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布特结束了对那三个归化民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返回海警总部的办公室之后，他马上开始起草关于“澳宋新道德”的提案。

这次归化民干部思想问题的风波让布特认识到，澳宋的“精神文明建设”该提上日程了，必须在芳草地与各单位内加强道德教育方面的投入，以防再出现这类“想歪了”的干部，否则会危害生产秩序、社会秩序进而影响元老院统治的稳定。

这并非危言耸听，从渔猎采集的原始社会跨入到相对自给自足、号称有“三百六十行”的农业社会，再到拥有成千上万种职业的工业社会，人类的聚居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交流协作与商品交换也越来越频繁。由于利益诉求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于是为了确保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稳固，以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统治阶级）的利益，人类有了“文明”——法律、道德、宗教、文化等等意识形态。

例如，一神教之所以讲究“契约精神”，原因是发明一神教的犹太人是靠商业谋生的，而阪依一神教的欧洲人、中东人农业生产长期落后也需要依靠工商业贴补收入。南亚次大陆是被称为“人种博物馆”的多种族环境，各种族的生产力差距极大，于是根据各种族、各民族、各家族的种族天赋、家学渊源发展出了以种族、民族、家族为区分的世袭分工制度，也就是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同时为了安抚、麻醉被压迫的落后种族、民族，又发明了“前世因、后世果”、“轮回转世”的说法。而东亚儒家文化，也是根植于古代东亚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基础与人际交往特色，发展出了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五伦、十义等伦理概念以及相关的法律与道德。

即使是动武，也会在这些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进行，这方面以暴力作为后盾的法律就是典型。尤其是涉及到不同群体、集团之间的战争，更是需要靠意识形态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区分敌我。例如在领土争夺方面，讲究祖先崇拜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用“自古以来”作为鼓舞士气的工具，根据血缘、地域区分敌我；不讲究入乡随俗、到哪都不把自己当“外人”一神教用“应允之地”为自己到处侵略、反客为主的行径进行自我辩护，以确保自己不会因为“心虚”而影响战斗力，根据信仰区分敌我。

但并非所有的矛盾都必须用或者能用武力解决，尤其是生产单位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拥有长期合作关系的生产单位之间的矛盾，一旦打起来，或者打过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会被严重破坏。例如每一个见识过现代工业社会的元老都是宝贵的，500 元老之间的矛盾就不适合互相使用武力压服对方，否则元老院发展工业化的目标就难以达成；500 元老对几万伏波军的控制也不能指望几百杆现代枪械，万一打起来天晓得谁收拾谁；元老院对归顺自己的归化民及土著，也不能啥事都用枪杆说话，对方就算打不赢难道还不会逃跑？即使是法律，由于需要暴力机关的维护，使用成本太高，打击面也不能太大。

于是，为了维护一个生产单位内部关系的和谐有序，各生产单位之间关系的长期和谐有序，使用广泛性、低成本的和平手段调解矛盾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了。因此能够被社会成员广泛遵守的、非强制性的道德文化就成了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生产秩序维护工具与阶级统治工具。

简而言之，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道德与社会文化，并没有高低之分，采用哪类意识形态取决于这类思想与文化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与相关的社会需求。

例如，同样是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或仇杀，杀光男丁、收养低于车轮男童的草原游牧民族落战争之所以比“满门抄斩”的广东土客械斗相对“仁慈”，并非游牧民族的道德观高于广东人，而是草原地区地广人稀，长期处于缺人和封闭状态、流行族内婚的游牧部落需要外族人口补充劳动力与婚配对象（防止近亲婚配）。而广东汉族则没有这类需求，加上儒家信仰里有“报杀父之仇”的传统，导致得胜的一方不敢收留战败一方的男童。

目前，元老院已经在政治思想教育、法律法规等方面有了不少建树，但在道德方面似乎还是空白。

实际上也不是一片空白，来自大明的成年归化民依旧在根据自己从小到大的生活中被潜移默化培养出来的儒家信仰看待自己与元老的关系——恩主与家奴的关系，根据儒家关于“恩义”、“仁义”之类的旧道德观效忠元老与元老院。蒋锁当初之所以没有暗杀元老，就是儒家关于“义”的道德信仰起了作用。此外，拔刀队的日本武士则是根据“武士道”精神效忠元老院。

而芳草地的一部分毕业生，一方面在元老教师的教育下抛弃了旧道德，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建立起与新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因此显得特别的急功近利、嚣张跋扈、没有礼貌。如果在工作中继续这样为人处世的态度，“刁民”、“智障”、“滚”之类的粗口不断，习惯性挥动屠刀解决问题，很容易得罪同僚与广大群众，从而影响澳宋体制的内部团结与元老院统治的稳定。

当然，元老院要建设的是新的工业社会，包括儒家文化与“武士道”在内的旧道德是不能照搬的。因此，布特在研究元老院版本的新道德时，也将根据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特点进行规划和设计。

正当布特正在为研究、设计“大宋新道德”而苦思冥想的时候，张岱正在刘大霖的府上跟几个临高的政协委员谈笑风生，用他们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对“大宋”与元老院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评头论足。

张岱在白斯文父亲的引荐下，来到临高县政协主席刘大霖的府上做客。刘大霖听说有“江南名士”来访，也是激动不已，在听到张岱说想多找几位临高的“政协委员”了解“大宋的新朝气象”后，刘大霖马上找仆人发请柬请来了几位住在临高县并且有空闲的政协委员来他家“饮宴”。

于是包括刘友仁、黄守统、李孝朋在内的六位临高政协委员来到刘大霖府上，跟刘大霖与张岱一起吃饭。

等到酒过三巡，大家打算开始聊澳洲人时，刘大霖吩咐大多数仆役出房回避并关紧房门，还叮嘱站在身边伺候的两个书童不要将今天他们这些政协委员聊天的内容传出去。

当初《大宋琼州府缙绅录》（后删去“髡人”的资料改为《政协委员名录》）的编写虽然不是什么机密，他们事先也没有到处张扬，原本只有少部分政协委员和他们的“家里人”知道，结果却有“大宋锦衣卫”找上门请他们去“喝茶”。这些人因此发觉澳洲人似乎在自己身边布了眼线，或者找家里的仆役打听过他们的日常言行。而且他们在编《大宋琼州府缙绅录》时，也曾经派仆人设法接近澳洲人的“家奴”、“家丁”打听过澳洲人的情况，推此及彼，很容易想到自己身边的仆役也可能因为“大嘴巴”或者被收买而向澳洲人透露他们的隐私。

虽然他们目前没有“反宋”的想法，但谁能确定此次跟来自“篡明”的江南名士聊天时，不会说什么让澳洲人犯忌讳的话从而惹来麻烦，因此干脆“密谈”。

张岱客套一番后，首先问的是“政协委员”的职能，是否只是‘虚衔’，除了“发财”机会的优先权，是否还有其他特权。毕竟白斯文的父亲不是政协委员，对政协委员究竟是做什么的肯定不如在座的几位政协委员清楚。

几位政协委员互相看了看对方的眼神沉默片刻后，刘大霖首先开口：“我觉得，大宋的政协委员，似乎是‘言官’！”在原本的历史上，刘大霖已经在 1635 年去世了，但靠着“澳洲神医”，他现在不仅延长了寿命，精神也尚可。