军指挥官更为胆大激进,则日方是否能收获胜局还未可知。       早在明治维新之初,既有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基于“海外雄飞”的观点,鼓吹对朝鲜和中国大陆进行侵略。对比当时日本的主要模仿对象英国,这一做法似乎有些突兀,不过从历史上看,英国可以施行离岸制衡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部分欧陆国家在疆域、人口以及军事力量上的相似性,在这种格局下,西班牙、尼德兰、法国乃至德国总是交替崛起的。一段时间里,当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处于鼎盛状态、开始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时,英国可以从容组建制衡联盟,在不直接投入陆上作战和扩张的情况下对大陆强权进行遏制。而日本所面对的东亚大陆在历史上始终是由一个单一强国中国控制的,这个国家曾试图跨海入侵日本(元朝的忽必烈远征);19 世纪中叶以后,居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庞然大物俄国也开始朝远东扩张,这使得日本对自身安全处境估计的悲观程度远远大过英国,在肢解中国、使其不足以统一东亚大陆以及遏制俄国方面也有着更大的冲动。另一方面,明治维新主要是由长州、萨摩两大强藩的藩士主导推动的,萨摩因为临近海洋,历来有着重视海军的传统,而长州藩一直是陆军的把持者和大陆侵略的鼓吹者。为了争夺对军事预算以及中央政策的控制权,长州藩出身的一批陆军军人在推行大陆扩张方面可谓不遗余力。       明治重臣山县有朋在 1890 年发表了一份《外交政略论》,可谓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指南。该文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大凡国家不得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所谓利益线,指的是“与邻国接壤并与我之主权安危紧密相关之区域”,其焦点在朝鲜和满洲;如果别国侵入利益线,必须以强力“排出”之。日俄战争结束之际,日本刚好实现了这一目标。但美国恰好也在此际鼓吹“门户开放”政策,希望维护“各国对华商业上之机会均等”,并且“为得此项机会均等”,需要“保护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言下之意必须阻止任一国家在中国的独占性经济和政治利益。于是日俄冲突的结束也埋下了日美矛盾上升的伏笔。      1911 年,参加过日俄战争的海军大学教官佐藤铁太郎出版了一部厚达 900 页的著作《帝国国防史论》,提出了“疏远自卫,热衷侵略,必宽亡国之基”的观点。佐藤认为,最适合日本的国家战略是“海主陆从”,应当“节制扩充军备之费,将其用于致力生产事业之进步,所引致之资本增加自可维持国运之伸张”。这个思路实际上是对英国国家战略更高层次的模仿:停止耗费巨大的陆上扩张,把注意力放到发展海洋经济上,并以发展海洋能力来带动钢铁、机械、电气、光学、通讯各个产业的进步,增加国家财富、提高人民收入。佐藤还认为,日本没有必要保留数量过大的陆军,因为威胁国运的并非陆上入侵、而是海上封锁。在日俄战争奠定了日本海军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后,东京在军备方面只需要继续巩固海上优势,而裁减陆军不仅节省了开支,还可以提供劳动力和国内市场。对外交问题,佐藤也有他的见解:日本应当扶植并联合中国,抵消俄国南下的野心;在此情形下,日本扮演的是英国的角色,中国则相当于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的普鲁士,海权与陆权相互配合、相互补充。

佐藤的观点代表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界和军界的一种和平扩张思想:他们希望将日本经济的基础转移到远航贸易和商业开发上,借助日本在东亚的特殊地位,开发这一地区的资源和市场,同时节制武力、削弱军费开支。但和平扩张在实施上有几大问题:首先,作为后发国家,日本所面对的亚洲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为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要在这样一个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提升硬实力。但佐藤铁太郎们的“和平扩张”需要足够的剩余资本、确实的原材料产地和市场,这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较为直接的方法只有重新洗牌,依靠武力改变既有的势力范围分布,这与大陆扩张政策不谋而合。此外,日本在日清、日俄战争中之所以能获胜,与英美两个海洋国家在财政和外交上提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这两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亚洲秩序有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容忍日本独树一帜,于是“海主陆从”路线可谓先天不足。

1905-1907 年,美日两国一度处于战争边缘,老罗斯福总统派遣“大白舰队”进行环球航行,以威慑日本。在此背景下,围绕 1906 年开始起草的《明治四十年帝国国防方针》,日本军政两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核心是以俄国还是美国为第一假想敌,以陆军还是海军为主要的发展方向。由于争论双方势均力敌,最终出炉的是一个妥协案:俄国和美国分别被设定为第一、第二假想敌,陆军扩充案以平时 25 个、战时 50 个师团为目标;海军则要建立相当于美国七成实力的一线舰队,即 8 艘战列舰加 8 艘装甲巡洋舰。在此之后,陆海两军为争夺有限的预算,继续展开倾轧。

8 艘战列舰和 8 艘装甲巡洋舰的建军方案也称为“八八舰队案”,它是佐藤铁太郎和另一位海军战略家秋山真之通过精细的计算导出的。佐藤和秋山认为,日本的财力不足以支撑一支可以在整个太平洋对美国海军采取攻势的舰队,所以海军在日美冲突中应当采取守势,兵力以满足控制本土周边海域及与大陆之间的交通线为限。美国海军分布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方向,需要同时保有两支大舰队,如果日本海军在规模上达到美国的七成,就可以压倒仅占总实力五成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赢得海战的胜利,或令对手放弃主动进攻的意图。但这个方案需要的资金相当可观,势必与汲汲于扩充陆军师团的“大陆政策”拥护者发生矛盾。实际上,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的内阁刚刚在 1913 年底通过高达 1.54 亿日元的海军预算案,就被山县有朋联合陆军军人与立宪同志会搞下了台,预算案也被废止。    与之相反,大陆扩张的拥护者获得了现实中的机会。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不仅把这个重要的商业竞争者完全驱赶出了亚洲,而且利用英美等国忙于在欧洲厮杀的机会,取得了独占中国市场的地位。1917 年日本商品出口总额达 10.88 亿日元,出超 6.15 亿元,在超额利润刺激下,社会生产全面攀升,化学、轻工、电力业产值普遍增加 4 ~ 5 倍以上,钢产量 1917 年为 79.3 万吨,居世界第 9 位;船舶保有吨位达 23 万吨、居世界第 4 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由传统的债务国一下子变成了债权国,外债由 19 亿日元降为 16 亿日元,对外债权却由 8.1 亿日元猛增到 43.7 亿日元,战前就已高度膨胀的“大陆扩张”野心受到刺激,发展的更加热烈了:1914 年 11 月,日军攻陷德国在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青岛;1915 年 1 月,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于 5 月 8 日得到北京政府承认,彻底灭亡中国的浪潮达到了顶峰。

美国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1915 年 10 月,海军部长丹尼尔斯签署了一项总预算 5 亿美元、时长 5 年的海军扩充计划,后经修改成为著名的“三年造舰计划”,从 1919 年开始实施,内容包含新建 10 艘超无畏级战列舰和 6 艘战列巡洋舰,比当时日本拥有的新型主力舰(1 艘无畏级、4 艘超无畏级战列舰和 4 艘战列巡洋舰)多一倍。作为回应,帝国国会不得不于同年通过了作为“八八舰队案”第一阶段的“八四舰队案”,先将海军兵力增加到 8 艘战列舰和 4 艘战列巡洋舰,1918 年度预算中再度增加 2 艘战列巡洋舰,成为“八六舰队”。到 1919 年 6 月,终极版的“八八舰队”预算案终于获得通过,计划在 1927 年前完全建成,届时海军一线主力将增加到舰龄不满 8 年的战列舰 8 艘、战列巡洋舰 8 艘.同时还保有舰龄超过 8 年但不满 16 年的二线主力舰 8 艘。但这一计划仅能保证海军实力在 1923 年左右与美国大致对等,如果美国再增加新的造舰计划,日本的财力已不足以应付。

1920-1921 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战”后第一次经济衰退,日本 1920 年的出口贸易额比 1919 年下降了近 40%,而 1921 年度财政总预算 15.34 亿日元中,仅军费就占了 49%(其中海军军费 4.82 亿元),又回到了日俄战争前竭泽而渔的状态。美国经济受到的影响也很严重,双方遂一致同意举行国际会议、重新商定太平洋-远东地区的国际秩序和海军军备限制,这就是始于 1921 年底的华盛顿会议的初衷。在这次会议上,反对大陆扩张、主张对美克制的海军大臣加藤友太郎力排众议,接受了英美日主力舰总吨位 5:5:3 的方案,换取英美两国承认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尤其是对原德属太平洋岛屿的占领。1922 年《华盛顿条约》正式达成,世界海军进入了长达十四年的“海军假日”。

“海军假日”初期是日本近代史上和平扩张主义占据上风的少数时代之一。“大陆政策”的鼓吹者因为“一战’末期无功而返的西伯利亚远征宣告失败,暂时处于蛰伏期、支持“政高于军”(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主张的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与出身经济学家、记者和民主派政党的原敬、币原喜重郎、滨口雄幸等首相对外推行间接控制中国的缓和路线,对内注重经济、民生问题,其代表性的政策为“协调外交”,即在中国和太平洋秩序问题上尊重华盛顿体系,以谈判和协调的方式解决问题。明治时期以军人和保守贵族集团后台身份出现的元老阶层此时已经日益凋零,其中的仅存者西园寺公望公爵转而成为遏制军事扩张主义与民粹主义、推行亲英美的和平外交路线的代表人物。由于这一时期主要是由大正天皇统治,所以也被称为“大正德谟克拉西”时期。      大正德谟克拉西、“海军假日”与协调外交的结合,为日本创造的是这样一种外部条件:它可以摒弃往往引起剧烈反弹的军事帝国主义,以和平扩张的方式建立佐藤铁太郎所设想的海洋帝国。华盛顿体系在明确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础地位和大国间制衡关系的同时,依然给予了日本相当大的自由行动空间。不妨把这组权势结构和俾斯麦治下 19 世纪 70-80 年代的英德关系作个比较:作为外围海上强国或者说“自由领导者”(Liberal Leader),英美两国维护的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海上霸权是维护体系的工具,领导者藉由体系获得的最大份额收益则是体系存在的直接后果。在体系存在所需的基础条件中,欧洲(欧亚)大陆均势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关键点,因为一个完全封闭的巨型大陆市场将导致整个全球性开放经济体系的崩溃,只有“门户开放”,商品和资本的流通才能不受制约地进行下去。俾斯麦因为认识到这一点,便决心追求经济和结盟关系中的“事实霸权”,而远离以独占性市场和领土为表征的“形式霸权”,以便和英国相安无事地共处。英美两国在 1922 年给予日本的实际上也是类似的选项:由于美国尚未准备好维护“门户开放”所需的手段(甚至到 1941 年日美开战时都是如此),倘若日本愿意以间接和弹性的方式在西太平洋乃至中国扩张商业利益和政治影响,华盛顿和伦敦很难以直接和激烈的方式加以抵制。

但与 19 世纪 70 年代的德意志帝国相比,半个多世纪后的日本面临两个无法凭自身力量克服的困难,那就是经济衰退和在中国地位的下降。前者是由“一战”后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和国际贸易摩擦导致的,资本力量相对较弱的日本只有劳动力价格低这个单一优势,在竞争正处于劣势。从更大的范围看,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殖民贸易已不复成为国家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技术取代贸易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化发端较晚,资源、市场和人口规模处于绝对劣势的岛国,依旧在按照 18 世纪的英国模式规划国家发展战略,这样一来,日本不仅在经济扩张的速度上逊于第一流强国,应对冲击的冗余度也较小。1929 年之后,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贸易壁垒的普遍建立,日本爆发了“昭和经济危机”,其 1931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较 1929 年降低 10%,出口贸易额减少 47%(其中对美出口下降 34%),工人实际工资下降 31%,农产品价格暴跌,774 家银行中有 100 多家破产或处于休业状态。由于关税壁垒和市场分割主义对国际贸易的毁灭性打击,日本几乎不可能借助纯粹的商业手段从世界市场上获取复苏经济的条件,鼓吹以武力获得独占性市场和原料、建立自给自足的“大日本帝国”的“亚洲门罗主义”再度抬头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问题是“大陆政策”回潮的又一诱因。研究太平洋国家关系史的美国学者克莱顿·詹姆斯(D.Clayton James)有一句精当的概括:“引发 20 世纪前半叶美日两国间敌对乃至最终武装冲突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这个亚洲强国究竟是灭亡还是重生”(詹姆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和日本的战略”)。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暂停对华直接入侵的前提之一乃是中国的政治分裂局面,东京大可在各派军阀间合纵连横,最大限度地增加实际利益。但 1927 年之后,情况起了变化,东京被迫面对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概括的“四大挑战”:在中国东北(满洲)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不断恶化;北京的外交攻势;民族主义者的北伐和国民党内部分化(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寻远东新秩序,1921-1931》)。一言以蔽之:中国可能在国民党领导下重新建立起统一和有效的中央政权,成为一个独立、亲英美的陆上强国,彻底排除日本的政治控制和经济蚕食。昔日“元寇”的恐怖记忆和对大陆特殊利益的欲罢不能在这一刻同时被激发起来了。

于是,以 1928 年的“济南事件”为标志,日本开始抛弃短命的和平扩张主义,重回“大陆政策”和武力侵略中国之路。反映在内政上,以出身农民家庭的陆军青年将校为基干、以“改造国家”、“昭和维新”为目的的军队法西斯组织纷纷成立,这些组织以北一辉等思想家的右翼无产阶级暴力思想为宗旨,策划发动武装政变、建立军部专政;反映在外交上,陆海军中的激进分子争相以“下克上”的方式变更昔年的和缓政策,鼓吹军备扩充和对外战争。“内诛国贼”与“海外雄飞”交相呼应,并行不悖——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 年的“一·二八事变”到 1935 年策划“华北特殊化”,从 1932 年刺杀首相和重臣的“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到 1936 年的公开军事政变“二·二六事件”,日本基层与上层的黩武情绪、对内“国家改造”的诉求与对外独霸亚洲的野心、军事利益集团与财阀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相互捧场”(Logrolling),他们彼此依旧存有矛盾和戒心,但在对华侵略的“共同事业”中淡化了这种矛盾。      针对一些学者夸大政党和财阀在抵制日本对外扩张中的正面所用、把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东京的侵略行为归咎于民族情绪和下级将校自行其是的观点,詹姆斯·克罗利(James Crowley)等学者很早就指出,日本对外扩张的“基本政策是在内阁中制定的”,“那些主张和反对更具侵略性政策的人也一致认为,日本在(东亚)大陆应当拥有种种损害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特权;他们的分歧仅在于什么才是从不情愿的中国人那里获得这些退让的恰当手段”(克罗利:“日本的自主追求”)。商界方面,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四大财阀本来就是“军财相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鼓吹者,对外侵略和殖民势必增加相应的军事采购,有利于四大财阀扩张资本;日产、日窒(日本氮肥料)、森(昭和电工)等新兴康采恩也有望自战争带动的重工、橡胶、煤气等产业中分得一杯羹。在德国和英国对外扩张中发挥重要影响的“军事工业联合体”(MIC),在日本也隐隐浮现,并且因为明治宪法留下的政体失之简陋,其负面作用还被放大了。

我们还可以自“对外政策第一”(Foreign Policy First)的角度审视日本由和平扩张转向军事帝国主义、乃至最终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的内在逻辑。表面上看,“亚洲门罗主义”是对门罗主义的忠实模仿,作为后者的首倡国,美国正是首先依据门罗主义在西半球建立起地区霸权、再借助外部环境逐步将其扩展为超地区霸权(Extra-regional Hegemony)的;马汉在《美国海上权益今昔与展望》中,将美国舰队在巴拿马运河、墨西哥湾以及整个加勒比海的永久航行自由视为本国在西半球的决定性利益,正是门罗主义的直接反映。但美国门罗主义的实现并没有那么顺理成章——从门罗主义提出的 1823 年到 19 世纪最后 10 年,在这将近 70 年时间里,“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过是一句空话。美国既无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确保在西半球的优势,也无意挑战依然在美洲维持其存在的英国皇家海军。英美在西半球的权势让渡过程相当复杂:首先,双方的经济形态较为一致,都倾向于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虽然主导国家可能不同),这意味着无论哪一国在西半球占据优势,它都不会追求一种排他性的利益独占,而会兼顾他国;其次,美国海军的实力在 19 世纪 90 年代之前可以说微乎其微,它无意剥夺英国对维护开放经济体系的最有利工具——海上优势的独占权。只是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当英国因为相对实力的衰退和战略目标调整,需要将战略重心放回到欧洲之际,美国海军才以极快的速度开始膨胀,接替了皇家海军在西半球的警察职能。而这两项条件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的美日之间都不存在:美国可以容忍 20 世纪 20 年代那个以间接方式在中国取得优势地位的日本,但绝无可能放任日本 1931 年之后公然从领土、主权和经济上独占中国的尝试;而美国和日本在海上力量方面的冲突倾向,甚至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 1907 年就成为既成事实了。日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扩张路线,实际上更近似欧洲历史上那些大陆强国(比如路易十四-拿破仑法国和威廉二世-希特勒德国):首先在大陆上取得独占性市场和资源产地,随后以强大的舰队为投送工具,对主导性海洋国家进行挑战。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指望美国人袖手旁观,坐视“共荣圈”在眼皮底下建立起来。

在军事帝国主义再度勃兴的过程中,日本海军所起的作用无疑令人失望。这种失望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海军内部路线分裂,二是海军沦为陆军战略的附属品。就前者而论,秉承加藤友三郎遗志的“条约派”将领,在 1930 年伦敦海军会议上接受了重巡洋舰吨位相当于美国六成、轻巡洋舰相当于七成的比例,以换取日美冲突不立即白热化的局面,但强硬的“舰队派”控制的军令部很快以“干犯统帅权”为名,将主要“条约派”人物从海军中清除出去,并将海军决策权转移到军令部手中。这意味着海军很难再扮演 20 世纪 20 年代那种与和平扩张、商业福利主义为友的角色。而恰恰是海军主导了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半岛行动,在日后引发了华盛顿对东京的制裁。在战略主导权问题上,“直到 1941 年为止,日本的海军战略家们一直按照舰队的作用在于辅助地面作战来制定规划,没怎么研究舰队远离本国海域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詹姆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在侵华战争全面化的过程中,日本海军扮演的一直是帮凶和陪衬角色,尽管在对苏、对美战争计划方面也有一些异议,但不过是琐碎的细节,太阿早已倒持矣。

顺带也可以论证下,日本历史学家热衷强调的“美国石油禁运导致日本为生存而开战”之说,其实是个伪命题。尽管彼时石油在世界市场上的流通不似今天一般自由,但是列强也更倾向于获得独占性的能源产地,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在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油方面并未遭遇太大阻碍。1930 年日本石油年消费量约 180 万吨(其中海军用油 35 ~ 40 万吨),其中 70%来自进口原油;到 1935 年,石油年进口量增至 345 万吨,其中 67%来自美国;即使是侵华战争扩大化之后的 1939 年,日本仍得自美国购入 445 万吨原油,占其进口总量的 90%。问题在于,日本石油消费量的激增实际上是由扩充军备和对华战争导致的,尤其是在 1937 年之后,增加的石油进口量主要用于在中国内地的漫长消耗战,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也是因中国问题直接导致。换言之,倘无野心勃勃的对华战争,日本的对外能源依赖及能源安全远未到岌岌可危的地步,而日本海军在 1941 年 12 月的断然出击,不过是为眼高手低的陆军同僚“买单”而已。       安德列·博富尔(Andre Beaufre)在《战略绪论》中提出了一个“战略金字塔模式”,含义为:战略是不同方面和层次结合而成的整体,状如一金字塔,其顶端为政府直接控制的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即我们常说的“大战略”),它决定了每一子领域的目标并整合其行动;总体战略之下为军事、外交、经济各子领域,它们受总体战略的指导,同时在各自的框架内又有独立的全面战略(Overall Strategy)或曰分类战略,负责在该子领域内分配资源、协调行动;而各子领域之内的诸项行动本身,即作战或运作(Operation),则又更次之,形成分别的运作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在不同的历史与战略环境中,总体战略皆得居高临下,经分类战略而抵运作战略,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体。不过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的日本帝国,总体战略始终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分类战略中,军事战略地位超过了其他子领域的综合,并在事实上绑架了总体战略;但在运作战略层面,陆军与海军又各成独立的系统,自行其是、协调不足。  从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海军在技术和战略理论方面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等海军”、“经济战”等思想在两次大战之间皆有发端,并在欧洲战场得到呈现。然而日本海军却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状态:在对技术兵器和战术细节钻研到极致的同时,其总体的用兵思路并不比 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更高明。例如,1907 年 4 月通过的《明治四十年帝国军队用兵纲领》,在此后三十余年间始终指导着日本海军对美作战计划。该纲领规定:美日一旦开战,本国海陆军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菲律宾,瓦解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前进基地体系,随后在小笠原群岛附近配备警戒部队,对前来救援菲律宾的美军主力舰队作出预警;与此同时,联合舰队主力集结于奄美大岛附近待命。当警戒部队证实美军主力已经逼近日方“绝对国防圈”边缘的小笠原群岛时,主力即朝敌主力的前进方向出击,全力以赴进行决战,决战战场预定为日本近海:这就是所谓“邀击作战”。在“邀击作战”的武器体系中,“弩级舰队(无畏舰)乃是决定今日海战大势的最关键要素,可谓海军兵力之基干”。  “海军假日”期间,日本海军主力舰吨位被限制为美国的六成,没有达到七成的预定比例,同时对德属太平洋岛屿的占领又使“国防圈”的最前线继续推进。面对此情况,负责研究对美作战的海军大学和军令部作战部对“邀击战法”进行了修改,他们规定:开战时,舰队应首先进攻远东的美国亚洲分舰队,夺取菲律宾和关岛。当美军增援舰队前来攻击时,应以前卫部队在其航行途中实施遭遇战,将其逐渐消耗,使美国舰队的实力被削弱到日本主力舰队可以接受的程度(即原有实力的七成以下),主力舰队随后再出击,在菲律宾或本土近海进行决战。该方案正式被命名为“渐减邀击作战”,预定的渐减作战将进行两个阶段,战列舰、岸基和海基航空兵、潜艇、鱼雷部队都将参战,以战列舰为主力。“渐减邀击作战”强调先发制人和夜战,这是日本赢得日清、日俄战争的历史经验。  在 1940 年日美关系逐步恶化、日本政府决定转向“南进”之际,“渐减邀击作战”依然是联合舰队的基本战争设计。它与日清、日俄战争的相同点不言而喻,依然是一种有限战争,目标在于征服荷属东印度群岛石油产地、并破坏美方摧毁其独占性“国防圈”(在政治上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能力。一旦美国舰队在决战中被摧毁,日方并未打算继续出兵美国本土、取得某种遥不可及的完全胜利,他们需要的只是对既有占领区的政治承认,此后便可一鼓作气结束中国战事,并用几十年时间慢慢消化胜利果实。作战的具体步骤也是日俄战争进程的“复刻”:菲律宾相当于旅顺,美国亚洲分舰队就是俄国太平洋舰队,从大西洋赶来的美国主力舰队相当于波罗的海舰队,日军可以各个击破。  但对美作战与对俄作战毕竟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这一点首先体现在战场的空间跨度上。在日清、日俄战争中,日方基本上只需要夺取某一窄海(Narrow Sea)地区的制海权,任务较为单一,海陆作战的方向也完全一致。但在日美战争初期,大本营(尤其是日本陆军)的第一目标是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石油产地,海军兵力必须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为防止以新加坡为基地的英国舰队介入荷印作战,还有必要对马来半岛实施掩护打击。但海军方面的第一目标却是攻击菲律宾、使美军暂时丧失介入能力,为最后的决战赢得部属时间,海陆军方向的目标之间存在显著的紧张性(Tenseness)。如何在两个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尤其是如何分配用于不同战场的兵力并使之协调,便成为大问题。      山本五十六的珍珠港作战计划,暂时解决了开战头半年如何度过的问题。这位前驻美海军武官深知,日本的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远不如美国,除了在开战之初就积极作战、先发制人,迫使美国处于守势外,别无他法。在 1941 年 1 月递交海相及川古志郎的《关于战备之意见书》中,山本明确提出“要有在开战之初就决一胜负之思想准备”,“开战之初,就猛攻猛打,摧毁敌主力舰队,使美国海军与美国人民的士气沮丧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即必须放大对美作战在整个战争初期的地位,不是单单攻击以菲律宾为基地的美军,而是要打上门去、直接袭击美方在西太平洋的前进基地夏威夷,彻底瘫痪美国太平洋舰队,使其在短期内难以恢复,确保日本有足够时间占领南方资源产地。兵力部署方面,以新锐的机动航空舰队(航母部队)用于夏威夷方面作战,基地航空部队、水雷战部队和部分主力舰用于支援陆军在马来半岛、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作战。可以断言,倘无山本及其幕僚大西泷治郎、源田实等人对海军航空兵作用的认知以及赌博心理,军令部无论如何都不会批准单用传统部队同时在多个战场主动出击。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美战争在整个太平洋上爆发了。当时日军的作战方案如下:首先,进攻珍珠港、暹罗和马来亚北部,空袭吕宋岛各机场以及关岛、威克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入侵香港并在菲律宾、婆罗洲登陆;其次,占领马来亚全境、新加坡、俾斯麦群岛、缅甸南部以及荷属东印度的战略要塞;最后一系列作战行动则要攻占荷属东印度群岛全部领土,并取得缅甸全境和印度洋上的某些岛屿。大本营计划耗时 150 天完成以上动作,随后建立起稳固的防御圈以消化战果,等待美方援军前来决战。实际上,他们的运气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好——珍珠港一役,日军以微弱损失击沉、击毁美军战列舰 5 艘,击伤 3 艘;仅仅三天后,基地航空队又在马来海面击沉了英国 Z 舰队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守军投降;3 月 9 日,荷属东印度陷落,日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婆罗洲油田;5 月 6 日,整个菲律宾最后还在抵抗的部分——巴丹半岛也向日军投降。作战中,日本海军充分发挥其精兵优势,以航空力量压制并孤立盟国守军,随后从容展开地面作战,并利用一定时期内区域制海权的优势快速推进。而日方为取得如此巨大的战果付出的代价,仅仅是伤亡 15000 名士兵、损失 380 架飞机和 4 艘驱逐舰而已。

饶是如此,山本五十六的作战设计依旧没有脱出“有限战争”范畴。他深知“那种要在大于欧洲数倍之战场上,通过持久战,自己独立维持十几年之想法是非常靠不住的”,所以对美作战宜速不宜缓。但山本恰恰相信存在一种虚妄的政治前途——完成第一阶段作战后,日本可以挟新胜之利、与美国火速停战,从而回避长期消耗战和双方最终的正面对决。如果说这种可能性在 1939 年或 1940 年还勉强存在,那么在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令美国遭遇“最耻辱的一天”之后,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公众人物敢公开谈论对日讲和——即使是山本这样的“美国通”,对美国国民性的估计也未免太主观了。      荷裔美籍地理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在 1944 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一书中曾经指出: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巨型滨外岛,美国最担心的不是跨海全面入侵,而是在缺乏海外盟友的情况下独自对抗一个足以破坏欧亚大陆均势、对战略性原材料实施独占性控制的洲际强国。一个统一的海陆“边缘地带”国家可以使美国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包围,一旦出现这种威胁,美国别无选择,只有拼尽全力为生存而战。他所担忧的这种“被包围”情形,刚好是 1942 年春天日本面临的战略机遇——结束在东南亚的行动后,日本有足够的兵力和可能性向西朝印度洋挺近。集结在锡兰岛周边的英国东方舰队仅有 2 艘大型航母、1 艘轻型航母和 5 艘旧式战列舰,兵力不及日军机动部队的半数,倘若日军同时在海陆两方面向西挺进,以控制印度洋腹地、抵达波斯湾为目标,盟军方面很难加以阻挡。事实上,当日本舰队在 1942 年 3 月底开始朝锡兰岛进军后,东方舰队一直回避交战,他们在两次小规模海空战中损失了 2 艘重巡洋舰和 1 艘轻型航母,随后就撤退到 2000 海里外的肯尼亚,此时日军的攻势开始了还不到两星期。

但日本海军的西进作战到此也就止步。由于缺乏陆军支援,他们甚至没有对锡兰岛进行占领。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大本营下决心以大部分海上兵力向西挺近,即使无法在陆地与德国会师,也有希望彻底切断盟军在西印度洋的交通运输线。这样一来,就会出现斯皮克曼后来设想的情况:在欧亚大陆枢纽地带,俄国和中国这两个丧失了海岸线的同盟国被轴心国军队完全封锁起来,外围的英美两个海上国家无法经由海陆对其输送物资和装备,也就无从开发中俄两国在领土纵深和人口规模方面的潜能。以美国的地理优势和工业潜力,轴心国很难将其彻底击败,但德日同盟迫使中俄两国停战媾和、说服英属印度退出战争、截断英联邦取自波斯湾的能源通道的可能性将会大增。在轴心国获胜的战后世界,美国将面临开国者们最恐惧的一种情况——由于自由政体在其他地区被消灭,因而其在美国也无法维持下去。

然而东京最终放弃了这种可能性。除去日德两国在战略层面缺乏配合、各自为战,西进战略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将彻底背离日本战略规划者奉之为圭臬的“有限战争”路线,把原定用于第二阶段防御作战(迎接美国舰队主力的反击,即使是“渐减邀击作战”,本质上仍是一种攻势防御,它在初期的进攻结束后将立即转入防守)的兵力扩散到印度洋,从而冒丢失第一阶段胜利果实的风险,与德国的协同作战还意味着日方可能丧失战略上的独立性,必须与德国这个陆上力量强大但缺乏足够海上控制力的盟国分享胜利,这是大本营所不能接受的。由于没有全面而完整地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方对“总体战”的概念知之甚少,他们所坚持的依然是一种独立而有限的总体战略,这在一场性质、规模和空间方面已经大大更新的世界战争中显然是不够用的,而美苏两个洲级大国恰恰最适于进行后一种类型的战争。

于是,军令部选择了进行“澳北遮断作战”,旨在切断美军和澳大利亚的联系,阻止盟国将澳大利亚发展为反攻太平洋的基地。这一作战在战略上完全有必要,但执行过程依旧过于谨慎:日方本可利用海上力量优势,弃新几内亚大部不取,直接攻占守备空虚的澳洲防御中心莫尔兹比港,但陆军坚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路线,海军也有异议,于是战机被白白浪费。当日军在 1942 年 5 月初慢吞吞地向莫尔兹比港进军时,盟军已做好准备,遂有了珊瑚海的遭遇战。

珊瑚海海战之后,山本决意提前进行决战,以进攻中途岛为契机,诱出美国太平洋舰队剩余兵力加以歼灭。但中途岛作战设计之复杂,此际日军兵力之分散,弊端已很显著:由于在准备中途岛作战的同时依旧朝莫尔兹比港挺近,并且在 5 月珊瑚海之战中未能获胜,日军白白浪费了机动部队 1/3 的兵力,无法将其用于中途岛决战。而中途岛之战的布局本身也拉的太开,日军不仅在远隔千里的阿留申群岛发起佯攻,而且主战场的机动部队(南云部队)也要同时执行空袭中途岛和迎战美方航母特混舰队两项任务,然而这是当时只剩下 4 艘主力航母的南云部队所无法妥善完成的。于是,在 1942 年 6 月 4 日一整天,南云既要攻击中途岛并应付美军陆基飞机的反击,又要时刻注意搜索并攻击状况不明的美军航母;除去美军实现的保密工作和密码破译成效,这种设计上的不完善要算日军战败的最重要原因。

在中途岛损失了 4 艘主力航母后,日方终于转入战前计划已久的相持阶段,或者说由攻转守,其开端便是所罗门-新几内亚战场的拉锯战,这一战场最终成为了揉碎日本帝国命脉的“血肉磨盘”。受“有限战争”思维的桎梏,日方在运输能力、燃料和兵力集结方面规模相当有限,这使得他们无法一次性投入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去改变战局,只能零敲碎打地把部队调往所罗门前线。战前“精兵战略”下养成的优秀海军航空兵及其装备在旷日持久的战事中被陆续消耗掉,而战略指导的陈腐与短视,对关键性技术因素的忽视以及用兵、用人上的种种失误日益暴露出来。以“决战主义”为目标建成的联合舰队拥有强大的火力和进攻机器,在正面作战中表现良好,却没有相应的后勤补给与保障措施,也不重视对敌方类似目标的打击。结果时间越长,美军补充和增长得越快,日军却始终处于不断萎缩之中。

1943 年 9 月底,在所罗门-新几内亚战场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御前会议通过了大本营制定的《今后应采用之战争指导大纲》,决心中止东南太平洋方面持续进行的消耗战,抓紧时间建立“绝对国防圈”,求得战略缓冲;在此期间,力求迅速充实以航空兵力为中心的陆海军战力,对付美军反攻的高潮。在“绝对国防圈”范围内,日军既要保持内线打击敌人的自由,又要阻止敌军空袭防卫圈内重要的资源产地和交通线,至少维持一到两年时间。在两年后,当日军力量已经足以恢复到发动大规模攻击时,再相机选取地点,进行战略决战。问题在于,日本政府采纳“绝对国防圈”建议之时,美军的反攻已经开始了一年多,并且势头越来越猛,而“绝对国防圈”的建成和巩固至少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以日本捉襟见肘的国力,要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维持这样一条防线,并拒绝与美军进行消耗性交战,无异于痴人说梦。美国人很快打上门来,依靠两栖力量方面的优势发动“跳岛作战”,同时在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发动反攻。

在日本海军战前的决战设计中,美日舰队的终极对决应当在日方选定的战区进行,这也是日俄战争经验的遗产。但在美军双线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日方不仅来不及完成预定的飞机增产和船舶征用,而且无法判断究竟哪个方向才是适宜的决战区域。到了 1944 年 6 月,美军兵发马里亚纳群岛,大本营突然发现:假如不立即投入现有的海空军兵力迎敌,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的美军仅凭陆基 B-29 轰炸机就可以摧毁日本本土。决战只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

发生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的“阿号”航母决战(美方称菲律宾海海战),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舰队会战。象征着日本海海战荣光和东乡元帅亡灵的 Z 字旗,在联合舰队的历史上还是第三次升起。不独如此,“阿号作战”还被视为日本海军 30 年来精炼的对美“渐减作战”之集大成,具有总决战的意义。经此一役,日本海军丧失 3 艘大型航母、600 余架舰载机,两年来惨淡经营所积聚的反攻力量完全被摧毁。更具历史意义的是,马里亚纳海战的惨败雄辩地证明:即使是在作战计划完善、战术设计合理、握有先发制人优势的情况下,联合舰队残存的装备和人员力量也不足以赢得大规模海上决战的胜利了。对日本帝国和日本海军来说,丧钟真正敲响了!

1945 年 11 月 30 日,根据第 680 号敕令,海军省编制被废止。第二天清早,在东京千代田区的霞关,海军省赤炼瓦大楼的门前,“海军省”的牌子被摘下,挂上了“第二复原省”的木牌。到 1947 年 1 月 1 日,当和平的新年曙光时隔 15 年后再度降临日本列岛上空时,在辽阔的太平洋上已经没有一艘日本军舰了。                                                                          A Retrospect of Japanese Maritime Strategy 1867-1945                                                                         作者:刘怡

选自《现代舰船》2013 年第 4 期 B 版/第 5 期 B 版-----------------------------------我是分割线-------------------------------------------首先感谢您认真看完了大牛对日本近代的评论其次,对于明治之后日本的国家战略决策,曹操对袁绍的评价极其切合: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在书中整个穿越者团队的内部斗争发展方面,我认为吹牛的设定会跟现实比较相近。穿越大会,女仆革命,议会设置,地方与中央的斗争这些,假如要是真穿越了,别的小金手指都开着,一定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这里不是对本书的批判,而是对五百废的嘲讽。当然,假设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五百废中必然会有人清醒的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五百废们会不会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五百废从来没有达到过统一思想一切服从组织的理想团队状态,所以整个发展过程跟明治之后的日本还是比较类似的.在穿越的开始,生存大于一切,所以大家尚能一心一意为生存而奋斗,随后很快地在殖民基础建立之后,大家最基本的生存和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保暖思淫欲,不患寡而患不均,爆发女仆革命是必然的.幸好领导们高风亮节,以议会斗争的方式完美地解决了同室操戈的可能性(这个地方假设了文总和督公高超的政治智慧),然而作为妥协的结果就是每个元老有了免死金牌。即使犯了严重错误的东门同志也只是类似于宋代的流放,放到越南当官去了。在完成了基本的殖民建设之后,五百废们的虽然建立了议会,但是目前来看,议会更多的是一个五百废自己的工会。有了基本保障之后,各个方面的元老纷纷按照自己的思路放手大干,纷纷妄图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国家战略。虽然这个国家战略有达到共识的反攻大陆和工业化平推大战略,但是显然这跟共产主义将会实现一样是一个最终目标,具体的实现路径上一点儿统一都没有。在两个主要的方面,地缘战略和技术战略两方面,五百废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地缘战略最终的妥协就是光荣孤立···········这跟日本海陆之争到了最后决定两者都发展有本质区别么???英国人的光荣孤立至少有个全英国人都有共识的底线就是欧洲大陆上不能出现强国,然后欧洲大陆是承认英国对大陆的巨大影响。现在髡贼不敢举旗造反,建奴和流寇连髡贼的存在都不是很清楚,光荣孤立个屁啊。但是五百废又无法很快达成什么共识,所以看起来这么狗血的国家战略要继续持续····那么五百废们能改变这个傻逼结果吗?要实现上下一致,要么就是高层强力压迫,比如说整风清党什么的,目测五百废不敢玩这个 high 的。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斗争妥协,这个里面最关键的是妥协。之前大家无法达成妥协是因为大家都是嘴炮,反正当时无力影响整个大陆大局,那么无论是支持那种方案的人,都是瞎嚷嚷,并且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才是对的就行了。现在有了本钱,要取得一致有了现实基础,接下来的就是两党制的问题了··········不然整个国家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阳奉阴违还到底搞不搞了。然后问题就出来了,被踢出国家政策执行的在野党干嘛去?!如何保证在野党不会被打压致死········好吧,这个很显然是英美体系,考虑到中国的中央集权,这种建筑上层又貌似牛头不对马嘴。好吧,我等着五百废玩清党和整风,今日不整,迟早要整。这代不清,下代必清。技术战略不说了,个人认为是扩散数理化知识概念,不然穿越者自己的几千小学生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